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迪：你觉得用母语和非母语写诗有什么区别？

哈金：一开始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用英语写诗不太难，但后来知道了，用英语写诗非常难，尤其是对声的把握。在这方面，英诗是非常讲究的，比汉诗讲究得多。其实小说也是如此，一个句子好坏，往往要看听起来怎样。这不是能从书本上学来的。

明迪：你的诗很有节奏感。不过我有个问题，太注重音乐性，太流畅了，是否会使一首诗没有陌生感，反而趋于平淡？

哈金：这是最难的——怎样找到自己独特的音乐。你看英语中的大诗人，只要拿出一行诗，读者一般就知道是谁的。所以这不是流畅的问题，而是诗人怎样获得自己特性的问题，一个终极性的问题。我在英诗里没走多远，但知道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大部分精力都用到小说上了。英语中没有非母语的大诗人，这是非母语作家写作的极限，但愿将来有人冲破这个极限。
 
明迪：但你起步不凡，三本诗集各具特色，可惜没有继续走下去，或者立刻改用中文写。你把诗歌的音乐性和个人的独特声音并置，这点很有趣，“声”在于你似乎是个整体，比如你在《自由生活》的诗歌笔记中谈到，诗歌的听者确定后，能帮助诗人决定音量和音调，也可以帮助读者弄清是谁在和谁说话。我们先分开来看一下，你早期的英语诗歌创作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弱势群体发声，而第二本诗集《面对阴影》（Facing Shadows）却是你自己的声音，你在《文学代言人及其部族》这篇长文里详细谈到了这个变化，但很多读者没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请你再简单谈一下。

哈金：天安门事件后我渐渐意识到得用英语长期写下去，但我也觉得自己太天真，以前没意识到代言人的角色有多么沉重。所以第二本诗集就变得比较个人化，更有抒情的强度，诗也更简练些。
 
明迪：我觉得不仅仅是写作方式和角度有变化，对主题挖掘也更深一些，而且语调很感人。《沉默之间》里不同人物的独白都很具特色，但我读了没有太多个人感悟，而《面对阴影》引起很大共鸣，你在美国的奋斗经历、对生活的感恩、对旧友的情谊、以及对童年的记忆，读了很感动，从技巧上来说也很受启发。第三本诗集《残骸》（Wreckage）像一部史诗，从各种不同的个体角度看中国历史，既有纵向的磅礴气势，又有横向的细致深刻，你花了多长时间完成这部诗集？

哈金：这本诗集断断续续用了大约三年。你说得对，《面对阴影》里面的诗更像我自己的，跟自己个人的经历比较密切。
 
明迪：在《残骸》中，你以抒情笔调写华夏史，从大禹治水一直写到清末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出洋，从远古神话故事到真实历史事件加上个人命运，是否以《荷马史诗》为目标？

哈金：跟荷马没关系。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心理需要，觉得要跟中国在感情上疏理一下，以继续将来的写作。用了三年写完后，心里平静了许多，好像了结了一件心事。
 
明迪：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是梳理还是疏离？兼而有之吧。《残骸》里的独白很具有震撼力，细节处理很老练，有些出人意料之处，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后来为歌剧《秦始皇》写歌词有什么感想？

哈金：当然，这些诗写完了，感情就疏离了许多，因为有了个交待。歌剧不一样，是大家一起做的，大概像制作电影，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很多东西都不是我说要加就能加，我说要减就能减。这是为什么在歌剧没上演之前我就说以后不再介入歌剧了。包括电影，《自由生活》的电影合同在最后一刻我没签，因为得介入太多。我要集中精力把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完成。不过，跟谭盾、张艺谋、多明戈一起工作那段时间，我也很受启发。从来没见过有人像那些艺术家、音乐家那么高兴地工作。能够每天兴高采烈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是人生最大快乐之一。还有，那段经历让我写出了《作曲家和他的鹦鹉》。这个故事是我的下一本短篇小说集《落地》中的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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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约一万字，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