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哈耶出版的《趙紫陽的秘密》記述了趙紫陽、胡耀邦、鄧小平、陳雲之間的誤會、矛盾。

　　1995年底，吳江（胡耀邦時代中共理論權威之一，曾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教育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在香港出版。吳認為趙紫陽在1987年胡耀邦倒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並暗指趙紫陽“落井下石”。

　
　《趙紫陽的秘密》透露，趙紫陽在訪談中對此事忿忿不平，他說︰“有一本書，吳江寫的《十年的路》，我是很不高興的。1984年5月，我的確給鄧小平寫過
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就是關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和完善中央領導制度。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提到過這封信。他說‘趙紫陽也給我寫了信，提到趁我們老一輩
健在’，但是具體內容卻沒有講，因此造成了一些誤會。既然鄧小平沒有講過這封信，吳江怎麼會知道這封信就是反對胡耀邦？事實的真相吳江是知道的”。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 ︰“胡耀邦的去留，根本就不是我這一層所能決定的事。我與胡耀邦的確在工作上有矛盾，由於這種工作上的矛盾，我在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也沒有幫他說話。盡管當時我可以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沒有說過落井下石的話，也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

　
　趙紫陽認為︰“即使沒有發生1987年的學潮，胡耀邦也會下台。其實，在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前，我就感覺到胡耀邦的前景不妙，可能
要倒。因為當時鄧小平曾就反自由化的問題，前後三次托人給胡耀邦帶話，最後一次是由我轉達，連打了三次招呼，希望他（胡）做為總書記，對這個問題要有所重
視。按照黨內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應當主動去見鄧小平。但是胡耀邦沒有理睬。當時連李瑞環都打電話給萬里，說自由化搞得太嚴重，應當加強手腕。最
後，是‘七人小組’（這一小組以鄧小平為首，其中鄧有拍板權，陳雲有否決權，並听取李先念意見）做出決定要胡耀邦下台”。

《趙紫陽的秘密》

　　“我認為能夠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

　　趙紫陽還回憶︰胡下台前後，我注意到鄧力群起勁地批胡，為了不讓左派上台，才沒有推辭地接過總書記職務。“我認為能夠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

　　趙紫陽當了總書記之後，就做了胡耀邦未做的事。上任不久，他對鄧小平匯報說“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鄧小平听後默默不語，趙心里就有了底，隨即發動反左運動，把鄧力群壓了下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1987年壽終正寢。

　　趙紫陽在訪談中說︰“當了總書記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政治也不太懂，不是一個戰略家，干國務院總理還是合適的。”

　　我寫過信﹐但沒有講耀邦的事

　
　對於楊繼繩問到的另一件事﹐是否對胡耀邦落井下石﹐趙紫陽回答﹕這種看法集中起來有四件事﹕一是說他下臺前我告過他的狀﹔二是說小平要退下來徵求意見
﹐胡耀邦舉雙手贊成﹐我說離不開小平﹔三是說胡下臺前我批評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說1983年我和陳雲聯合起來搞胡耀邦。

　　人們說我寫信告胡的狀。我是寫過一封信（只有一封信）﹐這封信只是一般意義上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沒有講耀邦的事。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
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
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
﹐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趙紫陽說﹕這中間有個誤會。確定耀邦下臺以後﹐1987年1月﹐在批評耀邦的“
生活會”上﹐我也講了這方面的問題。我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
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
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講到這裡﹐我說﹐早在1984年我給鄧寫過一封這樣的信﹐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
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吳江的書中說﹐薄一波在“生活會”上念了這封信。實際上沒有念。當時要念了就不會產生誤會了。
胡耀邦與趙紫陽。
　
　趙紫陽還澄清說﹕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對我說﹐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
屆不當總書記。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耀邦當時是接受的態度。耀邦還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我說﹕“我雖比你小
幾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杠杠的人（在60－70之間）﹐沒有你下臺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他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我說﹕“能否十三大
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他說﹕“這個意見好。”小平沒有同我談他退不退的問題。

　　趙紫陽繼續說﹕我不贊成鄧退
出常委﹐那是胡下臺以後的事。1987年夏天﹐成立七人小組﹐負責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負責。這次小平講﹐十三大他不做常委（軍委主席還做）。當時
我不贊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還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說過）﹐與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內管事。何況在很多老同志還在的情況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分
量太輕。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內面管事。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六四 ”就有人說“垂廉聽政”。

　　兩個老人不一致﹐總書記難當

　
　趙紫陽還說﹕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
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重復我的話說﹕“大秘
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只聽鄧的﹐ 不聽他們的”。兩個人難辦了﹐三個人更難辦了。

　　1986年還有這麼一個情況。胡訪問歐洲時﹐多次向記者講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我外出訪問時一概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他是總書記，避不了。是否有人從這裡覺察出我們對鄧下臺態度不一致﹖

　　趙紫陽認为﹐胡下臺不是講鄧退下來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麼狹窄﹐他還是偉大的嘛。他對胡很了解﹐只是認為胡不夠持重。

　　改革中哪些事與胡耀邦不一致
胡耀邦與鄧小平。
　
　趙紫陽還說到1983年的往事﹕說1983年陳雲倒胡沒成功﹐說有三次常委擴大會在經濟問題我批評耀邦。事實是﹐有一次常委聽財經小組匯報﹐匯報的中心
內容是“經濟指標不搞那麼高﹐
定低一點﹐讓下面超額完成﹐比高指標好處多”。這是我安排匯報給小平聽的。小平說指標定得太低。這次匯報是對小平這個問題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計委的姚依林和宋平匯報。小平主持。……陳雲拿出講稿﹐針對胡耀邦一段時間內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10條（也可能是7條）批評意見。如耀
邦曾說過﹐財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陳雲就說﹕“財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還有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談過看法﹐陳雲對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評。陳
雲批評時﹐耀邦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承認。看來陳雲是憋了一肚子氣﹐一吐為快。小平不願意在這個場合下批評耀邦﹐也不願意爭論。他沒思想准備﹐不太高興。
說﹕“今天主要是聽匯報。”

　　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他作了
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裡來。結果商店搞承包﹐賣家用電器的獎金很多﹐賣針頭線腦的拿不到獎金。我制止了。我認為城市經濟比農
村復雜﹐要慎重。當時的“包”字進城和後來的承包制是兩回事。

　　我和耀邦在經濟發展中的分歧在陳雲批評他前﹐在鄧那裡談了一次話﹐
說清楚了。我主張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張提前翻番。這是我們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去談了一次話。我說耀邦這些講話行不通。耀邦接受
了。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胡喬木認為耀邦在1983年那個全面改革的講話全文
沒有提“四個堅持”。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
胡耀邦必須在鄧﹑陳﹑李三個巨頭之間周旋。
　
　陳雲批評耀邦之後﹐胡喬木說﹕“經濟工作的不同意見對地方影響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來打個招呼。”小平說﹕“你們商量一下吧。”我們定下來開一次會商
量一下。事後我在書記處說﹕“書記處可以准備准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過了兩天﹐胡啟立到我那裡去說﹕“鄧力群在新華社的一個會
上把陳雲批耀邦的話捅出去了。”我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會還沒有開怎麼就捅出去了﹖立
即打電話﹐不要擴散﹗”之後我去天津。家裡來電話說﹕“各省打招呼會不開了。這是小平定的。”

　　趙紫陽還說﹕我從天津回來後﹐耀邦
到我家告訴我﹕“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我並不認為問題很嚴重。我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
要想得太復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也不懂。我也不認為喬木和鄧力群有非分之想。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的講話憋了
一肚子氣。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事後﹐胡啟立對我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

　　就在陳雲批耀邦前後﹐姚依
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反應。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
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
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

　　鄧為什麼不信任胡耀邦了﹖

　　小平為什麼不信任耀邦﹖
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國外也是亂猜測。小平對耀邦態度改變﹐有人說是受陳雲的壓力﹐有人說是受到挑撥。挑撥是有的﹐關於四項基本原則問題﹐鄧力群不斷打報
告。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對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經濟工作中的亂講話﹐鄧並不看重。鄧了解他﹐他們的關系很深。

　　根本原因是
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鄧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來搞﹐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泛濫。鄧在反自由化問題上對胡越來越失望。1981年批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
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中間鄧讓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
人不處理。

　　第一次是讓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鄧提出來的。反精神污染有擴大化現象。搞了28天不了了之。

　　本來就完了﹐鄧也覺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外國記者也從中挑撥。

　　1984年12月﹐作協四大﹐在耀邦講話的空氣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氣很大。作協選舉﹐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較積極的人全部落選。這樣一來﹐很多老同志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耀邦和啟立主持的。老同志對他們當然有意見。

　
　1985年﹐小平讓喬石給耀邦傳話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1985年在
北戴河﹐在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我對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他同意了。但他卻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後來我問他﹕“老爺子打
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
1986年﹐從北戴河回來的一位老同志問我﹕“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小平對這位老同志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小平還對這位
老人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我觀察到﹐從這時起﹐老人們對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兩個老人不一致﹐總書記難當

　　趙紫陽表白說﹐那個時期我雖然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我想﹐讓別人搞就沒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那時不可能為胡講話﹐講也沒有用﹐早就定下來了。能把啟立保下來很不錯了。

　　耀邦下去了﹐常委會不能開﹐搞了個五人小組﹐啟立是一個﹐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贊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來後﹐啟立受到很大牽連﹐他參加五人小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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