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册图书漂洋过海

　　2007年3月26日，这一批图书就启程运往中国青岛，供中国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和大学生研究生们使用。这是87岁高龄的图书馆专家马大任和他的伙伴发起的“赠书中国计划”（Books-for-China Fund）送往中国各大学图书馆的第三批图书，由纽约环世国际物流服务公司承运。

　　这一天不巧马大任感冒了，他不能像以前一样亲手送这些图书远行。他的三位老伙伴，不是古稀、就是花甲，和他的堂妹马大幸一早就来到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仓库，将２万馀册英文科技、学术图书放入八百个纸箱，用胶带密封加固。

　　这批图书是上百名华裔学者无偿捐献的，其中，仅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馆长贾英一人就捐书116箱；联合国退休职员王汝梅病故后，他的夫人将他藏书65箱捐赠出来；捐书者中还有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德郎西（Phil Delancy），匹茨堡大学著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工程学院院士王国金等人。

　　有一部分图书是赠书者特别指定捐赠给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大学、浙江大学、温州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书到青岛后，将由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青岛国际教育交流服务部主任王雪凤，负责报关、验收，分发给各校。其馀书籍也由中国海洋大学负责管理，并分发给需要的高校。中国各大学也可派人到青岛选取它们所需的书籍。

　　非盈利性公益组织“赠书中国计划”，是2004年底由马大任发起在美国成立的。那一年，他84岁。

千里送鹅毛，万里送图书

　　马大任1920年出生於浙江温州，据《温州日报》报导，他的家族是一个“三百年世泽绵长的书香门第”，有5人列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他的父亲马公愚，便是当时闻名的书法家。马大任小时候常见父亲写字、画画，非常想学，也显露出对书法、绘画的领悟力，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碎了他的画家梦。父亲告诫他，书画不能救国，要富国强兵，得学理工科。他就考入省立上海中学理科。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他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抗战。

　　参军一年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大学。1941年再次从军，参加空军“飞虎队”，为陈纳德队长的译电员。美国参战后，他回校继续学习。1944年毕业后考入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后工作两年，1947年由该学院公费保送赴美留学，十年间先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从新闻业转到了图书馆这一行。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布道研究图书馆任副馆长、康乃尔大学等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日文图书，1965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登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又受邀担任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二次”退休。他还担任过台湾大学、淡江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访问教授、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会长，著有《美国图书馆的东亚藏书》，《美国华人经济现况》及《西欧的中文图书馆调查报告》等。

　　马大任和他哥哥马大恢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出国，一别三十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与故乡的书信联络几乎中断，只有游子的梦魂乡思与慈母的揪心挂念。到1978年兄弟俩才回国探亲，正应了那首古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他们深为祖国和故乡的落后状况而焦虑，五兄妹以父亲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图书基金，多次向温州中学捐款，到了1989年，累计上万元。

　　大半辈子与图书打交道的马大任，感受到国内缺书是一个大问题。

　　1978年马大任第一次回国时，就特地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采购的副馆长梁思庄。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女儿，也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长。梁思庄的一句话让他沉思良久：“北大已经十年没有买一本西文书。现在可以买西文书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北大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啊，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图书馆缺乏西方图书资料的窘况，可想而知！

　　图书馆要增加藏书，主要靠三种途径：采购、交换和接受赠书。中国大陆当时外汇十分紧张，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信息渠道更十分闭塞，政府把采购国外图书的外汇资金和权力，指定交给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统一办理，采购人员面对国外浩如烟海的图书，不可能全面掌握各个专业的出版动向，采购难免有很大的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不论从资金、信息、体制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然而各大学图书馆若要增加馆藏外文书籍，需要为数不菲的外汇，匮乏的状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得了的。1992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后，不能随意复印西书，原版书比复印本价钱高很多，图书馆很难采购许多原版书。 国内大学藏书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成败优劣，要培养大批与全球化、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人才，对西方图书更是需求孔急。

　　怎么办？在纽约坐拥书城的马大任，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身边认识和不认识的众多学者。在美国，私人藏书流失很快，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随着学人退休、搬家或去世而不得不丢弃。而学者们若没有子女继承父业，也往往担心藏书可能散失——就算这里的图书馆可能筛选接受一部分，数量也很有限；能为自己的书找到知音继承“遗产”，让其物尽其用，无疑是他们一大心愿；要知道，许多学者的藏书和档案，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啊。

　　马大任算了一笔帐：美国每位华裔教授或学者，家中藏书至少3千册，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裔教授、研究员、高级科技人士约有10万人，总计藏书量：3亿册。

　　不仅如此，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每年淘汰下来的重复本和旧版书数量也很惊人；美国有些出版社也愿意将过剩的存书捐给教育机构，这些都是免费的外文书源。如果能够被充分开发，那将是无穷无尽的资源。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而马大任决定发起“赠书中国”计划：万里送图书。

青春已经八十五，不能闻鸡不起舞

　　那边巴望能有免费书源，如大旱之望云霓；这边期盼书能有出路，如洪流要寻河道；岂不是两全其美？话虽这么说，再好的事，也得要投入人力物力，要供需两相接通，中间的工作量却是相当大的，一个人绝对不够，要有一批热心人。

　　“赠书中国”想法，立即得到金印实业公司董事长陈宪中的支持，慷慨免费提供存书仓库，还代收赠书，并出动员工和设备，协助包装与搬运。和马大任共同启动这个计划的，还有保延昭、禢福煇、古兆中、水秉和、杨埙等人；以后又加入李宝珩、胡千里、瞿远根、洪伟塾、宋安华、杨正民、郝传东等人，成立了工作小组。

　　他们起草了中文和英文的徵集图书和资金的信，信中写道：诚如《荀子·劝学篇上》所说的，“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我们海外华裔有如“射干”，我们的祖国是那“高山”。如果那山不高，不管我们个人的成就有多高，华裔的国际地位是不会很高的。所以我们帮助祖国发展文教事业，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

　　信中还表示，他们深知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这个小小的赠书计划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老学者向各自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人介绍，找上门去劝说。最另类的办法，就是每天读报纸看讣告，看到哪位专家、学者去世了，就马上设法与他家人联系，希望家属捐献藏书……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他们的辛苦，从马大任2005年在新泽西书友会上朗诵的表明心迹的打油诗可见一斑：“青春已经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大概生来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今年又正是鸡年，不能闻鸡不起舞。所以决定去找书，把书讨来送大陆。可能收到不会多，但是也不无小补。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还枵腹。常常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

    让他们欣慰的是，捐书倡议得到了热烈回应。

　　欧洲史专家袁澄去世了，家属捐赠3000册藏书；国际经济学权威王念祖去世，家属捐出大量书刊、档案；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62箱图书；

　　纽约市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千里投入“赠书中国”计划，送来40多箱医学教材和参考书之后，又继续挑选纽约市各大学图书馆淘汰下来的可用图书；

　　新泽西州的宋安华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

　　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该校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钱存训捐献187箱书；

　　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许倬云捐献51箱书；

　　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

　　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捐献了数十箱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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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过半，工作小组募集到一万多册图书，足够装满一个集装箱，８月首批图书运往中国；

　　一年之后，2006年8月底，第二批近700箱、约２万多册图书运往中国；

　　半年之后的2007年3月底，第三批图书800箱又启程了。

　　书，成了马大任和他的老伙伴们与祖国最紧密的纽带。

“赠书中国”计划在继续扩大

　　送走了第三批书后，马大任感冒了，医生叮嘱他在家静养。当笔者打电话给他时，他说他好多了，“今天就可以出门。”后面还要再徴集、再送走第四、第五批书呢。

　　据了解，集装箱的运费和报关手续费用，由收书大学承担，平摊到每本书约为1到2美分，即不到0.2元人民币。收集书的其他费用，像雇工搬运，各地奔波食宿……则来自马大任他们自己的退休金和捐款。

    他们很想将“赠书中国计划”推广到美国西海岸。可不是吗？旧金山、洛杉矶都有很多华裔专家学者定居，图书来源可能并不少於纽约，但他们一直苦於没有找到可供存书的库房。多维记者得知，最近终於获得进展：他们接洽好在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社放了一个集装箱，作为收书之用，委托该社公共行政部经理陈冯蓉利女士负责收书；这样“赠书中国计划”在北加州已经启动，负责人为方振强、关从信夫妇，工作小组成员有吴靖、古学正。南加州的负责人严宜也正设法在洛杉矶找到合适的收书处。

    马大任先生希望多维告知读者：“赠书中国计划”向社会公开，欢迎各方面人士参与，提供无论金钱或人力的帮助，“我们要收的书以大学图书馆所需的书为主。包括所有专业，如人文、社会科学、理工、科技、医学、艺术、文学等等，不限新旧，也不论语种，暂时不收常见的期刊。”捐一万箱不嫌多，捐一本不嫌少，捐赠款项可享受美国抵税。书寄出去后请马上用信、电子信、电话通知“赠书中国计划”，如需特别协助，亦请与马大任联系：John T. Ma,138-10 Franklin Avenue, #3-D, Flushing, NY 11355。电话：718-886-4687，E-mail：johntajenma@att.net。捐款可以用Books-for-China Fund为收款人，John T. Ma收到捐款支票后就会寄可作减税用的收据。

　　他们也建议中国各大高校与在美国的友好学校取得联系，通过交换的形式获取一些美国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专业书籍和每年剔除的重复本和旧版书，这些都是很好的外文书籍来源。

    马大任更盼望能够后继有人。目前工作小组成员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应该有热心的年轻人接班，或者有基金会或个人愿意将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尽管有了互联网，有了多媒体，作为知识载体、精神结晶的书，仍然不可取代，仍然珍贵。而从这已经运回中国大陆的五万多册图书和将继续徵集和运送的更多图书，我们分明看到了更珍贵的一群老人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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