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之死:这两件事比“审判”导师更重要

2018-04-04 05:36

3月26日早晨7点半,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从宿舍楼坠下身亡。事件发生后,陶崇园的亲友在网上公布了部分死者生前的聊天记录,并认为其死因与导师王攀对他的长期压迫有关。

被网友和媒体广泛关注的聊天记录包括,导师王攀命令陶崇园为其办理种种生活琐事,要求每晚8点到其家中,甚至让喊他“爸爸”。

这让人联想起,前不久西安交大的一个博士生的类似遭遇。那位最终选择自杀的博士生杨某,同样被在聊天记录上发现,其导师周某经常要求其帮自己浇花、洗车、打扫办公室、拎包、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为什么导师与研究生的“师生关系”,会在这些个案中呈现为畸形的权力关系?为何受到压制的学生没有正常的解决渠道而只能一忍再忍?为什么类似案例屡见不鲜?怎样才可能扭转这样的局面?

畸形权力关系的冰山一角

尽管导师压迫学生的事屡见不鲜,但陶崇园之死仍触目惊心。一处本该哺育莘莘学子的园地,却成为畸形权力关系的乐园。陶崇园之死,再一次将高校导师制度的问题摆在台面,但这种畸形关系不仅仅存在于高校之中,要改变它,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陶崇园的导师是王攀,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人、教育部科技奖励网络评审专家。种种头衔,不胜枚举。当悲剧还未发生时,外人以为陶王二人关系融洽。陶崇园不但为导师做家务、打理足球队,还将数千元的奖学金捐给研究所。甚至,在事后公开的截图中,陶崇园要喊王攀“爸爸”,说:“爸我永远爱你。”

可在悲剧发生后,陶崇园经历的煎熬才为公众所知。为了招揽陶崇园,导师王攀曾许诺为前者推荐留学生读博,可临近读博,他又威胁学生,必须在他手下读博,否则无法毕业。而当陶崇园准备找工作,王攀也要横加威胁。读书期间,陶崇园一直隐忍,对亲人,也只是云淡风轻提及此事,可以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弱,更谈不上矫情。而悲剧发生后,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导师王攀在群里发出公告:“从即刻起,研究所新招成员,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必须通过心理测试。”校方给家属的反馈则是:1、初步认为学校和导师无责;2、已经请了律师走法律程序;3、出于人道会给予5万元安抚金。

陶崇园之死揭开的高校师生权力关系,在年初的北航陈小武事件中也有体现。2018年1月1号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此事在当时成为社会热点,据媒体报道,陈小武的滥权行为在校内人尽皆知,但他的学生们敢怒不敢言,毕竟,如果高校女学生要举报一位学者或行政官僚,不但关乎她的学业,还要赌上她的声誉。在追责系统不完善的今天,高校女性要维权,难度巨大。

在MeToo运动活跃的年初,北航陈小武事件有一个相对积极的反馈,但更多高校学子的悲剧说明——事情远未到乐观的地步。人们异口同声呼吁加强家督,但监督机制的缺席只是表象原因,许多高校是能监督,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因为教育资源分化、学术垄断积重难返,高校很难会因为学生的人格尊严受辱,就得罪圈内名流学者、官僚,他们要保持学院的招牌。

在高校,基于人情的“护短”十分普遍。站在学生眼前的不只是一位导师,还有他身后庞大的人情网络。同时,权威之所以有恃无恐,更因为社会上有一种观念保驾护航。还记得发生于西安的寒门博士之死吗?那是今年年初的事,新闻报道:“29岁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因在读博期间不堪来自导师非学术上的压力而自杀身亡。”在读博期间,杨宝德除了专业研究之外,还要替导师“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甚至为其熟人女儿做家教、陪老师吃饭、帮老师挡酒,以至于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背负巨大压力,最终决定自杀。

在他自杀后,除了惋惜之声,以作家六六为代表的一种声音也引人注目。六六说:“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装个窗帘、买个菜,打扫个卫生就委屈死了?到底是个村娃,自视甚高。俺们跟师,出门拎包抱着杯子,鞍前马后办入住,洗洗涮涮海生怕师父不满意。人哪!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所谓学习,不仅仅是课本的,也是做人的道理。你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

《红楼梦》说“心冷意冷口冷”,用到这里却也贴切。实际上,六六的说法看似惊奇,却根植于不少导师、领导的观念中,他们成长的环境影响了他们对青年人的评判,他们认为要求学生端茶送水洗衣服也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是行业内的规矩,他们过去怎么过来,就希望年轻人再经历一遍,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那些反抗的学生,在他们眼里,就成为“不会做人”的代表。

在过去,师生间的平衡,需要道德作为约束力量,因为僵硬的典章制度、法律条文,无法对师生生活照顾地事无巨细。在一些模糊地带,就需要双方自行解决。的确,大部分老师秉持师德,对学生给予帮扶,学生出于感激之心,也愿意在自身义务之外对导师做出更多贡献。但在陶崇园及杨宝德的事件中,导师要求学生做的事,明显已经超过了学术领域。诸如维护足球队、洗衣服、陪酒等事,跟学术都没有关系。

身为老师要明白一点——学生可以有帮助老师之私念,但老师决不可存有此心。这种额外帮助,本不属于学生义务。所以孔夫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今天的老师尊尚孔子,这句话应该铭记在心。这一点上,文学博士张向荣在《师道尊严就是师生的人格平等》一文中说得很明白。

撼高山易,撼观念难

陶崇园式的悲剧不独发生于校园,更弥漫在整个社会中,它未必是以死亡的面目被人关注,更可能是心理的创伤,经年累月,成为受害者内心的疤痕。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校方愿意给予导师那么大的权力?为什么一次次的高材生悲剧之后,状况依然如故?事实上,这种畸形的权力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它可以以不同面目出现在不同圈子里。在高校,是学生喊导师做爸爸,不但论文署名让给导师,还要给导师端茶送水做家务;在文学圈,是新生的作家要给权威评论家送礼,坐在权威奖项席位的评委,更是拜山头的重灾区;在影视圈,是年轻女演员给导演们表演才艺,表演还不够,还得去家里做客;以及,一次次陪领导参与饭局,供人消遣,以公事之名,行滥权之实。

寒门生活在一个人情的大染缸里,像《远大前程》的皮普突然来到大伦敦,一时摸不着北。在这个染缸中,身处下级的人,顾及人情,哪怕上级做出逾越规则之事,也要三缄其口。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晋升通道被牢牢掌握在上级手里,他们在圈子里的人脉和声誉,都与上级有关,他们就不得不做出妥协,不到忍无可忍,就保持慈眉善目。

中国人强调隐忍,凡事能忍则忍,不能忍,也要调和折中。这种隐忍哲学,在古代是做臣子的学问。做臣子,就要把君主当父亲一样对待,自己不是儿子,便是儿媳妇,凡事担君之忧,不可有一己之私,家里出事了,也要关起房门,不可外扬家丑。这种臣子哲学,在清代发扬到极致,所以有了汉臣张廷玉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有了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如今,大清亡了,但这种臣子哲学,却流行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领导被当作父亲一样呵护着,部门里的人打交道,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是真出了事,就要小心翼翼包着。一件华美的衣裳,破了个洞,仆人想的不是修复它,而是假装没看见这个洞,还要说:“真美,真美。”

所以,陶崇园悲剧发生后,有人说要加强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笔者保持谨慎。要提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成为换汤不换药的隐忍哲学。更重要的是,不从根子入手,不改变畸形的权力关系,仅仅对学生做心理干预是杯水车薪。当此之际,更需要运用舆论的力量,利用外部的言论,扣响铁屋子的大门。撼高山易,撼观念难。社会观念不变,约束一个王攀,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遍揽当今校园,怯者俯拾皆是。而象牙塔,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

现在,大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限制导师的权力,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可是,怎么限制,怎么保护,如果要落实,势必要谈到具体问题。

是成立一个专门的监察小组,加强对导师的监督?可是,且不谈谁来成立、校方是否有此人力、资源建立和维持,如果真的新设立这种监察性质的小组,会不会让假公济私之徒,以监管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让本就官僚化严重的大学更加举步维艰?若真如此,势必对学术活跃造成巨大打击。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局面。

以及,如果进一步约束导师的行为,相应提高研究生、硕士生的话语权,甚至鼓励后者自发检举导师违规行为,这样会不会引起“学术碰瓷”现象大面积发生,会不会使师生关系沦为互相仇视的关系?倘若舆论仅仅从学生的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对全局的把握,很可能矫枉过正,反而适得其反,不利于良性师生关系的重建。

按理说,要最大可能避免师生冲突,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让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淡化到如本科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一样,上课、交作业,私事一概不过问,如此两相太平。但这不但不符合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也容易让师生关系沦为机械的工作关系,我布置任务,你完成任务,彼此只有工作需要,没有感情。在中国大背景里,这很难想象,因为中国教育是很注重师承的,一位研究生冒头,很多人问他的第一句就是:“你的导师是谁?”圈子就这么点地方,你说出来,往往别人都有印象,你的导师是谁,甚至影响到他者对你的看法。

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惺惺相惜、互相珍视,彼此不但为学术之友,在生活上也嘘寒问暖。导师为了建立理想的师生关系,哪怕只是为了更深的传授自己的学问,也绝不会将与学生的关系局限于功课之中。有的时候,导师甚至会好心将学生推荐给刊物编辑,帮助学生发表作品,而这种帮助,本不在他义务里,学生感念于此,也会主动替老师分担工作。这是一种谙熟于心的相处方式,但也因为这种暧昧空间,留下许多争议。比如同门抱团、权力倾轧、人情高于学术本身等。

但是,承认现状的合理部分,并不意味着默许陈规,今天象牙塔里的悲剧,已经说明这种反思、改良高校导师制度很有必要。需要商榷的是,要怎么改?才能在保障学生人格尊严的同时,不损学术竞争力。才能够尽量避免学术人才外流他校。如果只是某一院校限制导师权力,导师完全可以择机跳出这座象牙塔,令寻他处,大显身手,在这个人才争夺战白热化的时局,高校是不敢冒这个风险的。高校看重导师的学术能力和社会名望,看中他掌握的关系网,所以才会容忍导师的一些龃龉。也许,只有由国家部门牵手,制定一个面向国内所有院校的方案,才能应对这一问题。但是,这个方案即便有人酝酿,要真正出台,必将阻力重重。

也许,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陶崇园式的悲剧还会一次次发生,短期内局面不会改变。

完善制度、转变观念是一条漫漫长路,过程中,我们甚至会面临西西弗斯式的困局,但风物长宜放眼量,事后看来,那些看似无用的努力,最终恰恰推动了制度与观念的改良。环境看似铁板一块,仍有周旋的夹缝,陈小武事件就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在改善高校师生关系这件事上,同样可作如是观,而我们这些看客首先能做的,就是面对陶崇园之死这样的悲剧,打破沉默、积极思考,不要视而不见。

(本文作者宗城  首发于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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