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首相鸠山：我和《红灯记》里的鸠山不一样

匿名 说：

從歷史上看，日本民族作爲黃種人的心態就是：一方面傲視其他亞洲人，一方面致力於“脫亞入歐”，以躋身于以白人爲主的西方世界爲榮。

國際社會的認識和態度的比較

很明顯，戰後半個世紀以來，以西方爲主的國際輿論對待德、日的侵略歷史的“態度”“迥然不同”。試設想，
“假如”德國出現對“反猶大屠殺的罪行”質疑的說法，
“假如”德國教科書裏出現“美化”納粹、爲德國侵略“辯護”的內容，會在世界引起怎樣的反響和“聲討”？昔日的納粹分子哪怕隱姓埋名幾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將就木也難逃審判。
對比之下，日本軍國右派、政客，甚至在職高官，卻一再發出關於日本侵華的“奇談怪論”，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廈舉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活動，而抗議的只有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戰時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觀”，“一向好事”的西方傳媒對此事也“漠不關心”，或一筆帶過，或乾脆“裝聾作啞、保持沈默‘。

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我偶然舉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和“反猶大屠殺”。有一位法國學者在會外專門鄭重其事地找我談，表示他不能接受把這兩件事相提並論，因爲他認爲日本侵華與德國反猶是性質不同的。我爲之愕然。他卻進一步解釋說，德國對猶太人是種族滅絕，日本對華是殖民戰爭，後者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中國的工業化，例如日本佔領“滿洲”就使東北成爲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我問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說這可以稱作“暴行”，在戰爭中常見，而且中國人自相殘殺、歷屆中國統治者對本國人的壓迫和殺戮也不爲不殘酷。這個觀點簡單概括就是以社會發展的“先進”和“落後”劃線，在西方有相當的代表性。換言之，德國法西斯打碎的是歐洲民主、自由、繁榮的天堂，而中國人本來就生活在地獄之中。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觀點。

有一點是事實，即德國侵略的對象包括蘇聯在內，都是發達國家，戰後恢復很快，而且佔據世界輿論要津，從實力和聲勢都足以對任何法西斯殘餘形成威懾。特別是受害最深的猶太人，戰後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表現出類拔萃，他們除建立了小而強的以色列國家外，還已經彙入發達國家的精英階層。
對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對象”是亞洲不發達國家或西方殖民地，戰後情況複雜，自顧不暇。而日本軍國法西斯餘孽卻在美帝“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實力，對於弱於自己的國家，自難低頭認罪

zj 说：

胡少江：金正日玩弄温家宝
RFA　2009年10月09日

经过中朝两国部长级官员们反复地讨价还价，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十八年后对这个北方的社会主义邻国的第一次访问终于成行。中国总理在朝鲜受到了超规格的热烈欢迎，连中国驻朝大使馆都自称朝方的欢迎规格”出乎意料之外”，是给中方的”一个惊喜”。尤其是那位一向深居简出的 “金皇帝”突然出现在机场，更使得世界各地的政治观察家们对此次的中朝领导人会谈充满了期待。

中国总理之所以在十八年中没有涉足这个亲于兄弟的社会主义友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长期以来，这个北方小兄弟的行为越来越乖戾，完全不按章法出牌。它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对东亚地区韩国和日本等的直接威胁，而且也危及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也自忖无法在重大问题上说服朝鲜。中国领导人对朝鲜的多次访问都是徒手而返。长此以往，在国际上丢掉了面子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将会损害中国以朝鲜问题为筹码与美国等世界强国进行交易的实力。

二是中国知道，由于朝鲜的金氏小朝廷推行的极度荒谬的社会经济政策，搞得个好端端的鱼米之乡饿殍遍野；同时在国际上也是千夫所指。曾经为了拯救这个社会主义邻邦的中国老大哥已经成了”金皇帝”在经济上的唯一的依靠。虽然两国的一把手之间也有不少交往，但是一把手之间的”务虚”会谈满足不了金氏朝廷的欲望。中国总理作为财务主管，一旦访朝，是不得不送出”大礼” 的。因此，而且不事前送上一份让对方满意的礼单，中国总理恐怕也是难以成行的。

现在中国总理已经从平壤返回北京，虽然判断此次双边会谈的真正结果还有待时日，但是人们从双方发布的文件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中国总理访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说服朝鲜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前。这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六方会谈”是中国首创的，而且中国一直是历次”六方会谈 “的东道主。”六方会谈”能否成功，不仅仅是中国能够否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的一个试金石；更实中国在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和日本等大国在其他双边和多边的谈判中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

匿名 说：

頗右傾媚美的法總統傻殼雞在遭遇到國內一波波風起雲湧的左派工會數百萬群眾示威震撼教育之後，如今拍照時喜歡手捧著一本馬克思《資本論》

在美、英金融經濟泡沫化之下，過去三十年主導著全球主流經濟政策思潮的新自由主義－柴契爾主義最終破產了！
　　“柴契爾主義（美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是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事件。她那屆政府在英國率先推行的許多政策，爲世界其他地區所效仿：包括“私有化（消滅國有公營產業）”、“去監管化（放任式恣由）”、“（財閥富人）減稅”、“（開發中及落後國家）取消匯率管制”、“打擊（左翼）工會”力量，以及“頌揚”財富（投機/兼併）創造、而非財富再分配（社福）。

　　柴契爾夫人比美國雷根總統早上台18個月，兩人之間迅速發展出一段“意識形態戀情”。
　　在柴契爾時代末期，東歐、印度和蘇聯競相施行“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改革。最後一次以首相身份訪問戈巴契夫主政的俄羅斯時，柴契爾夫人挖苦道，新任莫斯科市長似乎是她本人的經濟學導師—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信徒。她的兩位最親密顧問出版了《將世界私有化》(Privatising the World)一書，書名洋溢著欣喜之情。她本人歡欣鼓舞：”他們排隊來領取新的英國（新自由主義經濟）藥方。”

　　然而，在柴契爾夫人離開唐寧街近20年後，英國經濟已然深陷困境深淵。而柴契爾主義所反對的幾乎所有事物—“國有化”、增稅和凱因斯經濟學—再度流行。柴契爾時代的標誌性政策正“被逐一粉碎”。

　　她將最高稅率降至40%的著名舉措被推翻。今後的最高稅率將是50%，而民調表明，此項變革頗受歡迎。目前，英國實質上也已將國內大型銀行“國有化”，與法國在密特朗時期的做法如出一轍。
　　在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柴契爾主義也不再流行。

　　最深得柴契爾時代神髓的“改革”，當屬1986年的金融“去監管化”大變革。這場變革爲倫敦金融城不可阻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但倫敦金融城如今金融泡沫化爆發，當局被迫只得重新加強對金融服務業的“監管”。　　

　最可悲的或許是，新自由主義－柴契爾主義已喪失了道德高地。美、英印鈔機更加大幅開動—只是如今換成了“量化寬鬆”的“說法”。隨著美、英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全面實施，美元基礎貨幣供給正以數十倍急遽飆升，美英國家正偷天轉嫁的“全球性惡性通貨膨脹”已在悄然醞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