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纷争

2018-03-09 23:20

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说,尽管有着诸多相似的政治立场,但是其内部也存在着着诸多敏感的政治分歧。这些政治分歧源自于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和战略目标优先次序的讨论,同时也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实践中,演化为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使得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努力更加复杂。

“远敌”与“近敌”的共性

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说,能够被统称为“极端主义”,往往具有某些相似的特质。首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最终政治设想,是建立一个团结伊斯兰世界、消除国籍、语言、种族和民族差异的“伊斯兰共同体”(Ummah)。比如埃及著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人物、被誉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开拓者”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ed Qutb)就在其著作《路标》(Ma’alimfi al-Ta)中指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来摆脱西方世界和帝国主义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奴役”。埃及极端主义历史人物阿卜杜·阿尔·赛莱姆·法拉吉(Abd al Salam Faraj)也在其著作《被遗忘的义务》(The Neglected Duty)一书中指出,穆斯林应该团结一致,穆斯林应当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家”,随后再通过“圣战”,光复穆斯林失去的土地,最终建立一个团结的“伊斯兰共同体”。叙利亚极端主义分子、“基地组织”重要思想人物阿布·慕斯阿德·阿尔·苏里(Abu Mus’ab al-Suri)也号召,全体穆斯林应该放弃彼此的国籍和民族差异,组建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前身)创始人扎卡维(al-Zarqawi)的“精神导师”、约旦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阿布·穆罕默德·阿尔·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同体”,来作为伊斯兰世界复兴的重要基础。

第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往往对“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反感,将世俗主义等同于“物质主义”,进而视其为西方世界侵略和压榨伊斯兰世界的工具甚至“阴谋”。库特布将“世俗主义”主导的埃及社会视为“蒙昧主义”,“我们必须将我们自己从‘蒙昧’社会、‘蒙昧’概念、‘蒙昧’传统和‘蒙昧’权威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任务不是与‘蒙昧’社会的行径妥协,也不是忠于‘蒙昧’社会,而是要将其彻底推翻。”法拉吉也提出,埃及政府是“叛教者”,需要用暴力方式推翻:“尽管他们礼拜和斋戒,但是他们所倡导的仅仅是名义上的伊斯兰……对于穆斯林来说,拿起手中的刀剑,抗击那些伪善和谎话连篇的统治者是你们的义务,否则真理就永远无法被穆斯林认知。”苏里也认为,当代的伊斯兰世界“充满了丑恶与伪善”,需要通过“刀剑圣战”的方式来促成真正“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最终促使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的到来。马克迪西也提出,伊斯兰世界缺少“真正的信仰”,认为那些伊斯兰学者只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体现。“毫无疑问,对于那些一味逢迎和热捧西方的伊斯兰学者看来,实施伊斯兰教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些‘伪君子’等待着联合国的允许来实施《古兰经》的法度。尽管有些伊斯兰学者阻止我们走上正途,尽管有诸多障碍,真主还是让我们的兄弟们实施全能真主的秩序。”

第三,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推崇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期(Rashidun),暗示伊斯兰相较于其他宗教的优越性,也为其谋求改变现实伊斯兰世界政治格局的努力提供合法化依据。各个伊斯兰政治思想家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宗教关系和谐有序的典范时期,也是未来力求建立的“伊斯兰国家”的榜样。库特布提出:“真主的启示曾经创造了一代圣人,而那一代人在历史上的成就无以伦比。”“先知和圣门弟子根据真主的启示来行事,真主赐予《古兰经》,让穆斯林能够心无旁骛,毫无干扰。”法拉吉

第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都突出暴力的作用,认为伊斯兰温和主义者们单纯的“宣教”(Da’wa),无法改变社会现实。法拉吉认为,圣战就是为了真主的事业而战斗,因此并不复杂,也并不需要太多时间来学习相关的繁文缛节。“所有人都可以学习伊斯兰知识,但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放弃圣战,着并不是真正追求真主事业的人所应当秉持的观点。”苏里也提出,不少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尽管有着“一腔热血”,但是却是“理想主义者”,缺少理念和实践。因此苏里提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应该根据政治现实,制定相应的宏观战略,最终逐渐促成全球范围内“圣战”的开展。

第五,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有着极强的“排他性”,往往较为轻易的将与自己政治和宗教思想观念不同的政治思想人物和政治团体定义为“异教徒”(takfir)或者“叛教者”(Kufr)。马克迪西将那些不支持自己极端思想的穆斯林称作“今日的穆尔吉埃派”。穆尔吉埃派(al—Murji’ah)是伊斯兰教早期派别之一。约于7世纪中叶出现于麦地那和大马士革等地区。它与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同为伊斯兰教早期的四大政治派别。“穆尔吉埃”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延缓者”、“推缓者”、“留待以后判断者”,因该派在教义上对穆斯林中犯大罪的人(包括当权者)是否构成叛教罪等有争议的问题,坚持“暂不作判断,可推延到末日由真主裁判”,因而得名。改派思想较为温和宽容,提倡团结和平,反对战争和分裂。这种“非友即敌”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后来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比如扎卡维在2004年就将不支持自己“圣战”暴行的伊拉克温和伊斯兰团体“穆斯林教士联盟”(Hayat Al-Ulama Al-Muslimin)和“伊拉克伊斯兰党”(Hizb al-Islami al-Iraqi)称为“今日的穆尔吉埃派”。法拉吉援引十四世纪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家伊本·泰米耶。尽管当时的蒙古人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宣称自己是“穆斯林”,但是泰米耶认为,这些蒙古“穆斯林”并能够算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在尊崇“伊斯兰教法”原则的同时,还遵守蒙古人自己的“部落法”(Yasa),因此要对这些蒙古人发动“圣战”,消灭这些“叛教者”。法拉吉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类比为当代的“成吉思汗”,提出尽管萨达特被当时的埃及伊斯兰学者们誉为“信仰者总统”(believer president),但是仍然是一个“叛教者”。

“远敌”与“近敌”的分歧

尽管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在目标和思想上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当前的“非伊斯兰”世界,是应当首先打击“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还是应当首先打击这些“独裁者”背后的“西方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

法拉吉区分了穆斯林“圣战”的“近敌”(al-‘aduw al-qarib)与“远敌”(al-‘aduw al-ba’id),法拉吉认为,穆斯林世界的“近敌”是各个“蒙昧”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而“远敌”则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国。法拉吉提出,“圣战”应当先打击“近敌”,再打击“远敌”。“穆斯林应当为为战胜以色列而英勇献身。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问,如此的胜利,是不是有利于当前的‘叛教’统治者?如此的胜利,将会加强那些违背真主意志、拒不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的权力……这些统治者将会利用穆斯林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去实现他们非伊斯兰的目标,尽管实现目标的途径看起来是伊斯兰的。战斗必须在伊斯兰的旗帜和指引下进行。” 穆斯林应当首先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家”,随后再通过“圣战”,光复穆斯林失去的土地。

库特也提出,可以通过建立“先锋队”(Vanguard),来促成伊斯兰社会的建立。“先锋”描述为年轻的“新古兰经一代”的年轻穆斯林。库特布提出,这些穆斯林“先锋”,首先组成“信士小组”,然后通过串联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时机成熟之时,建立当地的“伊斯兰大同世界”(Ummah)。“当一个人具有这种信仰时,从理论上来讲,伊斯兰社会就开始了……3个人可以变成10个人,10个人可以变成100个, 100个变成1000个, 1000个变成12000个……伊斯兰社会就出现了,就巩固了。”

与优先打击“近敌”的政策相反,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认为,应当优先打击“远敌”。这些极端主义思想人物提出,“近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远敌”,即美国和以色列,在背后大力支持的结果。因此如果不清楚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即使消灭和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还会有其他的“独裁者”再度崛起。

马克迪西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是当代世界的“原罪”,因此需要发动对于西方的攻击,来促使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解放”。马克迪西坚决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发动针对“叛教者”的袭击活动,认为这样单纯的袭击活动,将会造成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分裂。2005年在接受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采访的时候,马克迪西再次公开批评扎卡维在伊拉克策动“自杀炸弹”袭击平民的政策。在采访中,马克迪西反对使用暴力,认为应当通过“教育”来最终实现“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炸毁酒吧,炸毁电影院,不是要杀死那些曾经拷打我们的军官……我们的任务是重树‘伊斯兰国家’的荣耀……这个任务不能依靠一小部分暴力来完成,这个任务要求我们教育穆斯林民众,要求我们从长计议,要求我们发动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广泛参与。”

苏里也认为,应当首先打击“远敌”,即直接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苏里提出,如今的伊斯兰政治团体们已经沦为了单纯的“政治掮客”,为了一己私利去谋取与“独裁者”政府们的合作。而这些“独裁者”背后其实代表着西方世界的利益。苏里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政治团体,已经沦为了海外的“流亡政客”,无法再对其祖国的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苏里因此提出,要积极的学习军事理念,在学习伊斯兰知识的同时,更要汲取非伊斯兰世界的“游击战”经验,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活动经验。苏里进而提出,中亚可以作为全球“圣战”的大本营,不断向西方社会内部进行渗透,发动恐怖袭击,以此迫使西方世界退出伊斯兰世界。

“远敌”与“近敌”之间的争论,其本质是各个思想人物对于所在的历史环境的主观认知。比如苏里就认为,自己成为“国际圣战者”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苏里自己承认,自己和其他的“圣战分子”受到国内的封锁和打压,只能逐渐远离自己的祖国,“之前距离祖国有数千公里,现在有数万公里”,因此只能通过参加在阿富汗的“圣战”来逐步实现自己建立“伊斯兰共同体”的目标,最终“光复”自己的祖国——叙利亚。与苏里的身份相似,比如“基地组织”前任领导人本·拉登(Bin Laden),其实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被自己的祖国沙特阿拉伯驱逐之后,才逐渐转向为有限打击“远敌”的政策。优先打击“远敌”,其实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的一种无奈的策略,即通过消除既有的民族、国家、种族身份,构筑一个新的“远敌”威胁下的共同的“伊斯兰共同体”,来超越“民族主义”的魅力,为自己的组织吸引足够的政治资源。

而与“远敌”相反,“近敌”优先往往那些可以在国内动员到大规模资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的优先选择。“近敌优先”的思想人物,以及秉持“近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容易出现在所在国发生动荡的政治现实中。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本人就是伊拉克人,其倡导的“哈里发国”(Chalifate)的政治主张,就是希望建立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中心的,而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在阿拉伯历史上往往被视为一个大的“沙姆”(Sham)地区。巴格达迪的主张,即号召全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勤王”的政治目标,也是在2011年叙利亚动荡之后,才得以实现。

总的来说,“近敌”与“远敌”来自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人物对于现实政治环境的主观评估,更来自于自身所面临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客观约束。而“近敌”和“远敌”之争,也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界和团体实践陷入分裂状态,进而分化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实力,也让伊斯兰极端主义以更加复杂和碎化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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