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成励应该为其行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相信审判机关会有公正的判决。我所惊诧的是，作为政法大学学生的付成励，在案发后表现出的这种暴戾态度，和崇尚以暴力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新闻中说，付成励父母曾申请对儿子进行精神病鉴定，结果为正常，这就更值得深思了。

    此案初起时，因媒体报道的与性有关的“潜规则”，付成励一度引得了一些同情。而现在据付的女友在司法机关所作的证言，她与程春明发生性关系出于自愿，新闻中说这对此案的最后判决将有一定影响。其实，是“自愿”还是“潜规则”，都无法改变付成励行为的性质。难道是“潜规则”，你就可以随便杀人了吗？更何况，程春明和付的女友，本来都是具有完全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从付成励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其行动逻辑：先从主观上认定对方“该杀”，为自己寻找暴力的合理性，然后再心安理得地实施暴力。这实际上也是那些赞赏暴力的人的共同逻辑。这样的逻辑不被文明社会所接受是一望即知的：如果谁都可以制定“该杀”的标准，谁都可以在一种想当然的行使正义的激情中杀人，那还成其为什么社会？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除了反抗暴力侵害的合法防卫，其他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可接受，不论这种暴力来自何方，指向哪里。我们通常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就是，总难免对弱者指向强者的暴力表示同情，梁山好汉的快意恩仇至今还让中国人迷醉就是证明。但是我们切莫忘记，无数事实已经昭示，如果不对暴力进行约束，如果一时因为暴力是指向我们平素很不喜欢的东西，而对其稍稍宽纵一些，那暴力就极有可能肆虐无忌，用暴力解决问题就会成为“流行病”，并最终伤害到我们自己。

    生活中都有激愤不可抑制的时候，于是“该杀”、“该死”成为口头禅，但现实是，虽然口称“该杀”，许多人并未迈出实施暴力的最后一步。原因在于，理性的人总能权衡利害得失，而且不难找到发泄激愤、表达诉求的和平渠道与方式。这一点告诉我们，要想使社会不致陷入乖张暴戾，除了让法律成为公众的真正信仰，就必须全力保障人们发泄激愤、表达诉求的和平渠道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