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国时在济南山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买东西，有事问超市的服务员，不想她回答时居然“老师长，老师短”的，说得我心花怒放，心想这孔孟之乡不愧是礼仪之邦，超市的服务员都能从你的脸上看出学问来。不过这股得意劲儿只保持到收款台，在那里收款员对我前面一个建筑工人打扮的中年人也一口一个“老师”，让我顿时明白原来“老师”这称呼在济南不过是个普通的礼貌用语，大约跟文革时北京街头见了谁都喊“师傅”差不太多。

后来去阳朔，在漓江边的码头上遇见一个给竹筏子拉客的中年女人，跟在太太身后“美女长，美女短”的，叫得太太满面春光，差点就拉着我上了“贼船”。太太这股高兴劲儿比我那股长寿一点，居然一直保持到晚餐时分，直到看见餐馆服务员对邻桌一位恐龙级女士也一口一个“美女”，才算扫了兴。

设想一下，如果阳朔“美女”一词的用法扩展开来的话，那么再过些年，也许词典里就会有这样的词条：

【美女】：对女性的礼貌称呼，尤指相貌平常的女性。

也就是“美女”一词中的“漂亮值”基本上跌到了零点。事实上，“词汇贬值”是语言中一个常见的现象。说起来这种贬值跟通货膨胀的道理差不多。钞票印多了，价值就开始下跌；价值评判词汇如果被滥用，渐渐其所意指的价值也就开始滑坡。

今天英语里的not不过是个普通的“不”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倒退一千多年的话，我们会看见这个词的前身ne-a-wiht，意思是“not ever thing”，或者“nothing whatsoever”。这是个意思强烈的否定词，有点像中文说“一点也不”或者“没门儿”。由于在口语中被大量使用，这个词开始被简化，十世纪前后变成了nawiht，再后来变成了nawt，最后成为我们今天看见的not。跟着词形一块儿缩水的还有这个词的判断价值，从“没门儿”变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不”。

希伯来语里的niphla本来的意思是“非凡的”、“神奇的”，指只有神才能施为的事情。《旧约圣经•诗篇》118：23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神奇。”其中的“神奇”便用的是这个词，早期希伯来语文献中这个词的用法大抵如是。后来用得多了，这个词变成了“让人惊奇的”，基本上跟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在今天的以色列，小孩子学会说个新词，大人都会跟在屁股后面一叠连声地叫“niphla”，其判断价值实在已经贬无可贬。

汉语里的“非常”本来是“非常理所能知”、“异乎寻常”的意思。《搜神记》里讲蚕女故事，说到那匹马寻父而归，乃“畜牲有非常之情”，也有一种近乎神奇的意义。斗转星移，这个词如今已经贬值成了只比“很”字的意味稍微强烈一点的副词。而那个早期跟“狠”字通用的“很”也早就没了当年那股子恶狠狠的劲头，很多时候连“很”字的基本意义也已经消失了，“我很好”多半不过是在说“好”而已。

“词汇贬值”起源于人类“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的本性，对喜欢的事情总希望说得再好一点，对厌恶的事情总希望贬得再低一点。偏偏世界不会随着人类的语言而改变自己的本相，事物不会随着人们的好恶而增减自己的价值；结果夸张的词汇没能改变世界，而是改变了词汇自身——褒义词不再那么褒义，贬义词不再那么贬义。在这方面，中文里“小姐”一词近年来的疯狂贬值便是个突出的例子。事情的起源大概是嫖客们的虚荣心，就像《老残游记》里妓女翠环所说的：“那些说姐儿们长得好的，无非却是我们眼面前的几个人，有的连鼻子眼睛还没有长的周全呢，他们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嫱；不是说他沉鱼落雁，就是说他闭月羞花。王嫱俺不知道他老是谁，有人说，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难道都是这种乏样子吗？一定靠不住了。”嫖客们花了银子，自然觉得买的货越贵重越合算；老鸨忘八要做生意，自然要把自己的货物吹得越珍奇越妙，所以你也“小姐”，我也“小姐”，“小姐”遂泛滥成灾。而最后的结局大家有目共睹：妓女们没变成“小姐”，“小姐”变成了妓女；生生的让个大家闺秀沦落风尘，好算是“人心不古”的绝佳见证。

有时词汇贬值贬得过了头，竟会贬出完全相反的意思来，形成所谓的“反训”现象。英语里的Wicked本意是“邪恶的”、“恶毒的”，是个相当极端的贬义词。因为用得太滥，后来在口语中成了褒义词，好像中文说“了不起”、“真棒”。晋代的郭璞曾在《方言注》总结过古汉语中的这种现象：“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

政治词汇历来是词汇贬值的一大动力，因为政治口号天生就有被滥用的本性。正因为如此，政治集团通常过一段时间便要更换政治主张，哪怕是换汤不换药也得换，不然词汇贬值会让他们的政见失去吸引力。近年汉语中贬值最快的政治词汇当属“爱国”、“爱国者”、“卖国”、“汉奸”这一系列的词汇。倒退二十年，“爱国”曾经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偶像级词汇，拜某些人往自己脸上疯狂贴金之功，这个词如今跟“反人权”、“反民主”一类的概念扯上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还给自己攀上一个叫做“爱国贼”的不体面的近亲。我一直佩服以色列人为自己国家奉献的精神，却不敢说他们“爱国”，怕的就是“爱国”这个词新增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会引起别人误解。“汉奸”曾经是个无可分辨的贬义词，也拜某些人动不动就“义愤填膺”之赐，这个被滥用到极点的中文网骂人词汇如今已经远没有当初那么可怕，不但再没人真的在乎这个称呼，而且有“四大汉奸”、“热血汉奸”们为这个称呼洋洋自得，大有已经“反训”之风。

在学术层面上讨论“词汇贬值”现象，这是从现代语言学才开始的。不过很多文明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有所察觉，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中国古代的“避讳”习俗的效果之一就是防止尊贵人物的名字因被滥用而失去人们的敬意。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犹太教禁止称呼神的名字的习俗。按照拉比犹太教的教义，只有大祭司在圣殿中履行赎罪日仪式时才能称呼神的名字，后来圣殿被毁，不再举行这一仪式，久而久之，神名的发音失传，想称呼也无从称呼起了。现代犹太教甚至连“神”这个词（Elohim）也不肯说，故意错发成Elokim，以防止原词贬值。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纳粹反犹大屠杀在英语和希伯来语里都有专有名词，作用也是防止被人滥用，造成该词的严肃含义贬值。还记得某位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在某次国际研讨会上误用Holocaust一词谈论其它屠杀事件，引起在座的以色列学者的激烈反应。这位大师当时一脸茫然，我猜他大概至今也未窥破个中隐秘。

不过，这些防范措施都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起到有限作用。大范围的词汇贬值现象是任何人都无法制止的。它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演变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张平 2008年7月7日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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