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肯定，《对毛时代的理论解释》一文比绝大多数右派思想人士的认识，要客观深刻得多。但也同样不可幸免地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争议之处：

一、为减少作者的工作量，就凭本人对毛时代的一系列探讨分析文章看，统计局先生可有实际证据，足以证明左派用的就不是“系统的方法”？而仅仅是把“用手电筒去考察，把照亮的部分当作这个时代的全部”？

二、作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缺陷，确实看得很准。但却无视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这一理论对症下药地弥补了这一缺陷，高瞻远瞩地指出被扭曲的权力关系，可以根本改变人民共和国“公仆”与“主人”间的实质性关系，导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仅不服务于、反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后果。正是这种“控制者的利益目标与被控制组织的利益目标不一致”，才导致了文革必须要解决的“组织目标异化”问题。在这方面毛有许多众所周知的著名论述，相信作者相当熟悉了解故不一一列举。

三、根据上述分析，作者有关左派理论“忽略了衍生于权力关系的利益关系”之指责，显然违背了毛发动文革的基本理论和大规模群众性“造反有理”的伟大实践。

四、基于同样的分析，毛左派所继承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阶级分析方法，“完全不适用于毛时代”的结论，显然站不住脚。

五、纵观人类各种社会制度，不管在哪一种政治形式的控制之下，总会有一部分“人的言论、行为都是非自愿的”。把此现象归结为“这是毛时代的第一个特点”，明显有失客观公正。比如我在纽约一家公司上班时，发现那里劳资关系非常紧张，某些雇员对老板的憎恨几乎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我深信，这些人无论是留在该公司继续上班，还是当面笑脸相迎老板，都是及其无奈的“非自愿性”言论和行为。

六、高度集权制度是否比“多权力中心”具有更高或更低的稳定性，取决于特定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和主客观环境。在这一点上，象统计局先生这样的“自由人士”，对“集权”稳定作用的迷信程度，居然胜过我这个主张“分权制衡”的新毛人士，有些出人意料。

七、能够客观承认毛时代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这跟绝大多数信口雌黄的自由派同道相比，实在难能可贵。但断定“平等（不明白作者为何在此突然用内涵并不一致的“平均分配”来替代）”必然“带来低效率”，而且武断宣布“现在还钟情这个平等的人（应该明确界定是在精英阶级中人数）已经不太多”，就明显有悖事实。

大量事实和本人的切身经验表明，在毛时代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通常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贯彻较好的地方，领导干部比较以身作则并以平等态度出现在群众中的地方，通常都是工作效率和热情比较高的地方。凡是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的地方单位，则一定是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如果作者不同意我的这一看法，而且掌握具有代表性的相反例子，请举出来。

八、作为一个思想右派，敢于公开承认毛时代干部清廉、腐败程度低，需要相当勇气。但作者把造成这一正面现象的根源归结为“集权，和（高层）对社会高度的控制”，则明显有违史实。

事实上，1958年的“浮夸风”，文革时期的各地党政军实权人物对广大造反派群众实行的残酷打击和血腥镇压，均是“权力结构中上层对中下层”明显失去控制的典型例子。文革后期“中下层……权力不容易被滥用”的情况，应该归结于文革所造就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在基层群众中得以普遍加强；某一级单位或组织领导就可以“代表党”的神话，被彻底打碎！

九、如上所述，毛时代出现社会严重灾难的主因，是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缺乏足够执政经验，从而导致高层大体正确的指导方针和路线，在贯彻落实过程中遭受层层歪曲，出了问题形成“官官相护”之盘根错节利益关系网的缘故，以至毛最终不得不违反党内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和统一意志，“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以在自己身后“倒赔夫人”和亲侄子的惨重代价，毅然决然发动亿万革命群众，直接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实权人物。

文革以后，随着河南吴之甫、四川李井泉类党内实权人物遭受严重政治打击，地方“恶吏”一手遮天，草菅人命地大规模人为制造严重社会灾难的条件，几乎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作者判定“左右两派……一派看到平等而故意忽略灾难，另一派看到灾难又不承认相对平等”的分析与结论，显然具有很大片面性。希望作者能够真正摆脱单纯社会现象层次的了解，结合本人所提九点商榷意见，通过“对包含一个演变规律的社会系统的认识”，作出不“纠缠于现象”和客观反映史实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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