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政治贵族”么?

2018-03-07 03:57

在中国,始终存在着“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当官(尤其是当”好“官)会光宗耀祖”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之一。在这种思维下,很多国人会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当官、当大官。也会用这样的思维看待其他已经当官的人和家庭。

政治精英和政治贵族

“官”属于政治精英范畴。古今中外,社会精英群体历来都是政治精英的主要“制造工厂”,想要成为政治精英,其前提必须是一位社会精英。由于社会精英一般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一般是社会各行业的佼佼者,同时社会精英更能够把握世界和社会的发展脉搏,因此社会精英最终成为政治精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即政治精英都是社会精英,但是社会精英不一定都是政治精英。

把社会精英纳入执政党的体制内从而实现精英“参政议政”和“施政”是中共传统的政治体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政治贵族不是中国的专利。何谓“政治贵族”?可以多方面解读,欧洲各国王室可以算是“政治贵族”,美国肯尼迪家族算是“政治贵族”,日本的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或许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贵族”。总之,“政治贵族”代表着一种政治权力和象征意义。

纵然“政治贵族”的含义可以多方面解读,但是整体来说,在中国“政治贵族”一词绝非是正面的褒义词,反而是贬义和反面的代表。就中国人的理解来说,贵族就是有权、有钱、有势、“脱离”了百姓,甚至“欺负”百姓的一群人。他们是享受着各种特权、获取各种利益的一群人。“政治贵族”是“贵族”的升级版。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社会普遍会把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社会精英”与“当大官”等同起来。同时会因为以下两方面的因素,进而把他们等同于“政治贵族”

一、“经济”因素

中国大陆的经济40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发展带来的巨变,并没有让传统的中国社会很好的消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量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并没有很好的被社会进行合理的存储和分配,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和资源在某一个部分,某一个区域过度集中,逐渐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并列。

而从目前的现况来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多的是来自于“富裕阶层”的一方。久而久之,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观点,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富人”,“富人”成为了“政治贵族”其中一个标签。

二、“负面政治行为”因素

之所以出现“政治贵族”的概念,更多的是负面政治现象的大量出现所造成的。

1、有些行业精英,尽管在各自的行业里表现优秀,但是并不是优秀的参政议政人员。而有些行业精英,综合素质偏低,甚至存在道德瑕疵。对这些人来说,成为人大代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保护”。恰恰是这种政治保护,让这些人在现实里成为了“政治贵族”,因为他们身份的特殊性,这些代表和委员的问题更加隐蔽和游离于社会法律秩序之外。

2、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把攀附官员当做主要参政目的。一旦参与政治活动,便开始主动或被动的促成党政企之间的结合,刻意打造新的政经联盟,产生新的利益群体。最终这种作为推进了在执政党内出现了“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的严重情况。

3、更有甚者,很多人逐渐会不满足于“参政议政”,希望自己能够“真正施政”。他们会把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做是真正实现“施政”的跳板。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因此出现并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旦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摇身一变成为“官员”,他们则会进一步笼聚“志趣相投”的“同道”,形成更加庞大的政经利益团体。恶性循环就此产生。

随着这些人士在执政党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进而产生了大范围的政治经济腐败利益链。从各级别官员的腐败案件中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官员紧密的利益输送、互相利用的关系。

随着周永康等国级领导人的落马,会发现这样的利益买卖已经触及到了执政党的最核心。周永康案件中的刘汉不仅仅是三届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是当地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头目。

发生在2013年的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案就是典型的案例。619名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出102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的45人涉嫌透过赠与金钱的手段取得支持票而当选。当时投票的619人中竟然有523人涉及贿选!

因此,客观存在的问题反映出,这些代表、委员不仅是“政治贵族”,更是“政治败族”。而这样的情形在很多地方和范围内大量存在,社会出现各种负面评价就不意外了。

在中国百姓的眼里,政治贵族就是这两方面的结合体。这种局面已经严重冲击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效果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结构和阶层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带来了各阶层的发展以及新阶层的出现壮大,社会的利益群体结构更加多层次,这多样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让中国的政治结构相应的也产生了变化。

(据统计,在本届选出的2980名人大代表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438名,占代表总数的14.70%,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与十二届相比,妇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0%,提高了1.5个百分点;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其中有45名农民工代表)468名,占代表总数的15.70%,提高了2.28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11名,占代表总数的33.93%,降低了0.95个百分点。归侨代表39名;连任代表769名,占代表总数的25.81%。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3名,占代表总数的20.57%,提高了0.15个百分点。)

可以通过本次两会人大代表的比例构成发现,在这样多阶层的快速变化发展中,出现社会精英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社会精英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们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从国家发展和阶层利益来看,他们有参与政权的主客观的要求。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壮大,并且经济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总量的情况下,很多民营企业精英参、议政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是中国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政治结构的直接反应。经济行业和社会演变的多样化持续造成了政治参政议政人员的身份日益多元。

从人数比例来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并非是单一化和局限化,而是几乎涵盖了工农兵学商等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

从已经出现的“政治问题”来分析,会发现如何应对多元化阶层对执政者的影响就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腐败不是必然清廉不是天然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但是在政治领域,执政党在自身建设上出现了“落后于时代”的情况。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贵族化”就是这种问题的后果之一。

但是也需要客观的看到,政治发生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能上纲上线的对待。

自诩为最大民主国家的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各种腐败做出残酷斗争的反腐史。针对腐败频发的状况,美国国会从立法入手,不断与腐败行为作着各种斗争。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TillmanAct)、1940年的《哈奇法修正案》、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等各种法律法规的出台反映的都是美国政治内部的腐败的演变。

亚洲“最西方化”的日本,战后也发生了“昭和电工案”“造船业行贿案”等具有极大影响的腐败案件。正是和腐败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日本才有了目前较为“清明”的政治生态。

因此,清廉的政治生态绝非一蹴而就,更非天然产生。

而如何解决“政治贵族”的问题,始终要从执政党内部的建设着手。从前面提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各种负面行为来看,会发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贵族”的现象是执政党自身问题的衍生物。反映了执政党在党内制度建设、各政党关系、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上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需要加速解决。具体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制度改革,需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如何严格审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资格,从而真正做到让优秀的人才参政议政。

2、如何形成代表、委员与各级官员更健康的关系

3、如何赋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多的监督权和知情权

4、如何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好的和社会基层产生更紧密的互动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年中,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41353件代表建议。从五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说,全国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效果是非常正面和显著的。而解决四方面问题就是把人大政协的功能和作用最大化。

十八大时习近平曾经说过中共内部存在着“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问题,强调“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反腐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而从过去五年的变化来看,执政党的反腐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势必会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以及政治生态的“清明”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总之,如果简单的把在各自行业做出成绩的的人士,因为参与了政治,就从此归类为“政治贵族”,这种评价并不正确。如果进而因为一些负面现象的出现就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部归类为“不良的政治贵族”更是有失偏颇。同时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因为他们都是中国发展的参与者与重要实践者。

如何去芜存菁,是中共政治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重要要求和目标。当越来越多的能做事、做好事的社会精英进入中国的政治系统,并成为了优秀的政治精英的时候,“政治贵族”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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