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平、博爱、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已成为普世价值观，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推崇，而作为实现这些价值的民主社会，更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学习改革而要达到的理想彼岸。“民主”是一个崇高的理念，她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精英们为之奋斗不息，“民运人士”、“民主小贩”等新名词也应时而生，蜂拥而出。

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制度是目前人类社会中最先进的制度，也是有效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的前提。我们不能因为有些民主国家某些政策的失当，或某个环节的操作失误而否定其制度的相对优越性。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都是不正确的观点。人手不能建立完美的东西，这是人的有限性决定的。

有人预言，中国将要在21世纪内实现民主转型。愿望是好的，但不免有点担忧，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文化、思想、道德，这些实现民主的必要素，我们都具备了吗？所谓民主，说白了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不仅要求政治家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人格和行为，也要求民众具备一定的社会文明素质，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和默契，是保障民主社会正常发挥作用的关键。否则，必将是混乱的民主，这已在六四后海外民运组织山头林立的局面中应验。

人因为犯了罪，所以需要国家政权的存在，且不论其权力当初来得是否合法，但必须承认其存在的神圣性。再无能的政府，总比无政府强。当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期的今天，现有的世界格局，显然不能靠任何暴力行为去打破。民主不是靠激进的方式实现，鼓吹分裂、煽动暴力，挑拨民族矛盾，不但改变不了不义政权专制腐败的根源，而且会带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灾难局面。历史有其必然性，任何不义的政权都不会长久。

实现民主的目的是为了结束专制统治，给社会带来繁荣和稳定。别有用心的就另当别论了。那么，民主是否真的如灵丹妙药，可以手到病除？要知道，至今无人超越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就是死在民主的意念之下！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是死在群众的一片呼声之中！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发生在欧、亚大地上的二战，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德国和日本，都是在民主和宪政中成长起来的国家，但它们的强大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而是巨大的灾难。纵观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史，特别是亚洲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前一阵子闹得很凶的泰国、伊朗等。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建立了民主制度，至今已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但其民主实质与自由民主间的差距依然很远，民主精神的真正内涵并没有在公众中体现。有专家文献显示，日本的政治实际上不是由正义主导，而是受邪恶势力左右。韩国的民主制度在亚洲还算是成功的典型，但几位总统都是因贪污受贿而相继下台，尤其是前总统卢武铉的含羞自杀，令人不由的质疑，为什么会这样呢？台湾的民主乱象就更不用说了，“阿扁错了吗？”，至今还成为人们嘲笑这位民选总统的口头禅。其他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尼、菲律宾、尼泊尔等，都接二连三的上演了不同形式的民主闹剧。对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荷兰等国，从中不难发现，同是民主制度，但它们之间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那么，是什么原因决定民主的优劣呢？

去年3月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一篇蒂姆•哈克勒的署名文章，题目是《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文章根据美国政坛先驱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年的竞争观点，对照世界民主历史的发展状况，得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结论：民主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那些具有启蒙文化传统的国家，才能实行民主制度。 虽然不完全赞同这个结论，但认同这个表述：文化背景决定民主制度的优劣。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纲领是解放人性，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但是，受这些启蒙思想影响的运动之子们，却根据个人的不同理解和引用，把这些启蒙思想发展成高举人文大旗下的理性主义，将“神本”变成“人本”。如法国大革命，虽然当时的基督徒都反对流血革命，但是，那些革命领袖都是启蒙思想的信奉者，主要参与者也多数受理性主义影响，他们怀疑宗教，反对教会，使这场革命很快演变成激烈的群众暴动和阶级仇恨。建立的恐怖政权，两年内处死约四万人，仅狱中就处死二万。后来，革命领袖也不断被推翻、处死，整个欧洲空前恐怖，世界为之震惊！ 再来比较美国的革命。美国革命虽然表面上也是受启蒙运动人文理性主义思想影响，但在深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人对基督教思想的深刻领会。关键一点是，参加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和民众，基本上都是虔诚的清教徒。有“宪法之父”称号的美国前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在他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政府的存在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正是基于这种来源于基督教中的人性观，使得美国的国父们在研讨宪法制度时，围绕“权力分置，互相制衡”的制定原则，既有清晰明了的理论论证，又有基本的人性判断，相对应于政府和所有民众。

中世纪后的德国，是基督教改革的发源地，也是基督新教的产生地。遗憾的是，新教非但没有被德国人普遍接受，而且还遭受了很大的逼迫，取而代之的是黑格尔、尼采的哲学。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主张强力意志，需要有超人来统领世界。一战后，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大涨，希特勒为了迎合这一激情，利用自己超凡的演说才能一举获得竞选胜利。他成了尼采所呼喊的超人，被人们当成“上帝”。新教在德国受逼迫后，传到了法国，在法国又同样受到逼迫，再传到日内瓦、英国和美国，最后被英美普遍接受。由于信仰的差别，相较德、日、法，英美式民主显然要好很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英美也比德法先进快速。

综上所述，只有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民主宪政，才可能是世界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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