崔永元与王安石,老油条与臭傻逼

2018-06-06 02:05

这两天崔永元频繁向娱乐圈开炮,怎么评价这事呢,我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

 

一个是电竞圈的事,A某电竞项目早年职业选手,没有赶上大发展的红利期,后来因为年纪或者菜,转了行做解说和其他游戏主播;B是该电竞项目功勋队长,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凭借跟着战队老板、领队、教练良好的关系,即便竞技水平滑坡,依然占据着战队一席之地,后期以菜、划水、空大、拖累全队而著称。上个月有一次重要赛事决赛中国某队被歪果仁按在地下爆锤,B发微博安慰鼓励年轻人,A不屑嘲讽说电子竞技菜就是原罪。结果两个人就吵起来了,B说A不配谈某圈的事,早早就不混这个圈子了有什么脸嘲讽年轻人……结果A一下就毛了,抖搂出好多圈子里大家或多或少知道、但是都形成默契闭口不谈的事情,比如赌博买博彩打假赛——这已经是电竞圈的潜规则了,许多二三线战队就靠博彩和假赛养活自己,但是既然是潜规则,自然是不能明说的那种,公开出来大家就都不好看了;再比如一些其他八卦,比如B比赛期间带队员组队嫖娼找外围、老选手凭借关系前行占据位置不让新人上位等等。各种爆料让所有人看的津津有味不亦乐乎。(这里为了方便叙事有所简化,A不一定只对应一个人,B也不一定只对应一个人)

 

我其实不太爱关注这些八卦,觉得需要分析的无效信息太多太浪费时间,我就问日常非常闲的朋友,说你给我得出个结论,这俩人在闹啥呢。我朋友说:这俩一个是老油条,一个是臭傻逼,就这么简单的结论。我觉得这个概念的区分太精髓了,对我非常有启发,可以套用来分析很多事情。臭傻逼固然惹人讨厌,但是一个组织、行业、团体乃至于国家民族,就是需要一些“臭傻逼”,都是老油条的话这个行业吃枣药丸。老油条从本质上讲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是入行早、可能是能力突出,无论怎样坐上了一个可以躺着获得利益的地位,于是就不需要对现状进行任何改变,只要求和光同尘、安安稳稳谁也别闹事,我好好吃着肉,你们如果不瞎搞、不威胁我的位置的话也能跟着喝点汤——一个体系就这样固化下来了。

 

就拿崔永元的事情来看,无论小崔转基因持什么立场、之前做过多少傻事,我们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来看,这次他揭露影视圈潜规则的事干得好。小崔就像一条鲶鱼,搅动了影视圈这个固化的死水。比如天价阴阳合同、明星偷税漏税等,他一闹,国家也关注了,那群老油条们自然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否则还像以前那样,没有剧本没有演技没有内涵,单纯靠几个流量明星撑起一部戏,喂观众吃屎就能赚的盆满钵满,这个行业是不健康的、没有生命力的。流量明星靠阴阳合同吃下了大量资金,编剧、摄影、特效、服装、美术、灯光等技术工种的成本肯定能压缩就压缩,而流量明星有时候压根不需要自己演,抠图就行了。观众们也很无奈啊,我也需要娱乐吧,但是市面上的全是屎,我也只能挑一个看起来好看一点的屎吧。这样固化的行业就完成了一次收割,老油条们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胜利弹冠相庆,然后准备着下一次如法炮制。

 

就比如说那个屎诗级烂片《逐梦演艺圈》,多少业界大佬给他站台,你们看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这些话来:

这些人是傻吗?不,他们就是典型的老油条。即使知道这部电影是什么货色,但是场面话肯定是要说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人。从毕志飞这件事情来看,就是一群老油条炮制出了一个臭傻逼,让那个臭傻逼还真以为自己拍出了个什么东西来。但是这个臭傻逼也让大家看到了那些所谓“专家教授学者”等老油条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所以从根本上讲,“老油条-臭傻逼”这个二元相克的模型还是成立的。

 

虽然说这次崔永元主要是因为私人恩怨,再加上病得比较重,所以行为做法都比较偏执和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揭露了某些行业的阴暗面。既得利益集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吃肉喝汤全是他们的,就得出一点像崔永元这样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来冲击一下,才会有生命力。因为游戏规则说到底也是那些“老油条”们制定的嘛。看到一篇两个月前的报道,讲华谊兄弟用15亿收购了一家资产为负5500万的公司,这不是洗钱那就没有什么是洗钱了。所以老油条为什么是老油条啊,随便混混所有利益全是他们的啊。

 


目前有一些“圈内人”开始声称,崔永元的做法对整个行业都是有损害的,如下图这种说法很流行。

这其实是很荒谬的言论,说这话的人不是既得利益者的传教士,就是被既得利益者价值观洗脑的人。像崔永元曝光行业黑幕、阴阳合同、偷税漏税、播放量造假等现象,在老油条眼中虽然“傻逼”,但恰恰对行业是有益的。这些“圈内人”的言论仿佛让我想起了某学校出了针对学生的丑闻,结果本校学生还在给学校拼命洗地一样。真正的结论应该是,频繁敲打这些“老油条”,是有利于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

 

既得利益集团固化对整个行业带来的危害,我在《生而贫穷》里举过威尼斯的例子。在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的这段时间里,威尼斯共和国以一个城市的体量建立了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海洋霸权:有着遍布地中海沿岸的殖民地,无与伦比的海军部队,甚至被教皇特批的与ysl国家的贸易特权。随着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衰弱给了威尼斯称霸地中海的机会,威尼斯人迅速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南到埃及,东到叙利亚,北到黑海,包括著名的要塞如古希腊的克里特岛、美塞尼亚的迈索尼、艾维厄岛等等,都是威尼斯人的殖民地。在意大利五强(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教廷)中,威尼斯是当仁不让的执牛耳者。

 

威尼斯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体制比较特殊,在发展早期,威尼斯经济、社会最基层组织是一个又一个“伙会”,类似于现在的股份制公司,伙会由一些商人投资,支持富有冒险精神的船长和水手,为远洋贸易提供经费。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伙会,根据你的出资多少按比例分配最后的收益,出资人和远洋队共担风险。随着商贸的发展,这些伙会还承担起了组建远征军、剿灭海盗、占领殖民地的职责,就是一个爷爷辈的东印度公司。因为先进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威尼斯的远洋贸易也动员起了城市中最广泛的力量,以一个城邦之力,在13、14世纪占据了欧洲航海贸易额的90%以上。而在此时,欧洲几乎所有地区都处在万马齐喑的中世纪——离西班牙统一、新航路开辟还有二百多年,威尼斯毫无疑问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然而基本上胜极的巅峰就是衰落的起点。短短五年之后的1315年,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就是一些大伙会的联合体)颁布了Libro d’Oro,亦即“黄金法案”(Book of Gold)——一部上层贵族们编制的官方登记册——只有名字出现在上面的,才有资格参与威尼斯的社会管理事务。凭借着其有力的政治地位,上层阶级慢慢颁布法律、制度,开始垄断航海贸易,百花齐放、千帆竞逐的威尼斯贸易业受到了沉重地打击,以至于威尼斯人都称“黄金法案”为关闭条例(La Serrata)。垄断愈演愈烈,社会流动完全停滞,社会经济活力也几乎丧失,直到最后,“伙会”被彻底禁止,只有“贵族”们才有资格成立这类的组织。

 

一旦垄断阶层垄断了所有政治上的上升渠道和经济上的最大利润,他们就开始变得不思进取,威尼斯的上层阶级开始把与msl贸易得来的巨额财富投资农业。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指出:“在征服整个威尼西亚的领土后,威尼斯与十五世纪初成为一个农业大国……贵族富豪一反常态地放弃商业,全力投入农业经营中去。”对于这一不寻常现象的原因,布罗代尔进而指出:“地中海上海盗猖獗,大宗贸易的困难和风险变得太大,他们需要寻觅一个稳妥的投资场所,农产品的价格和高额利润促使威尼斯的资本转到土地方面去。在这里购买土地只是短视地为了牟利。” 

 

就在威尼斯上层阶级满心欢喜地买地种菜之时,葡萄牙人开始了自己的努力——1488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十年之后,达伽马抵达印度——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展开了序幕。葡萄牙人曾信心满满地说道:“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咙。”事实也是如此。于是,眼看着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前仆后继地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航海殖民事业的时候,威尼斯上层老爷们继续躺在过去的财富上过日子——航海利润低了不要紧,我们就去收菜啊;威尼斯的下层人民就只能安安稳稳岁月静好了——贸易业都被老爷们垄断,人民能够组织起来的伙会又被禁止,离马克思主义出现还有三百年,那我还是安安稳稳的当个奴隶吧。

 

威尼斯的商贸地位一落千丈,当这些脑满肠肥的贵族老爷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18世纪威尼斯出台了禁止奢侈品的规定,这条法令内容包括衣服禁止用金、银丝缝合、使用珍贵的皮毛,并且限制面向外国游客的过分装饰的公共演出——认为这会导致财富外流——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玩笑式法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面衰落的葡萄牙、西班牙也都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同样失去了社会活力的西葡两国大概就是“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吧。

 

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定期清理一些老油条,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啊!

 

受那位朋友启发,我发现“老油条-臭傻逼”这个二元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问题。我当时就给他讲了一个王安石变法的故事。(这个模型是非常形而下的,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也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但能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问题)

 

我们读史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所谓的“旧党”要比支持变法的“新党”,可爱的多。旧党都是谁啊,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程颐、苏轼苏辙这一级别的,哪个都是博学大儒、风度翩翩,道德文章一样不差。新党都是些什么人呢,章惇、蔡京这一类货色,史书上都有个响亮的称号:奸臣。

 

旧党,就是典型的“老油条”。北宋一朝是封建士大夫们过得最滋润的年代,朝廷俸禄给的足,皇帝尊敬,福利待遇各种好;没事了花前月下,吟诗作对,再玩一玩“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情趣play——这样养着,不优雅不风度翩翩才怪。老油条们就觉得,万事都好啊,你变毛的法啊?

 

但是,好是他们的好,不是老百姓的好,也不是国家的好。整个北宋王朝已经山雨欲来,冗兵、冗员、冗费就是三座大山。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对少数民族政权屈辱求和——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变法找不到执行者。

 

因为变法是要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而政策的推行,又要是靠这些“老油条”——也就是官僚士大夫的。这不就是矛盾了么。所以说王安石用人只能用谁啊,急着往上爬的新官僚。王安石不是臭傻逼,人家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但是他为了新法的推行,只能选一些臭傻逼做副手。这些新官僚真正认同“变法理念”吗?也未必,他们只是看到了一条便捷的上升渠道——因为整个官僚集团的老油条们都在与王安石或明或暗地对抗,而此时支持新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升官途径。王安石也很无奈啊,他被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也坑了几次,但是总得有人干活啊,政策总得有人去执行啊。

 

而真正到了执行这一点,就给了老油条们发挥的余地了,这是他们的主场。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老油条”们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北宋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臭傻逼”的形象出现的,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近代一位老人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而这位老人,在晚年也经历了王安石类似的困局,在“老油条-臭傻逼”的二元对立中无所适从。一次老人的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ID:knowledge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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