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回忆录》：我在中央蘇區最初三個月，結識了一些領導人物，這裡我想插一段我對他們的觀察和判斷。這些觀察和判斷都是很粗淺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難免同以後的印象交織在一起。為了盡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當時通過談話以及其他途徑得到的消息也寫了進來。

和我本人經常有些來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衛措施」比較放鬆和我的腳病痊癒以後，我的活動範圍也主要是局限於定期訪問中央委員會、總參謀部和軍事學院，還有總共到前線去了五次。當然，還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記了。

給
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40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
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面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
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象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厚的菜，象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
南方，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能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
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總之，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歷來很
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從歷史中，也就是說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
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就連他
那句關於紅辣椒的格言也是隨形勢而變化的。在雲南時，真正革命者的標誌是生產鴉片，因為當時發給紅軍戰土的津貼，不是銀洋而是鴉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標
誌是蝨子，在那裡我們幾乎讓蝨子給吞吃了。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
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裡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
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李
德曾是中国红军的军事统帅，是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外国人。但李德被中共妖魔化，指责他造成了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他
也被描述为一个要求和女红军上床的色情狂。然而，我们从这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哈耶出的《李德回忆录》，却看到另外版本的历史真相：毛泽东是怎样打
败博古、周恩来、李德、张国焘、王明、张闻天，最后打败蒋介石的?
當
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說了幾條理由：毛從來沒有在國
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
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雇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
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階級劃分，不是從「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地位」及其同生產資料一定的關係出發，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準出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
庸俗歪曲，在實踐中影響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統計數字，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這種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觀判斷來確定不同階層的階級性
質，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他交替使用的這兩個概念，被他歸結為共產黨的統治，而共產黨的統治在他看來又體現
為紅軍的力量，因為他認為，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內戰的形式進行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同博古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交談了多次，我知道，他們
對這一切是有認識的，但是他們卻沒有與之鬥爭。他們不想由於這些「理論」問題同毛澤東破裂，這當然也是符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的。他們知道，毛在中
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由於這種傳統毛同農民的
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沒有參加武裝鬥爭的「城裡人」，則以白眼相待。因為他同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什麼接觸，所以在他的眼裡，蘇區以外共產黨人英勇
的地下鬥爭是無足輕重的。他認為，只有農民軍隊的武裝鬥爭才有意義。他狂妄地以為，只有他才能擔負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勝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來，只要
有利於他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

1931年以前，他在閩贛地區實際上曾經達到了這個目的。在這之前，黨內存在著激
烈的衝突，衝突是以當時的中央全權代表、前敵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一方，以湖南省委及閩贛地委為另一方。有關這次衝突的詳細情況，我在這裡雖然比在上海知道
得略微多一些，但至今仍然不甚瞭解。總之從我得到的一些暗示可以看出：毛主要是依靠對他唯命是從的軍隊領導人，在1929—1930年用強制手段取消了省
委和地委，在鎮壓反革命——「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分子」以及真正的或所謂的托派和社會民主黨——的幌子下，據說從肉體上消滅了很多反對毛路線的黨的幹部，其
中也有紅軍戰土，特別是政治工作者和軍事指揮員，以及在1927年廣州公社失敗以後和1930年暫時佔領長沙以後參加紅軍的工人。我聽了雖然很吃驚，但對
這些不可靠的謠傳並不十分介意。直到現在，這些謠傳才在文件資料中得到證實，使人不寒而慄。當時大家也許認為，而且也希望，令人不快的內部鬥爭已經過去。
周恩來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為「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英剛直率地稱之為「黨派鬥爭」。(《李德回忆录》)

第四次中央全
會以後，毛在中央蘇區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損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寧都召開的擴大會議，以及最後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遷至瑞
金，所有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報警信號。他的影響明顯地減弱了，在五中全會上他要求發言，但沒有成功。從此以後開始了一場隱蔽的爭奪，黨和軍隊領導權的新的不
平衡的鬥爭。之所以說是不平衡的，那是因為我們大家把毛看作是群眾威信很高的革命領袖，對他很尊敬，我們誠懇地盡力去尋找同他的共同語言；而他卻施展政治
陰謀，暗中用盡心計，不僅想恢復他已經失去的影響，而且想更進一步奪得全黨的領導權。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組織了一個反對派小組，小
組成員都是1930年他反對湘、贛、閩省委時支持過他的地方和軍隊的幹部。屬於這個黨內宗派的有古柏、曾山和毛的秘書陳正人，1930—1931年他把他
們推上了江西省委和政府的領導崗位，但這時他們都不再有什麼顯著的作用了。我不知道，他們以後是否又東山再起。此外，還有他的弟弟毛澤覃和毛澤民，他們兩
人只做過基層的經濟和財政工作，而從來沒有擔任過重要的政治領導。參預其陰謀的還有受他保護的羅明和蕭勁光；軍隊幹部中除了林彪，還有當時是師長的陳毅和
軍政治部《紅星報》編輯的鄧小平。

博古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當然不得不主管政治問題以及越來越突出的軍事問題，這就使他違背自己心願地成
了毛的對手。他只有25歲左右，在理論上很有修養；雖然年輕，但政治上很有經驗，然而在制訂軍事方針時，他總是樂於接受我的建議和周恩來的決定。我同博古
之間逐漸建立了友誼，這種友誼也經受了以後幾年意見分歧的考驗。我同他作過多次交談，從交談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觀點，但他認為必須同毛合
作，以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他而維護黨的統一。他被毛貶職以後，還一直堅持這種看法，直至1946年悲慘地死去。誠然，這種「忠誠」的態度，使他以後又
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只有共產國際的權威和蘇聯的利益，在他看來始終是高於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紀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
博古一樣致力於增強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多次表示很蔑視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但是作為負責政府和蘇區工作的中央書記以及閩贛蘇區政府的新領導
人，他也逐漸陷入了毛的影響之下，並轉到了他的路線一邊。對此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軍事計畫，顯然他相信這個計畫在中央蘇區的具體情況下是正確的。但
洛甫並不因此而放棄他自己的立場，所以，在他作為博古的後任當上中央總書記之後，又多次同毛發生衝突。到六十年代，毛終於把他徹底趕下了台。(《李德回忆
录》)

《李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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