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欠司徒雷登多少人情?

2018-04-03 05:44

最近几年,网上长期流传一些文章,对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肉麻的吹捧。这类文章几乎都是一个调门:司徒雷登曾经对中国教育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中国对司徒雷登缺少感恩和纪念。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对司徒雷登等「外国友人」不够厚道。例如,某些媒体人就曾在新媒体上发表这类哗众取宠的言论。

有些人动辄在网上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纪念活动」;然后一群不明就里、却喜欢凑热闹的群众就开始盲目跟风,纷纷在社交网络上转发一些相关的段子和「鸡汤文」,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廉价的感动。如此「云戴孝」有意思吗?只怕瞎折腾了半天,还不知道自己哭的到底是谁、这人到底干过些什么。

不学无术、思维懒惰的人,压根没资格谈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能不被拐到沟里去就算烧高香了。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真欠司徒雷登什么人情,那只能归结为历史知识极度匮乏。

司徒雷登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各阶段的意义大有不同。在一段时期内,司徒雷登确实在中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这并不足以掩盖和弥补他后来给国民党政权和自己挖下的大坑。

司徒雷登于1876年出生于杭州,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童年在中国度过,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曾被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司徒雷登于1904年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传教士。司徒雷登1908年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此时他还只是众多在华外国人中的平凡一员。

司徒雷登的第一次人生转折出现在中年。1919年,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开办,聘请司徒雷登做校长显然是考虑到了他的教会背景和教育经历。作为创校校长,司徒雷登只用了不长的时间就使得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质量最高的学府之一。为了解决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十次往返美国筹款。他讨来的第一笔大宗经费是洛克菲勒基金的50 万美元,让燕大为协和医学院开设医科的基础课程。至1937年,燕京大学在美国的基金已有 250万美元,在当时算一笔巨款。捐助人包括企业家及各路社会精英,但美国政府没给过一分钱。就事论事,司徒雷登用美国人的捐助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值得称道。

司徒雷登还是一位有态度的校长,在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时期,他一直站在中国一边。9.18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应邀兼任新闻系讲师,联络中共地下党;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曾于20世纪30年代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和12.9运动的学生联合会总交际。司徒雷登对这些事情都采取默许的态度。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因为忌惮燕京大学的英美背景,一时不敢染指校园。当时的燕京大学,成为了北平地下党最活跃的场所之一。这也有司徒雷登客观上提供的便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立刻出兵占领了燕京大学这座孤悬数年的「孤岛」。司徒雷登也随即被关入监狱。几年牢狱之灾使得司徒雷登得到广泛同情,当抗战胜利、司徒雷登重获自由之时,他便迎来了一生中的声望巅峰。不仅国民党政权视他为国际友人,毛主席也在重庆谈判期间宴请过他。

20世纪30年代,作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走出礼堂。假如历史定格在这一刻,司徒雷登大概会以一位成功教育家被世人铭记。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假如司徒雷登的人生定格在此时此刻,那还真是美好——他既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又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国共双方对他都有积极评价。然而,司徒雷登应马歇尔的邀请、于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便是他的第二次人生转折,一场悲剧从此上演。

司徒雷登接受这个职务大概是出于常人的名利心。驻外大使的头衔在美国社会历来备受尊崇。所以,在司徒雷登看来,出任大使无疑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以后回美国肯定会被看作「上流社会人士」,实在是既风光又体面。可是司徒雷登这想法实在太天真了:从1904年起,他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中国,抗战时期还蹲了几年日本人的监狱。华盛顿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岂是他一个外人能够知晓的?久居中国的司徒雷登更不可能在华府有什么根基。美国政府选择他作为代言人,不过是为了借助司徒雷登在华的既有声望用于公关罢了。然而,当时的司徒雷登醉心于大使头衔的名望与光环,并未意识到自己就此沦为一个被利用的对象。

司徒雷登接任大使的时机非常糟糕:一来赶上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变化,二来赶上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所以司徒雷登一上任就面临极为复杂的矛盾。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中共有较多交往,认为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无力领导未来的中国,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由于与杜鲁门政府政见不合,赫尔利于1945年11月辞职。此后大半年时间里美国驻华使节只有临时代办,直至司徒雷登于1946年7月11日接任大使。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希望将中国引向他所期待的方向,但他既不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信任。

司徒雷登在驻华大使的位子上都做过些什么呢?有据可查的事情,至少包括以下这些:

• 1946年12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对华政策3点计划:为国民党军队整编提供军事援助,在经济领域提供技术性援助,在政治领域提供专门性咨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做出上述建议的,等于客观上鼓励国民党政权将内战进行下去。内战期间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至少30多亿美元的「救济」、售让、赠予等物资援助。

• 1946年底,当各民主党派联合抵制蒋介石单方面决定召开的伪国大时,司徒雷登拉了张君迈等人去参加,从而分裂了民盟。在蒋介石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内政」为借口拒绝帮助,而且建议民盟「光荣解散」。为站在蒋介石的一边不惜牺牲中国的民主力量。

• 1947年2月7日,司徒雷登提出三方面措施供蒋介石考虑:在除行政院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增补非 国民党员;在行政院内部进行调整;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是在中共和民盟联合抵制伪国大的背景下做出上述建议的。所谓「增补非国民党员」仅限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青年党和民社党,旨在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合法性。

• 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曾任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回忆,这一时期司徒雷登暗中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为美国在华布局作出了中途换马的打算。

• 1948年7月3日,司徒雷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规定美国援华4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种赠给予1.25亿美元,为深陷内战泥潭的国民党政权强行输血。

• 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换马」的建议:「我们可以劝说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国民党内其他比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与的共和政府,并且更加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由于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淮海战役中损失惨重,司徒雷登积极鼓励桂系将领逼蒋下野。电影《大决战》和《开国大典》都再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 1949年春,在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之际,司徒雷登仍幻想在中国打造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避免出现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至少给我们留下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予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如果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无法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司徒雷登在华任职这3年始终没闲着,他所做的上述事情都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从中不难看出司徒雷登行事的脉络:

他试图在中国维持一个由国民党主导的亲美政权。

当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时,他客观上给予支持。

当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他主张扶持新的代理人。

当国民党政权濒临覆灭时,他甚至策划中国的分裂。

毋庸置疑的是,司徒雷登认为国民党政权不过是美国扶持下的殖民政府,他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中国主权和内政的界限。司徒雷登帮助国民党政权争取到的美国援助,化作国民党军的枪炮弹药,使数以百万计的解放区军民惨遭荼毒。司徒雷登一手分裂民盟,明目张胆在中国政坛搅局。司徒雷登甚至还要过问国民党政权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蒋介石1948年8月在庐山牯岭召开改组国民党的内部会议,他也要跟着上山。按照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这岂是一个驻外使节应该做的事情?司徒雷登认为国民党政权的领导人可以在美国操纵下随意废立,而衡量他们的主要标准就是「是否适合做美国的代理人」。这简直让人想起契丹册封石敬瑭为「儿皇帝」的历史典故。

至于司徒雷登策划「南北朝」、希望通过分裂中国来维持美国的在华利益的做法,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此可见,司徒雷登自我标榜的「爱中国也爱美国」是何等虚伪:司徒雷登爱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唯美国爸爸马首是瞻的旧中国,而不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重新走上世界大国舞台的新中国。他所谓的「爱中国」归根到底还是「爱美国」,他无法舍弃美国巨大的在华利益、更无法舍弃作为美国人在中国享受的各种特权。对于这样的司徒雷登,难道中国还欠他人情不成?

美国总统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和司徒雷登在晚餐招待会上。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已不可避免地被绑在了美国反动而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之上:一方面扶蒋反共;另一方面劝蒋与中共讲和组成亲美的联合政府。结果在貌似公允之中一步步偏袒国民党,从避战到助战到深深陷入,不能自拔。

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值得肯定,但无法成为吹捧他的理由。某些文人终日跪拜在西方价值观面前,他们肉麻吹捧司徒雷登背后的逻辑等同于「我救助过流浪汉,所以我即使欺男霸女也该算个好人。」这岂不荒谬可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秉承「大节高于小节」的唯物史观,看这些人物对于历史进程主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徒雷登显然属于小节可嘉、大节有亏的人物。

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之后,晚景极为凄凉。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由此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8月18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将国民党和美国当局讽刺得畅快淋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蒋介石则忌恨司徒雷登力主扶持李宗仁之事,公开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于1949年12月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并于1952年11月28日被迫辞去大使职务。

曾经梦想左右逢源的司徒雷登,晚年竟落得「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他在学生、秘书兼好友傅泾波的照料下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在他的回忆录中,燕京大学的日子是最美好的一段岁月,而担任大使的数载却不堪回首。司徒雷登对政治缺乏深刻理解,也不擅长政治运作,却被残酷地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最后被美国政府当作一块嚼烂的口香糖吐掉。选择这一条悲剧性道路的正是司徒雷登自己,怨不得别人。

司徒雷登的前车之鉴放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任何无视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

(本文作者徐实,首发于公众号“伐柯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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