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 说：

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 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 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来没有被捕过，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 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1978年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

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 些思考。

(《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 王学亮文)

蜜蜂 说：

1969年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令（ZT）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

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 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去的这位老人名叫卢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我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作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蜜蜂 说：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 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蜜蜂 说：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