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出版之《李德回忆录》摘选：

根据我从中央委员会获得的情报，1932年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初期，苏区及其居民和武装力量的状况如下：

中
央苏区，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设在那里。它位於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土地联成一片，比较稳定，有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五
百万人。中央苏区的正规武装力量中央红军，是由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以及五个师（以后是六个师）组成，约25,000人，15,000至20,000支
枪。除此而外，在这里还有一些独立的地方师、团，合计约三、四万人（同样有15,000至20,000支枪），其战斗力差别甚大，比起正规的军团当然要差
得很多。还有农民的自卫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等等。然而，这些组织如果说有什麽武器的话，那也是非常少的。他们的战斗行动只限於防御民团（由地主豢养的
土匪）偶而的袭击，此外就是在军需、给养方面帮助正规部队。
李
德曾是中国红军的军事统帅，是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外国人。但李德被中共妖魔化，指责他造成了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他
也被描述为一个要求和女红军上床的色情狂。然而，我们从这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哈耶出的《李德回忆录》，却看到另外版本的历史真相：毛泽东是怎样打
败博古、周恩来、李德、张国焘、王明、张闻天，最后打败蒋介石的?

在中央苏区的北部和西部，还有三个独立部队的根据地，但中央苏区同
他们没有固定的联系。在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有一片交战甚为激烈的游击区，它拥有15,000平方公里，将近100万人口。在方志敏的指
挥下，红十军在这里活动，有五、六千人，三、四千支枪。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南端，即已经由国民党政府划线测定，但尚未建成的武汉至广州的一段铁路地
区，有两个独立师，即第17师和第18师在这里作战，这两个师以后在萧克的指挥下合并成第六军团，其根据地同样有15,000至20,000平方公里，
100万至150万人，武装总数一万人，七、八千支枪。方志敏和萧克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袖，他们保证了这两个地区的严格的政治领导。

然
而，独立16师所在的湖南、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游击区，情况则不同了。这个游击区也曾一度拥有12,000平方公里土地，50万人口，三、四千战士，但
在这里既没有建立坚实的政治领导，也没有在人民中贯彻正确的政策，也没有创建有效的苏维埃机关。实际上是听其自然，以后这个师就逐渐瓦解，它的根据地也丧
失殆尽。

拥有四万平方公里，300万人口的第二大苏区，位於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在长江以北，京汉铁路以东。这个地
区的正规武装部队组成了第四军团（也常常称为第四军、第四方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12,000至15,000人，一万支枪。此外，在这里还有一些拥有
五、六千战士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在后来主力部队撤出以后，合并到第15军团（实际是合并到第25军团，这一点直到1935年秋我在陕西时才知
道，但是为了叙述上的真实，在此以前，我仍称第15军团）。张国焘受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委托，在这里实现了政治上的领导，并且日益加强了军事上的领导，这里
是否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办事处，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是很可能的。

最后，在长江中游，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地带，还有第二军团所在的苏区，该区拥有二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二百万人口，一万多名战士。

粗
略地计算一下，一共有六个较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具有战斗能力的、或多或少是正规的武装力量65,000至72,000人，
45,000至50,000支枪。这样，在1932年春，也就是说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开始时，苏区所占的面积，即使不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一些
较小的孤立的、尚未巩固的游击区计算在内，也达到了最高点，至於武装力量和正规部队，在这时尚未达到最高程度。

与中国内地18个省份的总面积相比，苏区占3.5－4％，人口占2.5－3％。土地和人口之间之所以有这个差别，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苏区主要是在人烟稀少的各省交界的山区，此外多年的内战和敌人的围剿，也使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我在上海为着指导战争而作出政治和军事决定时所掌握的最初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只能作为一般参考，因为除了统计本身受到限制外，无论是「红」区还是「白」区的迅速发展也不断改变着这种情况，特别是1932年，这一年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军事的变动。

蒋
介石终於巩固了他的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了一些省份的将领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使这些人的部队至少在形式上隶属於他的指挥之下。但是在下面，在国民党中国
的许多地方，却酝酿着争夺和阴谋，而且越来越公开爆发出来。这时，不仅是毛泽东，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日益立足於这一点，「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几
乎成了一张符咒，企望用它克服自己的一切困难，解决当时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在内战中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更由於日益高涨的反对日本
侵略的人民斗争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新旧冲突也因此而暴露出来，不过关於这一点，我想以后再谈。

内部的困难，首先在苏
区表现了出来。随着中央政治局的建立，以及唯毛命是从的前敌委员会的解散，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严重分歧开始了，其实这已经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小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派形成的最初迹象。但我必须承认，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932年8月在宁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由於过去的、特别是对
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於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在军事上的片面主张，即所谓枪杆子政策，以及由於他一味退却、毫不抵抗的战
略而造成的苏区的丢失，还有向山区溃逃等等都在会上受到批判，被谴责为「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抵抗」。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
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象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
「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直
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我们在上海中央委员会见面时，还多次谈到过这个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亚瑟·尤尔特同志以及以博古、洛甫为代表的党
的领导，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在给瑞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中，他们都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并且强调指出，一定要使他
能够通力合作。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上海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报告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主要是这样考虑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很大，而且有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对他应该迁就一些，以防止分裂
的危险，因为果真分裂，那对於中央红军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将起到不幸的作用。不过，我们也是在隔岸观火，对中央苏区的真正情况很难一目了然。这种情况，
尽管不是主要的动因，也促使党的领导在1933年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巩固，并没有受到内部分歧的影响。1932
年，准确地说，1931年至1933年，它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遍及各个方面。经济政策的制定，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加强，特别是正规武装力量的发展。
上海和瑞金之间的无线电报交往也频繁起来，其中军事性质的，在我到达上海以后，都是经过我手的，因此我对最重要的措施相当了解。

在革
命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了总参谋部，主管部队的补充和供应，训练和后勤，并指导独立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行动。为了这个目的，中央苏区分成四个军区??南
军区设在会昌，东军区或称福建军区设在汀州，西北军区设在宁都，东北军区最先设在南丰，后来设在黎川。各军区分别在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总参谋部有电话
和无线电联系。这样关於边区情况的报告就能够迅速地传递，地方部队的战斗行动也能够相应地调整。总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刘伯承将军，项英是中央政治
局委员、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掌管整个领导。

在各个部队里，无论是正规部队，还是地方部队，都设置了政委一职，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设立了政治部，由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领导，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政委，同时负责组织前敌指挥部的工作。为了培养司令员和政工干部，开
设了两所步兵学校和一所技术专门学校，主要是培养炮兵和工兵；直到1934年秋，有三、四千干部进了这些学校的短期学习班；还计画建立一所培养高级司令员
和政委的军事科学院，不过一直到1933年底才建成。(《李德回忆录》)

《李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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