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段子”舆论风波为何一再上演

2018-04-18 04:38

如果说,市场的野蛮生长不足取,需更好地遵从法治规则,那监管部门更应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各方都需要接受法治规则的规训。

前段时间,中国监管部门对今日头条、快手等移动平台的严厉整顿引来围观无数,其中舆论尤以对今日头条旗下“内涵段子”处罚不满,监管部门曾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由将其永久关停。舆论平息之后,留给各方的教训和思考却还没有充分探讨。政府监管背后其实折射了国家和社会各层面对现代社会规则意识和程序正义缺乏重视,权力不是法外之地,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体都需要进行法治的规训。

官方对今日头条的整治绝非首次。之前今日头条及旗下产品就曾因涉传播色情低俗信息、刊登虚假广告、私自搜集用户隐私数据等问题,多次受到监管部门处罚,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类似企业和产品比如快手、凤凰新闻APP等也都受到过暂停下架等处罚,但类似“内涵段子”这种“永久关停”的简单粗暴手法让许多人不满。内涵段子是中国的一款移动短视频软件,由用户上传分享一些娱乐性质的短视频,内容多以娱乐调侃为主,拥有上亿的用户。除了线上交流,线下也有不少网友的互动和活动。其中,部分视频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宜未成年观看的内容,但监管部门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由将其永久关停,就非常值得商榷。

如果说,如《炎黄春秋》、共识网等涉及政治敏感性的杂志网站遭到整顿或关停,我们尚可抱有最大限度的理解,但对于一些不涉政治的文化娱乐类产品,似乎并没有必要采取如此严厉的监管。比如对一些被视为格调“低俗”的文化娱乐类的微博、微信公共号的关停,对一些低俗“嘻哈”歌手的封禁,对经典歌曲娱乐化的批判,乃至这次对“内涵段子”的“永久关停”……监管部门在类似问题的处理上屡次被人诟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治理的短板。

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其实就体现在“制度化”上,要以普遍有效的客观规则和制度取代管理者的主观标准,从而使得治理更加稳定、高效、持续。因此,政府对市场进行监管无可厚非,但监管标准和规则应尽量的客观具体,不能留有太多的主观发挥空间。这样的规则才可以被各方达成共识并加以遵守,即便规则很严苛,但只有足够清晰具体,就可作为治理标准,触犯标准便可接受惩罚。而诸如“导向”“低俗”之类的规定,“主观”色彩浓厚,对其内涵的理解因时因人而异,缺乏客观标准,不能成为有效的规则和标准。而作为官方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有规定,但其内涵和外延都太过宽泛,况且其既是一种“导向”,也就是软性性的,便不具有对“非主流”价值的硬性约束力。官方以此模糊的尺度进行裁量,其实,对被监管者和民众来说,均无清晰标准,反而留下一种以监管者的主观喜好和解释为准的印象,最终难免缺乏说服力和正当性。如果监管者在未取得民众理解的情况下,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强行“一刀切”,既伤害了无辜民众的权益和信任,激发了更多的社会负面逆反对抗情绪,又无法对违法的市场行为进行合理的处罚,误导了社会焦点,反而坐实了监管者“以理杀人”的负面形象,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实为不智。

现代社会需要更为精细化的治理。监管者应该精确地切割责任,依法治理,精准治理。对于明显违法的市场行为,要依法进行打击,比如,今日头条发布的违法虚假广告、违法搜集用户隐私等,明显触犯了法律法规,理应依法制裁,严格执法。而对于本身性质不好界定或处于灰色地带、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比如对于传播一些“色情”信息、低俗信息的商业行为,也需对“色情低俗”内容进行细致的甄别,需一边完善法律法规,一边对市场主体进行有序引导,并给出足够的整改时间,而不宜一棒子打死。其中明显触犯法律理应依法制裁,而如果仅是“不够高雅”,不够主流价值观,就一概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色情低俗文化,作为某些民众的需求,也有其合理的价值。当然,政府可能担心这会影响理智不够成熟的未成年人,进行一定的文化分级和年龄限制,这是可以的。当然,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国家虽然勉强承认色情低俗文化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同样要求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不宜以传播色情低俗信息来赚钱,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但即便如此,也不宜“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一个产品背后是一个企业和众多员工的汗水结晶,即便借着市场低俗化娱乐化的东风赚了第一桶金,也不应当由政府决定其生死。况且,色情低俗的内容毕竟不是产品的主流,而不过是公司快速发展中的不足,并非不可加以规范和引导。如此简单地行政关停,而不做合理解释,对于那些普遍员工和上亿的用户的合法权益,无疑也是一次损害和不尊重。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做出每一项裁决都不该简单化之,而要具体分析,精准切割,才能做到令人信服。

现代社会的治理十分复杂,全知全能的大政府治理模式肯定会出现差错,这就要求,政府治理要借助经过科学细分的专业化程序,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公开公正,程序合理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除此之外,当然要有充分的申诉救济机制,保证被监管者对不公正的处罚进行依法申诉。这就是“程序正义”对现代化的治理的意义。但反观中国,对程序正义都不够重视。不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本位和精英主义”,还是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威权主义”,都更加重视“实体正义”,而非“程序正义”。从中立的角度来说,重视实体正义遵从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不太考虑手段和过程的合理性,而追求结果的善。这里体现的价值导向并没有错。但错的是,结果的善离不开有效的程序来保障,实体正义离不开程序正义。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社会伦理和伦理化的官僚组织加以保持,即便如此,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始终处于支流,导致了各种伪善和善的滥用,更有甚者“以理杀人”。而在中国当下的威权体制下,如何构造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和法治程序,以保证最终价值的善在经过庞大的官僚组织的运作后仍可以实现,当然就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而各级官员如何转化治理理念,从“实体正义”的价值理性中,更多地考虑“程序正义”的问题,重视实现良好价值的科学程序,树立制度意识和法治意识,方能真正地走向习近平所说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今日头条的治理危机不过是冰山一角,却也能窥见中国监管者的思维模式在现代化治理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对于当下的监管者来说,如何以治理实践为据,深化对社会治理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认识,转变一元化的治理思维模式,树立法治规则意识,维护程序正义,或是走向“治理现代化”最实际的努力,而不该抱守单向的治理思维,对社会问题“一刀切”,更不宜搞“政治泛化”,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为“价值观”问题。

如果说,市场的野蛮生长不足取,需更好地遵从法治规则,那监管部门更应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各方都需要接受法治规则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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