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各地相继爆发一系列工人罢工等群体事件，社会动荡在升温。

面对安抚不满情绪这一微妙的任务，有关部门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应对措施，允许抗议活动，并同罢工领导人进行了高级别的对话，商议做出让步。

11月初重庆市近8,000名出租车司机罢工，成为引发近期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3天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罢工出租司机代表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议，并进行了电视直播。薄熙来敦促司机建立一个组织在雇主与政府之间发挥调解作用。

Reuters

11月24日的广州出租车司机抗议事件

不久后，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和速冻食品、教育等行业的职工都爆发了罢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中国上一次大规模的工潮是在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爆发的，当时政府取消了终身制的福利待遇，降低了东北地区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当时的示威迅速被镇压下去，领导人遭到了逮捕，媒体也被禁止报导此事。

这次，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它们受目前经济危机的打击尤为严重。破产和下岗数量的飙升导致了广州劳动仲裁案件的上升。据政府背景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导，今年以来共有6万起劳动仲裁案件，是去年的两倍。

这是导致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也让工人开始认识到需要某种独立的代表组织。

在某种程度上说，罢工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政府的研究人员估计，每年都要发生数万起抗议活动，涉及工人欠薪到非法土地征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大部分事件都以政府满足了部分要求而得以和平解决。

但
这些事件很少能像近期的出租司机罢工那样得到公开报导，或是默认独立的工人代表。中国有一个官方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但它属于政府运营的组织，缺少独立性。设立真正工会组织的努力总是会遭到镇压。

近期的示威显示出向这一方向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容忍。

在南方的潮州市，出租司机上月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重庆事件的报导后，也决定进行罢运。潮州的出口依存度较高，因此受全球经济风暴的打击尤为严重。

11月17日，潮州市合法运营的出租司机聚集在市政府楼前，要求取缔黑车和昂贵的管理费。这些司机大多是来自贫穷内陆省份的外来人员，他们提出了一份要求解决的问题清单，并指定了代表。

由于对政府的反应感到不满，出租司机10天后再次罢运。这次有更多的人参与，一些示威演化成了暴力事件，罢工者砸坏了汽车，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

但政府并未进行镇压，而是同出租车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其中也包括来自安徽的24岁司机陈国越。潮州市长承诺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如打击黑车和停止扩大潮州市的出租车数量。

不过，出租司机的要求并未全部得到满足。陈国越提出的组织独立出租司机组织和网站的申请被拒绝了。政府称将设立司机协会，但没有透露详情。

香港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研究主任罗宾•玛诺(Robin Munro)说，将罢工视为不可接受的看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现在的数量太多，也到处都有。无论合法与否，罢工都在爆发。

中国官员在官方文章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新思想。据深圳当地一家报纸今年夏初发表的讲话稿，深圳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罢工就好比夫妻打架，不应看得太敏感。

中国新一轮示威潮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城市放宽罢工限制的新规定。毗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11月份率先出台了新规定，加强了工人的权益，赋予了集体讨价还价的合法地位。

汕头市工会的一位官员在一个广为转载的专栏中称，在深圳时出台新规定之后，离罢工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政府看来愿意容忍某种程度的工潮，但前提是这些行动不具有政治性示威的含义。在潮州，第二次罢工后政府在作出让步的一份公开信中称，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出租车司机以理性平和、合法合理的方式表达你们的诉求。wsj /Shai Oster

Shai 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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