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爱心”终于“变心” 中国慈善事业再思考

2018-05-08 03:12

短短十多年物是人非:李利娟2006年因收养100余名孤儿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并多次被国家级媒体报道。时隔十二年之后,2018年的5月被相关部门指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其创建的“爱心村”被取缔。李利娟从被国民交口称赞的“爱心妈妈”堕落为人人唾弃的“地痞流氓”,她的经历真实地诠释了“人生如戏”。

早年李利娟确实是落入凡间的天使:在自己发家致富之际不忘回馈社会,多年来一直坚持收养弃婴,尽管因此入不敷出、疾病缠身也没有放弃这一善举,她卖掉别墅,在原来的矿井边上,修建了现在的“爱心村”,22年来陆续收养了118个孤残儿童。李利娟以个人善举填补了本应由政府部门兜底的空白,因次收获了不少荣誉,为树立民间慈善的形象和信心给与了重要支持。

成也慈善,败也慈善。在官方最新的通报里,李利娟更像是一个借慈善之名敛财的“骗子”。有人认为她用孩子在绑架政府,网络上有指控李利娟的帖子称,她挂着爱心妈妈的招牌,威逼有关部门,拿到了开矿许可证,阻碍交通局修路,获得巨额赔偿。5月4日上午,河北省武安市民政局牵头,联合公安、消防、卫计等部门和午汲镇政府,对李利娟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6日对李利娟实施刑事拘留。

回看整件事,李利娟从昔日“感动中国”的道德楷模沦落为人人喊打的“地痞流氓”和骗子,固然有她品行变质的原因,让人看到人性之复杂,但在此过程中,政府作为的缺失,亦值得反思。

首先,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事务上,民政部明确规定,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既然政府部门要与其共同举办就要发挥在其中的作用,但结果因为李利娟的抵制,政府的安全检查进不了门,公安机关采不了血,甚至其对消防整改通知书也遭拒签。

其次,民政部明确规定,孤儿身份的认定,收养条件核查等,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第一把关人。反观李利娟“爱心村”中32名“孤儿”实际上都有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的孩子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李利娟将其放到“爱心村”名下,既可套取低保资金,也能扩充“爱心村”门面,关键时候还能为其所用。但这一真相的曝光是在“爱心村”建立起来之后,而且最初是群众举报而非政府部门核查的结果。可见民政部相关部门并未履行职责去核实孤儿身份、以及核查收养条件就批准了“爱心村”的成立。

不单如此,民政部还规定,孤儿教育、医疗、生活保障,善款和政府补贴来源去向等,也需要及时跟踪监管。但李利娟通过当地民政部门,领取低保金、房租取暖费、房屋修缮费等筹集的善款似乎进了自己的腰包:在武安有多处房产,在邯郸也有房产,平时不在爱心村居住,名下有路虎、奔驰等豪车,其名下存款还有2000多万元,美金2万元……作为“爱心村”的创办人,其数额如此巨大的私人财产在一点一点积累的过程中竟未被监管过。

此外,本来根据民政部规定,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合办且要年审。但事实上李利娟2014年至2016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向报送年检材料。针对年检问题,李利娟解释说2014年换证以后,她一直询问要不要年检,但是得到的答复说不用。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武安市相关方面的证实。是李利娟藐视行政规定不去办理年检也好,还是相关部门对此规定没有诠释清楚也好,反正事实的结果是一直到2017年,相关部门其仍然不折不扣地给“爱心村”发补贴,政府部门对民间慈善机构一次次对公共秩序的挑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错不纠错加速了慈善变质的历程。

雷锋曾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同样如果将公共慈善事业的可持续性的希望仅仅寄托在个人的自觉修养中,未免太过天真。李利娟的骄纵是个人行善操守的变节,也反映了当今民间慈善机构在成长过程中的乱象。这既说明此前政府监管的缺位和慈善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也反过来要求政府应依法有效监管,健全慈善监督体系。当然,政府监管和健全慈善监督体系都必须依法进行,都应保障起码的社会自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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