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性侵事件的若干思考

2018-04-08 09:20

中国清明节期间,一则20年前的性侵事件突然引发舆论不少关注。事情的缘由是北京大学1995级学生李悠悠发文爆料,称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的沈阳,曾于20年前执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时性侵一位名叫高岩的女学生,对高岩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生理伤害,以致后者在压力之下选择自杀。但作为主要责任人、且可能性侵女学生不止一人的沈阳仅被学校“行政处分”,而且他根本不承认性侵过高岩,甚至将一些他和高岩的传闻斥为谣言,指责高岩是个“神经病”。

此爆料一经公布后,迅速在微信(WeChat)朋友圈蔓延,引发各方跟进关注和声讨。截止目前,沈阳任教过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先后作出回应。北京大学官方微博称:“学校高度重视,要求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立即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南京大学文学院则直接“建议沈阳辞去南大文学院教职”,“愿意承担人才引进工作程序不严谨的错误并向南京大学请求处分”,“停止沈阳从事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书育人工作”。上海师范大学的回应是“决不让有师德师风问题的教师上讲台”,终止与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应该说,事件发酵至此,世人大都自有判断。尽管在此过程中沈阳依旧不肯承认当年的性侵事实,并为自己叫屈,质疑“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这种定性靠什么: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但多数人心里已然认同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之所以这样说,至少有两点理由:其一,高岩的父母、同学实无必要以高岩的女孩子清誉去诬陷与自己并无利害关系、且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沈阳,何况这件事还是20年前,若非属实,不太可能重新翻出;其二,20年前高岩自杀后北京大学曾对沈阳“行政处分”、“记大过”,若他与此事并无关联,为何被处分。

当然,上述判断主要基于舆论风向和逻辑推理,并不能完全证实沈阳的作为。但既然此事在很大程度上属实,加之事件的确值得探讨,因此不妨作进一步延伸思考。

首先,尽管此事的真实性尚待更多证实,但揭示出的性侵、大学校园里师生依附关系等问题不可不察。在高岩事件之前,近年来已经曝出多起大学教授性侵女学生的新闻,比如今年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小武就因性骚扰而被免职、取消教师资格。这类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均在说明中国社会必须强化反性侵、性骚扰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侵权责任法》,组建独立的第三方申诉、调查机构,以及强化世人的权利意识。

若延展来看,包括陈小武、沈阳(假若最终被证实)等人,之所以能对女学生性侵,以及近日被曝光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不堪忍受导师的压迫而跳楼自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学教师特别是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依附关系。在现行导师制度下,导师掌握着主导权,能对学生的学习、考核、毕业、就业和人生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现在普遍流行学生将导师称为“老板”。武汉理工大学那位自杀的研究生,生前更是被迫将其导师视为“爸爸”,长期随叫随到,备受压迫。处于弱势的学生在此情况下往往会选择迎合和讨好导师,即便遭受侵犯和压迫,若无一定的胆量和权利意识,很有可能选择暂时忍耐。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强势的导师和弱势的学生相组合,加之缺乏有效的申诉和监督机制,大学教授里又不乏害群之马,压迫、性侵的现象就随之产生。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否定大学教授和导师的必要权威性,而是说有必要借着这些事件重新思考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完善现行导师制度,建立申诉、监督机制。

其次,一些大学教授相继曝出丑闻后再次说明一个朴素而又俟诸百世而不惑的道理:道德品行不独属于某个群体、阶层或阶级,只属于个体。长期以来,总会有一些人声称某个群体、阶层或阶级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和道德光环,进而以此获得话语权,但其实这是一种过于绝对的看法。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也许会由于诸多原因在整体上道德修养更高,有品行的人更多,却绝不代表该群体所有人都是如此。

最后,此次性侵事件披露后网络上出现的封禁之举实为不智。无论古人所言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还是今天已是一个日益开放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快速共享和透明化传播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对民间的不同声音乃至批评宜疏不宜堵。何况该事件毫无敏感可言,采取一封了之的管制手段只会起反效果,不利于构建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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