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的理想维度与制度扩展

2018-03-11 22:57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2018修宪是对八二宪法体制的合理发展,将2004年修宪以来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共识、新制度予以正式的宪法化,确定为中国宪法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宪法修改内容颇多,涉及中国宪法从指导思想、理想原则到具体制度的多层次修正与发展。从对中国宪法秩序的理想性提升及制度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三个重要议题值得观察分析: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张扬了中国宪法的普遍主义品格;其二,“监察委”入宪对国家机构改革及反腐法治化做出了重要推进;其三,地方立法权主体适度扩容对深化地方治理创新与制度竞争具有激励意义。

从比较宪法来看,一国之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建构本国优良政体及安排本国人民之权利保障与共同发展。通过宪法规定超出国家范畴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全球治理目标,在宪法史上并不多见。但是,一个大国之宪法在其序言或文化中载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价值主张及制度规划,将本国政治秩序的建构作为一种“代表性秩序”,亦有先例。大国宪制秩序规划,具有承载文明、通达内外、塑造秩序的全球治理责任担当,有其历史合理性与政治正当性。

具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体现出当代中国宪法理想性维度的结构拓展,标志着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价值理解、政治实践与宪制规划具有了融合东西方智慧的进步性和比较优势。

监察委入宪则不仅解决了国家监察立法之宪法依据的问题,回应了监察立法过程的有关学界意见与社会意见,而且结构性推进了中国国家机构体系改革及其理性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有着重大影响:第一,建立了全覆盖的权力监察体系,整合成了统一的监察权,全方位,全体系,全天候,无死角,实现了将权力关进“制度铁笼子”的法治承诺;第二,实现了纪委权力与国家监察权力的适度法治融合,在法理与法律程序上探索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具体结合方式;第三,在政府体系中引入监察委,形成了“一府两院一委”的权力格局,行政机关与检察院职能与权力总量有所精简,法院维持不变,是国家机构改革史上最大的变化之一;第四,在人大与监察机关关系上,监察机关既由人大产生并对之负责,同时又对人大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实施依法监察,丰富了我国权力监督的形式与深度。

地方立法权适度扩容是中国地方治理改革的重要制度进展。此次修宪允许设区的市享有立法权,是对2015年新《立法法》扩展地方立法权这一改革的确认和发展,其意义在于:

第一,属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具体化及制度实施,通过对地方立法权更多主体及更大范围的宪法赋权,增强地方自主性与积极性,增强地方规制一般性事务的法律地位与能力,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及深化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需要;第二,地方可以在宪法与法律授权下因地制宜,开展适合本地情况与发展需要的立法,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进一步放开地方立法权有助于促进地区间法律地位平等、公正配置及普遍分享改革开放制度实验的成熟成果;第四,更广泛的地方立法权有助于强化地方制度竞争及合理的制度模仿,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地方制度创新性及活力的释放,同时也有助于国家法治在总体结构上的统一与协调;第五,放开地方立法权还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地方人大制度的实际权威和领导力,提升地方人大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中国人大制度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之,2018修宪不是改革以来若干次修宪的简单延续,而具有根据中国发展及世界演变的总体情势提出更为明确之中国宪法的世界观,以及规划切合这一世界观之具体治理秩序的开创性意义,本质上构成一种“新宪法秩序”。对这一新宪法秩序的理解与实践,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整体前途。当然,新宪法秩序还需要更加健全完备之宪法监督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与支撑,才能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宪制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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