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温哥华太阳报》上看到余华来了温哥华，还看到他同温城一干文人的合影。他的《兄弟》在国外也很知名。翻出以前写的读后感，读一读，温习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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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余华的这本小说招来多少不屑的口水还是赞赏的口水，读后还是能让人有种“掩卷长叹”的反应。对我这个从未学过文学理论批评的读者来说，我评判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有无文学价值，就是看自己读过以后有无反应。如果读过之后，往边上一扔，立即投入日常事务中不受一点干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这本书即是可读可不读的书。如果读完之后，两眼发直，口中长叹不止，心中微酸，瘫坐椅中，或躺在床上不愿动弹，脑海中还时时翻滚着书/文中所描述的（还有通过自己想象的）一幕幕情景，然后又唏嘘不已（包括阅读中已经抛洒下的串串泪珠），又做沉思状，那这本书或这篇文章一定有些看头的。余华的《兄弟》对于我，就是产生了后者的效应。

出国前不知有余华此人。后来，不知啥时看了电影《活着》，觉得有这等勇敢之人敢于公然在作品中回放和揭露那么多中国农民在现有体制下的苦难生活，对写这个故事的人顿时平添敬意。当时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巩俐和葛优的演技上。后来，知道了《活着》的原作者叫余华。再后又读了他的《许三观卖血》, 又一次证实他不仅是写农村题材的高手，而且是个如此勇敢的作家，敢于直面人世的血和冷酷，让读者脊梁直冒冷气，而明明又看见在苦难深渊中的人还是要挣扎着活出人样，完成为人的使命。再后来又读了他的一本写欣赏音乐的散文集，才觉得他的境界的高度和心怀的深远都不是一般的了得。

余华是个说故事好手。一个把残忍当戏谑来写的好手。总是那种平平淡淡的口吻把主人公经历的离奇悲惨人生轻描淡写地挥洒在纸上。他的貌似平板无同情心的语调，实际是蕴藏着他巨大的同情和悲怜。不然，为什么读者会在事后，在个人生活同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毫不搭调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忘却那些惨不忍睹的场景？这就是他善于不动声色煽情的本事，也就是作品的感染力吧。他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描写那些撕裂人心的血腥场景，那些读者最不愿意人物角色发生的事，他非得让它发生了。而且也是合理地发生了。就是非得让读者看着他（或者这个故事）怎样把美好的东西一点点在你面前撕开，撕碎，随手扔上天空，任其飘散开去。在空中开出带血的花朵。

在《兄弟》这个小说的上集，他冷静地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乡村的文革故事，作者说“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余华以一对因为父母先再婚后死亡而成为难兄难弟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为线索，无情揭露了那个非常时期的人性的弱点，应该说远不能用弱点这一个理由来解释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人的形象可以像书中正面主人公宋凡平那样高大英武又不失温柔和富有人情味。又可以像那些罪恶象征的红卫兵一样，作恶多端，惨无人性。作者描述的一些折磨人的场景，确实让读者感到了中世纪的人性的黑暗面。最让人心灰的是镇子上人们的冷漠和无情。人们能对最无聊的象形容女人屁股这样的事报以莫大的热情，而对暴行的受害者显出如此不近人情的冷漠。遗憾的是，这不尽人情，便恰恰是小镇人的人情。

这种集体冷漠，集体容忍恶行，才是中国文化中最令人沮丧的，似乎是不治之症的痼疾。这种集体无语，是我们太熟悉的场景，在所有恶压倒了善的时期和领域，都有这样的纪录。从古至今，从不断根。

余华在小说中似乎提示，中国善良的百姓，在一片罪恶的污水中，是靠着类似宗教的信念才活下来的。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话：“你会有好报的。”而且在故事的上集中，也已经有人现世现报遭了报应。这种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是人们在苦难中得以艰难度日的最坚韧的支撑。还有什们能给人安慰呢？

余华的语言中意象，比喻的使用比较明显。虽然小说是以描写最肮脏龌龊的行为开始展开情节的，难道这不就是在暗示读者，世人世风的猥亵下作的一面，而文中人性最光辉的人，也无可避免地沾上一身屎臭，最后还是倒在了这人情冷酷的小镇。我怀疑余华堂而皇之地描写小说少年主人公的自淫习惯是在暗示一个道理，人类的自相争斗和残杀就象这家伙的恶习一样，是抑制不了的，长期的，周期性的。只不过，这少年还敢公开地承认自己是“性欲上来了，”而大人们的文化野蛮，却要永远冠之以一个个美丽的理由。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连故事的主要情节都没有介绍。唉，情节挺简单，还是让读者去自己看吧。反正我也没承担写书评的重担。只是随手写下读后的感想罢了。《活着》下集可能有些好戏看。时代的变化让我们的少年主人公成了一个大富翁（第一集开篇就已交待）。这一变化过程会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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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遗憾的是《兄弟》下集逊于上集，可能源于距离当前的生活太近，写得很稀松，很搞笑，过分戏谑了，少了很多分量。没有心情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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