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改革逻辑

2018-05-14 23:20

中国90年代的改革逻辑适用时间较之80年代长,涵盖了从1989年到2012年的23年时间。如果说把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称为“邓小平时代”,这23年可以说仍然属于“邓小平时代”。或者说,邓小平时代可以分为两个“小时代”,即80年代的“第一小时代”和从1989年起到2012年的“第二小时代”。

 

本文授权自:IPP评论

 

江泽民和朱镕基时期可以说是“第二小时代”的高峰期,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则在延续这个小时代,同时开始纠正这一改革思路所出现的弊端。不过,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还没有形成改革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形成。

 

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终结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变革思维。从1989年结束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可以视为新思维酝酿期。因为西方的全面制裁,内外部经济发展条件恶化,领导层暂时处于保守和防御状态。

 

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很快促成了邓小平一代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改革思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来,并且把重点置于经济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因为经济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能实施,因此求助于政治改革(即“新思维”),但政治改革很快就演变成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本身的解体,更导致了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

 

苏东集团解体对中共的冲击、影响和教训至少有二。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时进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式民主化,而是强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就是巩固执政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经过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背后的政治较量,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改革思路。多年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概念被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的确立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 

 

90年代后期,中国也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组织“接轨”,中国修正了一系列内部法律、法规和政策,以符合市场经济的“国际要求”。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1992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每年实现了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1、90年代“小真相”的改革

 

在政治领域,9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出现类似80年代那样的“宏大真理”,而是侧重于细节(“小真相”)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宏大真理”,构成了邓小平遗产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小真相”的改革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1992年十四大解散了顾问委员会,在正式制度层面解决了老人政治问题。(当然,退休政治人物通过非制度渠道施加政治影响力继续存在。)第二,限任制度的确立,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领导职位的任职者至多不能超过两届。第三,年龄限制。公务员系统包括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制度牢固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也非正式地形成了“七上八下”的默契,即年龄低于67岁的可以担任或者继续担任常委,而超过67岁的必须退休。第四,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确立了“核心”的概念,但同时也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

 

最重要的莫过于“三合一”体制的确立,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担任,以保障最高权力的集中和政治责任的明确化。在80年代,这三个职位分别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并且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这种“三驾马车”的体制造成了权力行使的很多问题,充分体现在1989年政治风波过程之中。应当说明的是,“三合一”体制的形成本身是对80年代“党政分开”制度的直接否定,而在局部领域开始走上了“党政一体化”的改革道路。“党政一体化”作为总体改革思路的形成,要等到25年之后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有一项改革可以算得上在“宏大真理”层面,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法治”改革。之前,官方用语一直是“法制”。十五大之前,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乔石力推“法治”改革。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法制”和“法治”尽管只一字之差,但含义非常不同。前者表明法律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工具,党政干部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后者则表明即使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都必须服从法律,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

 

但是,“法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或者理念而存在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法治”并没有提到执政党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只是到了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执政党才形成了以“法治”改革为核心的总体改革方案。

 

还有一项改革尽管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但也对执政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尽管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新兴阶层的政治身份问题,但容许新兴阶层进入政治过程(加入执政党)则大大扩展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从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新探索很多,但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预示着旧的改革思路需要告一个段落了。

 

在社会经济层面,之前的经济优先发展政策很快演变成了单面向的“唯GDP论”,即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问题。到这个阶段,各种问题一一爆发出来。领导层开始质疑之前的发展观,提出了“中国要追求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并试图通过“科学发展观”来缓解和解决问题。

 

就机构改革上说,这个时期基本上承继了80年代以来的思路。“党政分开”不再提及,党政在实践上开始“一体化”,表现在上述“三合一”体制,也表现在省一级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制度。不过,从1992年到2012年,每一次的机构改革都是政府(国家)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从来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种“两张皮”的现象使得党政机构的发展很不协调。即使在“三合一”体制内部也如此。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任期制,但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则没有类似的规定。这种内在的冲突可以引发重大问题。例如2002年当时的军委主席任期到了两届,但因为这个职位没有任期限制,又继续担任这一职位两年,从而在实践层面使得这两年里不再是“三合一”制度。

 

2、党内民主改革

 

在这10年中间,最重要的探索莫过于“党内民主”了。2007年执政党十七大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改革思路。应当说,这是对以往改革思路的改进。以往的思路并没有解释民主的发展路径,但十七大说清楚了。这个时期,党内民主最重要的试验就是党内票决制,尤其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采用票决制。

 

这个方向也不能说错,因为当时人们对民主的普遍理解就是票决,或者选票制。不过,因为执政党并没有票决传统,不存在明文的票决规则,因此潜规则太多,一些政治人物开始操纵这一制度,导致了滥用与不公。这也就是十九大不再使用票决制来选拔干部的主要原因。

 

在实践层面,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也导向了另一些甚至更为深刻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首先,为了体现党内民主,原先的“核心”概念被去掉。邓小平在确立“核心”概念时说得相当清楚,中共体制的运作需要一个核心,如第一代的毛泽东和第二代的邓小平,因为核心意味着政治责任。但2002年之后不再使用“核心”的概念。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体现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

 

其次,领导顶层实行分工制度,一人管一块。这种顶层分封制的确比较民主,至少在表面看如此,但实际上很快就产生了很多恶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中国被称之为“团团伙伙”的“寡头政治”的形成。一人管一块,又因为党的领导层不存在“核心”,那么每个常委具有了管辖领域实际上的最终决策权,总书记只是“橡皮图章”。

 

十八大之后被清查出来的周永康、令计划和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就是典型的“政治寡头”或者“军中寡头”。政治寡头形成了服务和忠诚于自己的权力网络,往往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委。经验地看,寡头政治或许有可能发展成为类似西方的多党政治,但这无疑是一种劣质民主,是人们必须避免的。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就是这样的寡头政治。乌克兰自独立之后也一直是寡头政治。

 

这10年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涉及一个外在政治压力问题。在民主问题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在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着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主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资本一样,自由民主如果得不到扩张,就会趋于死亡。在80年代,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自由主义力图在中国寻找发展空间。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认为1989年政治风波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互动的产物。

 

在90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寻找到了空间。中国因为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民主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并不大。但在跨入新世纪之后,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中国在民主方面面临的压力再次加大。这个时期,民主在东欧的版图已经确立,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实现了民主,这样,西方自由主义再次转向中国。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尽管都竭力反对在中国搞西方式民主,但他们也没有忽视探索中国本身的民主政治发展。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很显然,在西方成功地把中国经济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很难容忍中国的非民主政治,甚至把此视为政治“威胁”。这种情况近年来随着西方民主出现问题变得越来越甚(另文讨论)。

 

总体上说,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在政治领域,邓小平的遗产得以延续,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加强。党内民主方面的探索加快,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所有重要的问题似乎随着十八大的到来,都处于随时爆发出来的边缘,而有些甚至开始爆发出来。十八大因此开得非常艰难。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需要改变旧的改革思维,另外寻求一条新的改革思维。这便是十八大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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