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

2009年05月15日 12:28 下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本质内涵，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短暂欣快之后，面对改革开放二十年带来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中国思想界发生严重的分歧。“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再次成为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这场意义重大的思想论战只能较多地以历史研究的面目出现。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大议题展开：近代中国是否存在自由主义传统？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突出代表人物是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是什么？
　　毋庸讳言，对于上述三大问题的不同解答，一方面折射出现实的社会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折射出对“自由主义”概念的不同理解。我们不能说论战的参与者们对“自由主义”概念一无所知，但是各人的理论素养与历史知识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成长于与世隔绝的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思想资源的贫乏和经验理性的欠缺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许多论战文章存在着“中国”与“西方”、“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衔接的问题。
　　董国强著《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一书是对这场争论的一个回应。作者认为：阐释一种社会思潮必须深入到其思想体系之中，评价一种社会思潮必须站在其思想体系之外。作者在书中从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重要概念的辨析阐释出发，探讨了自由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联，厘定了鉴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若干标准。该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自由主义”的本质内容是什么？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如何？自由主义的中国形态与其母本是否存在差异？怎样界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等……
　　该书系统介绍并评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10-1930历史区间内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群体及其政治主张，如：《新青年》同人群体的泛自由主义主张，新月派”及其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独立评论派”及其内部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还有各群体之间的关联、延续，各群体主要成员如李大钊、胡适、高一涵、陈独秀、陈之迈、罗隆基等等及其有代表性的政治观点及主张等等。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溯历史源流的思想史专著，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其正文部分共包括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论，主要参考资料与研究文献，附录中收录了作者的其他有影响的相关论文：《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自由主义观念》、《论“独立评论派”陈之迈的政治思想》等七篇。

作者董国强介绍：1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副教授，博士，兼任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曾赴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先后在中国与海外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论文60余篇，并曾独立承担 “八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和“文革史”研究。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　董国强　著
溪流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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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评论发表在“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上

溪流说：

2009年05月16日于4:2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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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说：

2009年05月16日于1:46 上午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當時公認的啓蒙導師陳獨秀在“巴黎和會”前稱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個好人”，而和會之後，直接“怒斥”威爾遜爲“專說大話騙人”的“威大炮 ”。他的轉變在當時的中國是頗具代表性的。在強烈的”反帝“、”反西方“背景下，中國怎麽會把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民主和科學當做自己的學習方向和目標？

　　其次，正如瑪格麗特.麥克米蘭所說的，中華民國建立七年間“令人極其失望”的表現也決定了五四時代不可能再把目光針對西方。中華民國建立才一年，就經歷了內戰（二次革命），隨後就是帝制，帝制失敗隨之而來的就是清廷復辟鬧劇、鬧劇失敗後就是南北方對抗，國家陷於分裂（巴黎和會代表團由南北方共同組成，互相爭鬥）。袁世凱時代議會選舉産生的腐敗賄選到了北洋時代愈演愈烈，內閣走馬燈般輪換。當然，對於國民更重要的是，“效仿西方”建立的中華民國“既無法”解決國家獨立、主權完整、廢除不平等條約等中華民族迫切的生死存亡的挑戰，“更無力”解決民生，提高民生。事實上，僅僅在中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已經公開提出“共和亡國論”。創立民國的精英尚且如此，民衆豈不更是身感同受？在這種情況下，五四運動怎麽還會把西方做爲學習的榜樣呢？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提的是，這個時候的西方剛剛經歷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正處於空前的危機之中。當時西方勞工運動風起雲湧，資本家與政府結合起來對勞工運動“殘酷鎮壓”，階級關係高度緊張。

可以說，五四運動的背景
一是對歐美“民主國家”公理的“極度失望”、
二是對“效仿西方”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極度厭惡”、
三是對一戰後的“歐美模式”産生“高度懷疑”。
這樣的背景下怎麽會産生對“西方價值觀”民主和科學的認同與追求？
這也是爲什麽1917年俄國革命時，沒有對中國産生多少影響，而僅僅兩年之後，中國就最終選擇了俄國革命的道路。

　　“五四運動”後，中國歷史“選擇”了俄國革命，無數的五四精英創立、加入、站到了中囯共產黨一邊，並最終取得勝利，完成了自 1840年以來仁人志士、整個民族所追求的獨立、統一與主權。並再經過三十年後，通過改革開放初步實現了富強。而這都和西方的民主“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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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说：

2009年05月16日于1:45 上午

五四的核心精神其實根本不是民主和科學
被右翼殖民買辦集團扭曲竄改的中國近代史

五四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里程碑！它標誌著中國知識份子“開始抵制西方”！

　　英國學者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研究“巴黎和會”的專著《Peacemakers :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漢譯名《大國的博弈：改變世界的一百八十天》），其中有專章談到中國及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可算是西方的立場和視野。關於這位學者，不得不多談幾句。她是“巴黎和會”英國代表團團長、首相勞合.喬治的曾孫女，畢業于牛津大學，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歷史學教授。無論是其家庭還是專業背景，都使得她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來評析“巴黎和會”這一歷史性事件。因此這本書出版後也大獲成功，獲得2007年《紐約時報》七大好書榮譽以及各種圖書獎。

　　在書中，她這樣評價：“5月4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里程碑，它代表了知識界動亂的整個階段，但更重要的是，它標誌著中國知識份子開始抵制西方。1919年之前，他們尋求西方民主和自由主義，通常是因爲他們找不到別的範例。”“1919 年，中國人找到了另一個可行之路，不是回到傳統道路而是俄國的新秩序。俄國革命提供了一個類似于中國的傳統社會通過一次大膽行動而一躍向前的範例。對西方的幻想的破滅、1911年之後對”西方民主“不愉快的體驗以及俄國提供的道路，都使共産主義成爲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
作者進而論述道：“巴黎和會一年之後，一群進步分子成立了中囯共產黨。許多1919年5月遊行的領導都都成爲黨員。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也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領導下，共產黨終於在1949年奪得政權”。（234頁）。

　　瑪格麗特.麥克米蘭說出了許多中國學者“想說而無法說出”的“歷史真相”和結論，儘管歷史距我們並不遠，“歷史真相”並沒有被掩蓋。

　　不錯，“5月4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里程碑”。愛國、反帝（反日反西方）就是這場運動的“本質”。爲了救亡圖存，爲了反對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熱血青年才第一次走向街頭，並帶動全國各界的“民族主義”的大覺醒。可以說，西方列強（反帝）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針對物件。而發泄的出口則指向了對西方列強軟弱的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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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说：

2009年05月15日于7:3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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