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如何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2018-02-11 20:29

最近十几年来,国内思想界常常哀叹的是:对于未来向何处去,整个国族已失去任何共识。据说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对此我有三个不以为然。

其一,没有共识是正常的。社会思想多元化,互相争持不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究其原因,是因为利益已经多元,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思考和说话,这是世俗理性。一个社会不可以没有主流价值观,但永远也不要指望整个国族“统一思想”。可以有团结,可以有集体主义,但是永远不可能“统一思想”,所谓“占领大脑”是虚妄的。所以让我们欢呼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吧。

其二,有人说,目前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共识,即对Money的热爱和追求。说这话时带有嘲讽的味道,好象市场经济之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贪欲横流,国将不国。我觉得,倘若有这个共识,那也不算很坏。理由是:追求经济利益,这是市场经济之下的“经济人理性”,有这个理性,才是现代性的基础,这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重建Capitallism的一个收获。倘若要整个民族都要超越“经济人理性”,这个社会会疯掉,之前已有过乌托邦试验为证了。只是如何让人的欲望纳入社会秩序的轨道,重建这国族的道德秩序,是下一步的事情。此外,国人爱钱,其实也是热爱安全与自由的表达,概因国家不能提供“安全”与“自由”这两个最根本的政治哲学价值,国人才会幻想自己用Money来购买到它,完成自我的救赎。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

其三,我以为,说整个国族对未来没有任何价值共识,或者说没有主流价值,那是“现实虚无主义”,或者说对一种价值共识故意忽视而不见。

其实是有一个坚实的共识基础的。无论是国家主义者、所谓“社会主义者”(吴稼祥氏所谓“沟马派”)、执政集团、复古主义者(自以为在保守传统儒家价值)、“民主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体制内改良派)、虚荣心的民族主义者、各种自由主义者、没有主意随大流跟着走主义者——上述基本上囊括了瓷国目前主要的思想倾向——其实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那就是,希望建造一个“法治国家”。可能只有极左的WG余孽不这么想,他们希望打烂一个旧世界,其实就是要打烂这个世界,自己好从中浑水摸鱼。

“法治国”这一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他理想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法治国”。依我的理解,所谓“法治”,说浅白一点,就是希望这个社会有秩序、有规则,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在这个既定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和平的博弈,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由此大家对未来可以有稳定的预期,可以安心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抽象一点,正如汉斯.凯尔森所说,法是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而这“一种秩序”是许多规则的一个体系。

世界上的执政者(除了某些丧心病狂的魔头执政者才会故意制造混乱,以为天下大乱才能维系一个社会的动态平衡)恐怕都希望自己的管治是有秩序的,是有规则的,不希望乱。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草民老百姓当然更不希望乱——因为乱世仍然是草根民众最遭殃——希望能有个讲理的地方,自己才能获得一个最基本的安全。这其实是一个底线共识。宪法和法律体系就是现代社会的规则体系。

所以中国的政改其实是有“法治国”这样一个坚实的共识基础的,只要是往“法治国”这个方向的改革努力,是可以凝聚全民族共识的。任何以改革没有共识为托辞的不改革行为,都是某种意义的“懒政”,或者说被利益集团绑架了。在宏观经济形势尚好的时候,没有理由不推动以法治为目标的政改;也只有推动以“法治国”为目标的政改,才能消除“塔西佗陷阱”,避免“明斯基时刻”,让全体国民对未来有信心,使宏观经济获得一个长期利好,国家最终能够避免颠覆性动荡,达到一种基本意义上的“长治久安”。

应该说,执政者已经发现了这个共识基础和政改路径优选方案。中共19大报告中,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中的表述如斯: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这一表述可以在现行宪法中找到其文本来源。

在实操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方向性的重大进展:为解决纪委办案与宪法法律之间的内在张力,国家监察委应运而生、箭在弦上,虽然尚需要修改宪法以适应它的面世,但必须看到避免违宪的诚恳努力,这是一个必须点赞的进步;另外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表态,接下来如何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引人瞩目,也尽可以容留讨论的空间。此外,习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语录已成为司法改革的宏观目标。

诚然,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宪制性障碍,比如在宪法总纲中,有着“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形成了“党领导一切”的宪制性实存,这二者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和谐共处?相信以东方古老智慧,能够逐步实现在“平衡中的进步”。而这“进步中的平衡”,实是中国政改方法论的要义。

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说“法治国”理想是当下的全民族共识,勿宁说《一九八二年宪法》是当下我们整个国族(至少是大陆部分)的共识。这实在是“政治正确”极了。现行一九八二年“宪法”确实是各种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尽管它并不完美,让左右各方都觉得不满意。所以任何修宪行为都必须小心翼翼,努力在修宪行为中体现整个国家的政治进步,防止政治倒退。这种进步应该是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能够经受得住检验的。

所以,趴在2018年春节这个门槛上,我们或可以匍匐着渴望:让我们看见“法治国”的晨曦吧!

 

 

本文作者为金心异,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闻道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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