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补选的政治再平衡意义

2018-03-12 08:19

2018311日,香港立法会补选,但由于同日举行国家宪法修正案表决,因而补选的影响和意义似乎被部分遮蔽了。与国家修宪相比,补选只是一隅小事。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所牵连。国家修宪将十九大报告规划的“两个一百年”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理念、新共识写入宪法,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新时代”特征的“新宪法秩序”,构成对八二宪法体系的重大发展。而香港立法会补选则关涉香港本地民主发展及如何应对融入国家的“一国两制”新主题。“一国两制”是国家宪法秩序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伴随整个国家的体制演变而呈现出新的样态与取向。   

从补选投票率及结果来看,建制派夺回功能组别议席,在九龙西取得直选议席的突破,标志性本土派姚松炎落败。按照补选4席之2:2的选战成绩,建制派继续在立法会维持多数派地位及分组点票的多数优势,有助于巩固基本法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及“一国两制”原初设计中的“爱国者治港”原则。联系在2018年初完成的立法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恶意拉布”的适当规制,我们有理由期待香港立法会之规范运行和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更好支撑。

补选源自系列DQ案,涉及的是2016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本土派”势力空前崛起及在就职宣誓中的辱国宣独行为。本土派议员以选区或界别的“小众”基础并依赖基本法的制度保护,公然反对其议席与政治自由得以成立的宪制前提,公然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政治信任基础,公然向中国整体的宪制秩序与主权意志宣战。这一行为是“后占中”之本土自决派不断蔓延滋长的结果,其危害之烈甚至可能超过“占中”本身。因为“占中”尚且是通过“公民抗命”的表面正当性追求一种基本法上更优化的普选框架,而本土自决派则反对基本法整体秩序本身,试图通过更激进的社会运动及在选战中对建制框架的强势渗透,逐步刺破及颠覆“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宪制基础。如果说“反占中”是维护香港法治的基本权威及防止管治权旁落的话,“反本土自决”则是在保护整个“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存在前提。因此,这一次“后DQ”的补选,就具有重新测试香港选民意愿与取向的指标意义。

从参选状况来看,有些非常显著的本土自决派参选人直接被选举主任DQ,相当于提前淘汰,制度化淘汰,无法进入选民的选举清单,比如香港众志的周庭。但也有诸如姚松炎在最后时刻过关,进入九龙西直选程序。当初放姚松炎入闸,建制派颇有不平之意,认为特区政府有意偏袒或放水,甚或有激烈意见认为政府内部有“坏人”。但其实这样的安排或许有着更大的收益:其一,让有着“本土自决”色彩的标志性人物入闸,通过选战及民意再测试,起到一种政治与社会教育的特别作用,比如此次姚松炎落败对香港宪制秩序巩固的意义就要大于直接在提名关的DQ,当然这是有一定风险的;其二,香港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多方力量实质性平衡的格局,本土派有着无法忽视的政治社会基础,比如这一次姚松炎的实际得票仍然超过了10万,与当选的建制派候选人郑泳舜相差不大,如果选举制度完全隔断这些选民的意见表达,或许可能刺激出更激烈的社会运动。此次九龙西的双方对决,建制派险胜,但其指标意义突出,标志着多数选民对DQ案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实质认可,以及对本土自决立场的有距离对待。当然,姚松炎的10万票也说明,香港本土自决派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香港多方政治势力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力量与影响。

其他选区或界别的选举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比如港岛区的泛民主派候选人区诺轩以13万多票当选,但在选举过程中遭到建制派揭发其存在蔑视基本法及“亲日派”、“台独倾向”等嫌疑,存在政治上“不爱国”的具体事件与表现。这种揭发既是选战过程的一种攻击手法,比如对方也会攻击建制派短处,但也暴露出香港选战中对“爱国者”标准执行上的实质性困难。这种困难是历史与制度共同造成的,与香港社会的复杂性有关。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之“华洋”杂处的社会构成及港英时代的基本制度框架得以保留,基本法对香港本地自治体系中的“爱国者”标准与要求是相对宽松的,甚至放任香港本地法治加以认定,这就与一种偏向世界人权公约及普通法自由主义立场的司法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由于“23条”立法未能完成,香港法院基本援引“普通法适用地区”之判例标准来判定有关案件,以及香港选举法例中对涉及国家忠诚的参选标准之实际规定与执行上的错失,导致香港回归二十年来已实际形成了一种“过度包容”的选举文化与制度性惯例,因此像区诺轩这样的“亲日派”便仍然大行其道及高票当选。这也显示出香港本地之泛民政党无法实质认同及追随国家利益,而仅仅以本地之政治利益为限,甚至为了与建制派竞争而无节制地接受不同外国势力的多种形式援助。而同样在政治自由的一般规则下,这些“外援”的性质与实质影响很难公开透明及获得有效的法律规制。建制派对此类候选人在既有法制条件下自然只能道德化揭批,而无法实质性期待法律程序加以甄别、限制及追责。当然,如果区诺轩过于自信而以既往被DQ之本土自决派议员的类似“低级方式”违法宣誓,则在既有的人大释法与法院判例之下必然触网而终。估计当事人不会如此轻率。 

比较而言,新界东的泛民候选人范国威大比分胜选,并不意外,而建筑园艺界的谢伟铨较大优势当选也在意料之中。同样参选建筑园艺界的外籍人士司法文则颇引入注目。这位荷兰籍人士1984年来港,在香港读书与经商,娶香港人为妻,2006年以来代表香港公民党多次参选功能组别议席及区议会议席,败多胜少,类似“玩票”。“外籍”人士可以参选及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这源自基本法第67条的明文规定,但总比例不得超过20%。基本法这样规定,是尊重香港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人口状况及政治历史,同时也对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外国人提供了某种“特权性”的政治保护。当然,由于香港回归以来选举政治不断“本地化”,实际参选成功的“外籍”议员少之又少。这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地方选举政治演变的自然规律。不过由于香港有着健全的法治体系,外国人包括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士在香港实际享受到的法律保护与自由权利,与其所在国籍国并无多大差别。

回到此次补选,建制派有进展和收获,但立法会内双方的基本盘依然保持大体稳定,而且选举投票具体结果显示出香港的本土自决派仍有相当政治实力和选民基础,而香港法律对参选人的“政治资格”也很难形成具体的忠诚要求与约束。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历史性和制度性的,需要逐步通过国民教育、依法治港、有序融合及围绕“一国”利益保护的具体立法来建构切合新时代“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完备文化生态与制度体系。按照香港法律,还有2个被DQ的议席将会随着有关司法程序的完全终结而适时启动。再假以时日,香港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又将大规模启动,后续还会有更引人瞩目的特首换届选举。连番的选举政治既是香港民主化的具体体现,但也显示出对政治社会资源的过大消耗及对发展利益的某种耽搁。这涉及对选举民主与发展正义根本关系的重新思考。这是整个西方政治现代性的要害问题,香港只是一个具体的表现角落。

2018年,除了选战,还有林郑特首推展的“发展正义”相关管治革新工程,以及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具体融合性规划,而“一地两检”本地立法及港珠澳大桥通车也将标志着香港经济体与社会更紧密联系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与发展体系。近些年的央港政治冲突既是“一国两制”内部既有矛盾的发酵演化,也是“两制”在法理、管治与发展模式上的竞争与整合,总体上对香港的政治改良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种积极的促进反思与转型的契机和因素。由于挂接上国家发展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大车”,由于民意理性思定及精英转向调整,香港的明天似乎正在变得“柳暗花明”。    

那么,补选之后的香港立法会当适应整个国家发展演变大局而于“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全面准确实施的“新时代”努力承担起应有的民主审议与“两制融合”促进责任,有效治理“恶意拉布”,创造政治和解与合作的更好氛围,推进完成与法治巩固及发展正义有关的立法议程,回报选民、香港及国家。如此,本次补选的政治再平衡意义才能充分凸显,香港立法会整体上的审议品质与公共理性也才能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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