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24日 12:22 上午
一九六四年高考招生实行阶级路线,并非毛泽东之意
一九六四年八月高考发榜之时,招生当局曾高调宣布招生贯彻了阶级路线。那一年,很多家庭出生有“问题”的考生 名落孙山。
对于当年高考招生实行阶级路线,大概很多人都以为是毛泽东主使的,我以为不然。如若追究个人的责任,大概刘少奇的责任最大。刘少奇是当时中共中央一线的负责人,所有日常政策法规的制定,都由刘主持。毛当时居于二线,只管大政方针,尤其像高考招生这类琐事,多半不会主动过问,最多也就是在刘主持确定的文件上画圈而已。
下面我将回顾围绕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都发生了些什么。
一九六四年八月,当年高考招生发榜,《人民日报》在发布高考招生的消息时明确指出“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记不请当时《人民日报》是否发了社论,在网上也查不到任何关于六四年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的词条)。
其背景显然是当时已经在农村轰轰烈烈开展的四清(后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已经形成,并开始在小范围内传播(1964年9月1日以中央文件正式转发)。尽管四清或社教运动最原初的根据可以归结为毛泽东在1962年在八届诗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毛的大讲阶级斗争包括在高校招生上也要实行以出身为取舍的阶级路线,因为毛的阶级斗争着眼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毛泽东在六四年以写信与讲话的方式多次对教育问题发表意见,几乎都是关于学制,学生负担,以及与实践结合等问题,目的是出人才,却从未谈及招生要实行阶级路线。按照毛的一贯思维,毛也不可能把学生的家庭出身看得那么重,毛显然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更遑论年轻学子。
六四年明确宣布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对社会的震动显然不可忽视。六四年年底左右,中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推出社教23条。这当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紧接着,六五年春节,彭真出面讲话,说“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八月份高调实行阶级路线的纠偏。
这个时候的彭真大概处于其巅峰时期,已经俨然是实质上的政治局常委,所有常委会议的必然参加者。且由于刘少奇在讨论23条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显现了失去接班人地位的征兆,彭真显然是强有力的继任人选之一。我以为,彭在讨论23条时多半站在了毛一边,因此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的纠偏讲话由彭出面。
李雪峰文革初期就任北京新市委书记时的一段讲话可以作为旁证。李雪峰在那一讲话中谈到他是在讨论23条的时候就开始认为彭真有问题的。他说,当时他认为23条是反右的,而彭真认为是反左的,由此他发现彭有问题。这表明,彭真不满刘少奇在四清中大整群众与基层干部的做法,在客观上与毛提出的重点在整走资派比较接近。当然,彭绝不会想到,毛说的走资派并不会在公社或者县一级止步,而是要直达天庭的。
就在当时,北京若干所中学发生了围绕学校的阶级路线问题,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学生反对学校领导的事件。我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当时叫师大一附中)念高三。从高三第一学期中途起,发现每到下午,班上的高干子弟们(后来也包括一些工农子弟)都相约一同离去。原来他们搞了个类似土改与四清中的贫农会那样的串联会,讨论学校执行阶级路线的问题。起因是学校党支部决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而第一个要发展的学生是一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品学兼优的女同学,而不是高干子弟,他们认定学校的阶级路线出了问题,进而认为校党支部有问题。事情先是闹到了北京市委,市委通过团市委向他们做工作,认为他们偏激,当然不为他们所接受,反而进而认为北京市委也有问题。事情一直闹到六五年的春天,后来还是由团中央出面作了说服工作,加之校党支部在第一批发展的学生党员中增加了几位高干子弟,并在其后接连发展了多位高干子弟入党,才算平息了他们的“贫协”运动。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当时在我校高一,大概不会是骨干分子,但肯定也是参与者,而且可能也会向刘少奇通报。刘少奇在文革之初就对师大附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超做过定性为走资派的详尽讲话,显然对师大附中的情况十分了解。
文革一起,各校的高干子弟就立即对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各大中学校的党政领导开足火力,全力攻击,不能不说是与前面所述围绕学校阶级路线对下自校领导上至北京市委的不满相关的。这种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对“特权”的追求在文革初期越演越烈,及至到了六六年八月中下旬更是公然打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旗号,将其特权扩展为草菅人命的滥施暴力。
毛泽东在文革中又是如何把握阶级路线问题的呢?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谈到六六年八月的文革情况时写到,“……老红卫兵和后来称为造反派的红卫兵形成了对立”,还出现了“龙胜龙.凤生凤”的血统论,而有些造反的红卫兵由于出身不好或本人被认为是反革命而“得不到平反,不给他们退材料,不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王力写到,“这个思想跟毛主席的思想对不上号。毛主席认为是搞错了。毛主席反对血统论。毛主席很早就提出干部子弟问题,他说干部子弟不是不能领导,但红卫兵最好不要由高干子弟掌握”。王力说,这个问题中央不好做正式决定,只好由陈伯达个人出面,说高干子弟不要领导红卫兵。六六年九.十月以后,造反红卫兵对阶级出身的要求就开始逐步放松,到六七年晚春以后就没有多少出身的限制了。
毛对学生中实行阶级路线的态度还可以从一九七零年以后工农兵学员的招收情况有所反映,当时正是大讲阶级斗争之时,然而却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真正体现了“重在表现”,当时做工务农的青年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被工人或贫下中农认可,几乎都有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毛当时对此问题有何指示,目前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若无毛点头任何人也不敢在大讲阶级与阶级斗争之时擅自在招生上放宽对家庭出身的要求。这似乎也是对一九六四年招生阶级路线纠偏的延续。到了一九七七年重新恢复高考招生时,则几乎完全摈弃了高校招生中的阶级路线,这应该与文革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情况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于出身问题持辩证唯物论的态度,刘少奇则往往倾向于貌似较左的机械唯物主义态度。因此,一九六四年高校招生实行阶级路线那段公案应该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结果,毛在发现其负面影响后就开始纠偏,直到文革后期才逐渐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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