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讨薪呼吁分配正义 中国政府需避失信危机

2018-05-31 05:14

近期,中国内地安徽六安市一起教师集体上访“讨薪”事件引发社会巨大争议。跳脱对弱势群体的“底层反抗”和政府执法的“粗暴僵化”的模式化想象,在讨薪背后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当下的“分配正义”,而在分配背后无法回避的是“自由权利”问题。

多起教师“讨薪”,公平待遇是诉求 

5月27日上午中国安徽六安市40余名教师集体上访向当地政府“讨薪”视频成为网络热点。其中,执法警察粗暴殴打教师成为网络激愤焦点,在长期存在的官民对立情绪中,政府粗暴压制民众权利、弱势群体如何抗争的话题在喧闹的网络构建了“底层反抗”叙事逻辑。但除却非理性情绪的包装,教师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为争取自身权利“讨薪”本身并没有错,不管所讨的“薪”是工资还是额外的“奖金”。

随着这一事件进入舆论漩涡,其他地区的教师讨薪事件也不断卷入视野。2018年4月15日,陕西省周至县部分教师同样自发聚集在西安市政府前打出横幅向政府讨薪,所讨之薪仍然是“绩效奖金”。据悉,陕西省西安市各级公务员2017年末补发2016年绩效考核总量三万至三万六,而全市教师被人为区别对待,有的区县给教师发绩效奖金两万四,有的区县六千,有的区县没有。这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教师不满,愤然走上维权之路。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正义

中国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走过匮乏的时代,但“不均”问题愈发成为时代的主题。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阶层差距、贫富差距等困扰当下。教育不均衡只是诸多“不均”之一,却也能折射社会不均的共同内涵。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领域一直是社会建设的弱项,教师待遇不高也一直教育公平问题争论的焦点。而基层教育和基层教师待遇差更是最大痛点。早在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就曾明确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政府出台了无数的落实政策,各地教师待遇虽有不少进步,但有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基层政府由于主客观原因仍未完全实现这一要求。

近几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不仅增加了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基层教育的支持力度,敦促地方落实。比如2018年2月中国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各省市也纷纷出台了保护教师利益提高教师待遇的政策。安徽省、陕西省等诸省市针对教师的“一次性工作奖励”可视为完善教师待遇的相关措施。

但需指出的是,这项向公务员奖励看齐的教师奖励在实施中远没有公务员待遇那般制度化,因此在操作中弹性巨大。省级以下有没有奖励、有多少奖励,省级都没有明确规定,地方自主执行。更大的问题是,地方市县,决策和执行都没有充分的社会参与,钱去哪了,给什么人没给什么人,为什么给,都没有明确公开的说明,类似于一幢暗箱政治。

缺乏民主监督,如何保证公平

这也反映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弊病,那就是政治过程缺乏应有的民主监督。政治决策涉及民众利益的分配,但这个分配过程不能没有民主参与,完全由政府一手主导。当然,地方人大对政府的决策和预算有审议和监督的权力,但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人大监督还远未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预算决策前是否有充分的民主协商,决策执行后是否有硬性的监督问责,这些在现实政治中的并不完善。

如此,缺乏充分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的分配方案,本身含混不清,在现实执行中又缺乏硬性约束,不可避免地走向马太效应的循环,资金流向很难给到弱势的乡镇教师。如此模式下出台的福利分配改革,难以做到令民众信服的真正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当民众纷纷为争取“合法利益”去政府“上访”,上访无果不得不走上街头,地方政府陷入失信的危机。

因此,政府要扭转这种局面,不能单单指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考量体制性的缺失,将民主监督充分地体现在政治体制中,让人大制度真正地落实其人民代表监督职能,扩大社会参与,推动政治从“暗箱”走向“公开透明”

自由权利

除此之外,还应该完善民众维权制度。在中国政治设置中,担任救济的机制是“信访制度”。其实,信访制度延续了古代告状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众反映利益诉求提供了一个快速直接的途径,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缓解社会压力的制度出口,缓解了游行示威等民众抗议的压力。另一救济方式是司法救济,但由于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现实体制又具有很强的大政府模式,政府主导司法成为这种模式的特点。司法制度可以不断完善,但要在短期内改变司法制度和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并不易实现。可以说,在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现实中,信访具有一定的制度合理性。

但要看到,在现实维权活动中,不管是体制内的司法制度,还是上访,都属于体制内的救济机制,不能充分地保障民众的权益。这就需完善保障民众的言论、游行、结社等自由。民众维权往往走上集体上访的体制外的抗议活动中,这在示威游行权利受到相对约束的条件下,集体上访其实起到类似的作用。因此,虽然上访不是走的司法程序,但它也具有制度合理性。而集体上访虽不合上访制度规定,但它具有更高的道德正当性。中国要完善治理体制,除了需要完善司法制度救济通道,还有必要肯定非司法程序的抗议通道。中国民众的言论、游行、示威权利应得到更进一步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这是人们应有的自由权利。

改变现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支持民众自主形成的合法维权形式,逐渐完善民主政治参与和司法制度建设,有序放宽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对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有序治理应该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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