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按：本文是2007年4月应某杂志之邀为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专题撰写的，后因故未能发表。】

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著名犹太制片人基尔克•道格拉斯曾说过：“唯一有可能摧毁以色列国的人是犹太人自己。”他认为犹太民族极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使人民忙于内斗而不是合作，从而形成了以色列国的根本隐患，为此他举了个形象的例子：以色列总统对美国总统说：“我知道统治两亿五千万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总比给五百万个总统当总统强吧。”（Esquire杂志，2004年4月号）

不过如果我们检视一下犹太民族两千多年的民族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基于“平行逻辑 ”原则的多元思维是犹太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思维方式造就了一个成就辉煌、具有顽强生存能力的杰出民族。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几千年来没有让犹太民族灭绝于寄人篱下的险恶环境，又怎么会在国强民富的今天摧毁犹太人的祖国呢？

以色列的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显然不会同意道格拉斯的高论。他在《以色列国的特征与命运》一文中指出：“犹太国家不只是一个民族和政治实体，更是一个自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贯注了精神与道义渴望，并肩负着历史远见的实体。”在本•古里安看来，从《圣经》先贤到犹太复国主义先锋，犹太民族对于精神、道义与知识建树的追求都是始终如一的，且远远超过他们对物化实力的信任程度。这种精神追求“正是犹太民族数千年来生存的秘密”，也是小国寡民的以色列国在强敌环伺的险境中得以生存自立的根本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国六十年来意识形态的变迁似乎在同时印证这两个人的论断，“精神和道义渴望”的追求既能强国富民，也能把国家引上歧途。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55 年，以色列哲学家以沙亚胡•列波维奇给本•古里安总理写信，对于以军在反恐行动中造成阿拉伯平民的伤亡表示不安。本•古里安回答说：“就算你把所有的人类理想都放在我的一只手中，把以色列国的安全放在我的另一只手中，我也仍将选择以色列国的安全。无论一个充满了和平、友爱、公正和诚实的世界何等美好，更重要的却是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新闻周刊》2003年11月10号）

本•古里安的思路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逻辑，其出发点是：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世界是个不安全不友善的地方，世界不会把犹太民族的安全和和平理想的享受一起送给犹太人。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享受而保证生存安全，要么追求享受而自寻绝路。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为全世界的犹太人打造一个安全的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一个明确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为了这个家园的安全而放弃享受和平的奢望，成为一群特殊的人。

从1948年到1978年是犹太复国主义“三十年河东”的时代，叱咤风云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打赢了四场中东战争，终于给梦想中的犹太家园奠定了根基。

1978 年，在萨达特总统对以色列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之后，数百名以色列军人发起和平示威，首揭“以土地换和平”的大旗，敦促以色列政府尽快与埃及达成协议。这场草根抗议运动开创了后犹太复国主义“三十年河西”的时代，其参加者后来发展出了声势浩大的“现在和平”组织，该组织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代表。

作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反动，后犹太复国主义试图证明本•古里安的逻辑是错误的。他们向以色列国民保证所有的普世理想——也就是那个充满了和平、友爱、公正和诚实的世界完全可以跟以色列国的安全放在一只手里，因此只要把手伸给阿拉伯人便可梦想成真，而无须做出痛苦的抉择。

最初，后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少数边缘分子的运动。经过八十年代初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场运动逐渐被人接受，到了九十年代，“以土地换和平”成了以色列政治的主流思潮，不仅得到大批政治家的青睐，也获得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支持，“现在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也进入国家领导层。在知识界，后复国主义成为一种时髦，整天忙着揭自家疮疤忏悔自己行为的新历史学家们红极一时，以致有人为了在其中抢得一席之地干脆直接编造所谓犹太军人屠杀平民的故事。

1994 年，拉宾与阿拉法特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复国主义进入了其发展高峰期，和平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然而好景不长，以色列国的忏悔并未得到敌方相应的良性互动，而是给他们的攻击提供了新的弹药；退让并没有获得敌方的赞赏和善意，而是被看成软弱无能的标志而得寸进尺。和平进程没带来和平，却带来了更多的流血、更加激烈的对抗和更加残酷的冲突。理想破灭后的后复国主义的地位直线下跌，公信力大打折扣。“以土地换和平”的以埃和平的成功被证明是个特例而非普遍法则。到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现在和平”运动甚至已经组织不起一场像样的和平抗议活动，跟1982年第一黎巴嫩战争期间呼风唤雨的表现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后复国主义没能建成和平天堂，却成功地破坏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在后复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色列国防开支大幅度下降，士兵训练不足。到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时，以军甚至连常规弹药都储备不足，有些种类甚至只有标准储备量的三分之一。不少部队在战前做的是“零伤亡动员”，明确指令在战斗中只要有一名士兵受伤或牺牲，整个作战行动就宣告失败，部队应立即停止执行作战计划并退出战区。

本•古里安的确没有给以色国带来和平，但他至少在另一只手里抓稳了安全；后复国主义者们许诺说一切都可以抓在手里，然而当满怀憧憬的以色列人摊开抽回的双手时，他们发现两只手都空空如也。

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复国主义的失败及其对复国主义的破坏使以色列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追求方面出现了真空。好比领到百万巨奖的幸运儿给自己置办了豪宅游艇，一觉醒来却发现那是张无法兑现的假支票，结果不仅豪宅游艇成了黄粱幻境，原来的寒门蓬荜也已经不知去向。这种精神方向的缺失表现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后的要求追究责任的抗议运动的失败，表现在民众认可程度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奥尔默特政府仍能稳坐钓鱼船，表现在大众对政治失去兴趣和创纪录的低投票率，表现在政府在和战大计上犹豫不决——不是人们不知道国家需要出色的领导人，而是无法知道什么样的领导人还能算是出色；不是政府不知道国家需要一条明确的道路，而是没人能预见哪条道路代表着国家的前途。相比之下，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抗议者们则要幸运得多，战争虽然不顺利，但国家仍然有一个复国强国的明确方向，因此失职的工党政府被立即抛弃，强硬而有历史远见的贝京政府取而代之。

这个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民族和国家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环境里，对于它们，人民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精神追求，或者政治领导人是否有历史远见也许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然而对于以色列国来说，这种精神力量的真空却是真正的忧患之所在。一个失去了明晰思路的犹太民族将不再是犹太民族，一个失去了本•古里安所说的“精神与道义渴望”的以色列国将不再是以色列国，一个失去了“历史远见”的以色列国领导层将没有能力带领一个险象环生的国家走出困境。以色列国能否在未来短期时间内为自己找到创造性的新的精神与道义定位，将是国家能否长盛不衰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以色列国真正的忧患所在。

回头再看道格拉斯的预言，我们应该承认他说的不无道理，后犹太复国主义所造成的破坏证明传统的犹太动态思维在中东这个相对静态的现实面前结结实实碰了一次壁。然而他没看到补救这种过失的出路仍然在于坚守不断创新的思维模式。在这一点上本•古里安比道格拉斯高出一路，他明白那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思维的灵魂力量：碰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碰壁之后丧失了对“精神与道义渴望”持续追求的执著和热情。

张平    2008年4月12日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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