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反传统 法家不为文革背黑锅

2018-06-01 23:11

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以降,中国政治与思想的主流是反传统,特别是将儒家思想当作中国制度与科技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为了摒弃前现代(“封建专制”),进入现代,就要全盘西化,管它是德、赛二先生的西还是马先生的西。可能是用西方话语批评中国传统不接地气,也可能是中国人毕竟更习惯一套传统话语,因此传统中一些非儒家传统被“弘扬”出来。比如对有些人,道家就成了中国“古代”自由传统的代表,抬道家以贬儒家。更吊诡的是,文革之中,通常被认为更专制的法家也被抬了出来,用以批评儒家。一种阴谋论的解读,是法家与秦始皇作为当时当权者的象征,而儒家是用以代表林彪与周恩来这些政治斗争的对象的。但是,有这种阴谋与否,对儒家的批判,确实也是五四以降的反传统运动的主旋律,那么在作为反传统的极致的文革中批评儒家,用不着什么阴谋,也是“理所应当”的。

后来反思文革,法家也被批评,这似乎是儒家的福音。但是,当法家成了文革、进一步成了两千年专制的根源,反反传统的文革,就又变成了反传统。再通过阳儒阴法的说法,儒家或者被当成两千年专制的帮凶,或者至多被当成一个好听而无用的学派。后者更是与对儒家明褒实贬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所采取的策略相呼应:儒家作为一套精神性的、心性道德安排,作为现代多元信仰的一元,还是可以存在的。一些儒者,也是守着这种辩护儒家的方式,吃着反传统者给的嗟来之食还沾沾自喜。但真正地正视儒家、正视传统,要求我们正视传统政治,正视法家和儒家在其中的作用。当传统政治被当作酱缸一片的时候,儒家也是很难自保的。

那么,法家是不是可以给文革背书呢?对法家的思想本身,本人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被冤枉的法家”一文,多有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那篇文章,这里我只是简要地说一下其与文革之区别。根据《韩非子》中的法家思想,人的自然倾向中,最刚性的,是趋利避害。因此,儒家试图通过道德教化来使人为善,尤其是在人类脆弱的善性被致命挑战的“现代”,是痴心妄想。类似地是,文革时候以“狠斗私字一闪念”为代表的思想改造,从韩非子来看,虽然改造目标与儒家不同(一个是大公无私,一个是推己及人、由私及公),但是在试图改造人的性情上,是同样的痴心妄想。韩非子也要人们只为“公益”(国家利益),但他的做法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利用人们的趋利避害心(私心),通过赏罚及其制度、法律实现,引导人们为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这一国家唯一应该追求的目标来服务。用文革的语言说,韩非子的想法就是文革中被狠批的“唯生产力论”,而韩非子也会痛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文革口号的(他会说,管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苗的就是好主义)。

但是,有人会说,文革时候对知识分子迫害、知识青年下乡、对工商业和人口流动的种种限制,看起来确实也是与法家当年的政策呼应。不过,韩非子将文学之士列为五种害虫之首,是因为他们给君主提供的政策主张,不利于富国强兵。君主不听他们的,也就好了。对这些人要进一步压制,是因为在他的时候,君主给了这些读书人太高的地位、太多的财富,打击了农民和士兵的士气。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文学之士,不仅包括儒墨,还要包括那些哪怕是贩卖兵家、法家言论的人。他对工商业的反对,出于一样的动机。他不是要彻底废除工商业,而是认为工商业非主业,农业才是经济的根本。但务农赚不了快钱,而工商业可以。因此,如果任由工商业发展,趋利避害的人们就会趋向工商业,农业就会受到伤害。这种本末倒置最终会伤及国家实力。其实,欧洲现代早期的重农学派,有着对经济类似的认知。并且,重农学派还认为有超出人力控制的自然经济规律,人们只能服从。这也与韩非子要求政治要服从“道”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要人为的观点相呼应。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但就我看来,他应该被叫作欧洲的韩非子才对。

明白了韩非子为什么反对给予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过高地位,并且再考虑到韩非子强调不要守株待兔而是要与时俱进,我们可以推测,如果韩非子生活在我们这个工业化时代,当看到工商业对国家强盛的关键作用的时候,当他看到基础教育是“生产”工人所必须的时候,当他看到科技发明的重要的时候,他会改变他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具体政策建议的。在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推手亚当·斯密,其实就受过魁奈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与时俱进,接受了魁奈看不见的手的想法,但是放弃了重农。其实斯密自己也曾反对过银行放贷这一当代金融的基本手段。总之,如果文革的一些政策与法家呼应,其呼应的是法家的皮毛,但却背离的韩非子的精髓。

韩非子另外一个令人诟病的思想,就是对绝对君权的推崇。但是,他认为,国家制度与法律,必须有依靠。在他那个时代,这个依靠自然是君主。为了国家制度的绝对权威,君主的权威必须绝对。西方现代早期的思想家霍布斯、乃至康德,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而欧洲除了英国这种少有的例外,多数在现代也走向了绝对君权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同时,韩非子认为,君主出于趋利避害的原因,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但国家富强必须按照天道,即政治规律,而不能人为干涉。因此,君主为了自己利益,会成为法律制度的被动看守者,而不会胡作非为。韩非子的专制是法律制度的专制。当然,法律制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法律制度之外的事情上,比如让他的臣下表达真实想法、对这些想法做判断,君主还要有术。韩非子是现代化官僚体系的最早的理论提出者。但他被拉出来为反官僚的文革背书,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文革之时,制度(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被严重破坏,而剩下的就是当权者的权术。这学的是韩非子的末,却把他的本给抛弃了。

在国际上,韩非子奉行的弱肉强食的权力政治,即对外霸道。但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念的指使下,我们自己饿着肚子援助非洲,自己的国土划给了后来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兄弟。对内霸道,对外王道,这恐怕也很难跟法家扯上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实践与理念,跟韩非子的想法多是背道而驰。反文革要从当时的当权者及其思想中找原因,而不要找到中国传统头上。文革是反传统的极致,而把文革归诸传统,从而继续反传统,只能说明反传统人士有丧心病狂之嫌。

当然,韩非子的思想,有其致命问题。上面所说,只是想说明,他的问题与文革的问题不同。韩非子的理想政治,在中国以秦制为代表,它的现代版本,最好的代表就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韩非子对法律与制度的权威的强调,对这些国家的成功,非常关键。哪怕在当代的自由民主国家里面,其成功者,也是制度与法律拥有极高权威的国家。但这套制度与法律的目的应该是什么?韩非子的体系里,国家只有不断富强、不断扩张一途,最终只能导致秦朝、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的崩溃。并且,当这套制度与法律有问题,它们的维护者(君主)有问题,如何纠错?为了制度与法律的权威,韩非子不允许有任何内置的纠错机制。只靠利益基础上的制度约束,孔子早就指出过,人民会守法,但是没有羞耻。这样的人民得到机会就会为所欲为的。并且,完全靠利益的赏罚机制,当罚到极致(处死)或赏到极致(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个赏罚机制在绝对君主制的情况下就失灵了。

法家的问题,还有很多。对这些问题,距离暴秦覆灭不久的汉朝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多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汉初甚至有复封建的举措,但是随着七王之乱,秦朝奠定的郡县制被牢牢地接受下来。汉朝的儒生也多有鼓吹皇帝不能继承而要禅让,甚至坏皇帝也要被废掉,但是王莽新政的失败,也断送了中国政治内部彻底改变皇位继承的期望。最终中国传统政治落在了儒法兼用、儒法互补上。它不是阳儒阴法,因为法家政治成为国家实际的根本是会导致致命的问题的。并且,韩非子的根本思想是无法将儒家并入其体系。但是反过来,儒家完全可以把韩非子的一些根本考虑纳入儒家。比如,韩非子对儒家的道德是彻底拒斥的,但先秦儒家并不反对制度与法律的重要。只不过儒家要求法律与制度要以道德考量为基础,而法律与制度无法规管的,要以道德来指导。因此,虽然是儒法互补,但是儒要更根本,而不是“阳儒阴法”所暗示的法家更根本的想法。

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有强大的制度与法律基础。说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可能恰恰是百多年反传统从而反掉了传统制度的结果。同时,儒家又从政权合法性、政府问责、政治制度等方面,对中央集权多有限制。不幸的是,五四要反专制,却去反传统政治里面制衡专制的孔家店,结果中国越反越专制,而反传统者还更因此加深了传统中国只有专制的偏见。

这不是说,我们只要回到儒法互补的传统就可以了。上面已经说到,韩非子的思想,要接受工业化、知识化经济的洗礼和升华。对政府的限制,对政权合法性的建立,对人民利益的保障(特别是权利),在很多方面,西方的宪政与自由传统可能做得更成功。这些我们都要吸收。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吸收了这些新元素的升级版的儒法互补之制。比如,中国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一方面,国家的法律制度没有权威,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很多法律与制度都有问题,并且国家的权威被用到了国家用不着管、甚至管了以后反而有害的地方,比如对政策的自由讨论的种种限制。因此,中国的改革确实很具有挑战性:它要在废除国家不应有的权威的同时树立起国家权威,它要的就是儒法并用。在这个问题上,两千年的传统政治有过很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因此,不去正视这些经验,不去正视传统,我们干了百多年的有病乱投医的事情,就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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