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时

　　泰国的政治局势已经持续动荡半年之久，而目前仍然无法走出僵局。颂猜首相引退之后，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声称争取到足够议员的支持，可以出来组织新政府。然而，由解散的人民力量党党员所组成的为泰党，前天也宣称有能力组成执政联盟。

　　泰国政党政治，如同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某种困局，而这种困局是与阶级政治密切相关的。笔者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避免平民主义和寡头制两种偏向，建立稳定、平衡的共和主义民主，是包括泰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完善民主体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

政党政治困局与阶级政治

　　泰国本来就是军事政变频仍的国家，这使得泰国的民主制度经常中断，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通过“法律手段”迫使执政党让步和现政府下台，或许是避免军事政变再次发生和解决泰国政治僵局的较好选择。

　　其实，泰国的民主体制在过去的年月中也不乏进步。1997年宪法就是民主体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果。此次在政治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宪法法院，就是1997年宪法规定设立的。

　　如果此次泰国的政治危机能够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决而最终避免通过军事政变而解决，那么这将为泰国民主体制的稳定确立一个良性的范例。

　　泰国的政治危机不仅仅是政党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且与阶级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阶级政治不仅深刻影响着泰国的政党政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泰国政体的走向。

　　一般都认为，主要执政党人民力量党，执行的是其创始人、前首相达信的代表和注重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路线，而反对派人民民主联盟则代表中上层民众的利益。

　　因此，泰国的政党政治其实也是阶级政治。这种阶级政治的分野在西方是成熟的政治现象。然而，在泰国，各种政治力量还没有学会以妥协、折衷的方式处理国内问题和彼此间的关系。

2001年，达信派的泰爱泰党通过向下层民众广泛许诺赢得政权，执政后又通过竭力向下层民众输送利益而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即使在泰爱泰党被解散，达信派另组人民力量党之后，仍然得以凭借这一牢固的社会基础再次获得选举胜利。

　　然而，人民力量党在利用政权施行有利于下层的政策时，却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中上层的利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就导致了社会中上层及其政治代表——人民民主联盟（民盟）的强烈反弹。

平民主义和寡头制

　　对于这种阶级政治的分野及其对一国政体的影响，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过经典的分析。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社会中包含占人口大部分的穷人和占少数的富人。仅仅为穷人利益服务的政体是平民主义政体——这在今天也被称为民粹主义，而仅仅为富人服务的政体是寡头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政体都是不理想的，他比较推崇的是两者相结合的共和政体。他指出，有的政治强人或野心家会以穷人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从而在占多数的穷人的支持下取得政权。然而，这种平民主义体制却可能演变为僭主政体，即政治野心家的独裁统治。

　　在西方的政党政治中，尽管各个政党分别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在其执政后政策也有阶级偏向，却不会损害而且尽量照顾其他阶级的利益。这反映了政党政治的成熟。

　　然而，在像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还处于成长阶段，自然会导致种种偏差。达信创立的泰爱泰党，打着穷人利益代表的旗号，成立后的短短时间，就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取得了政权。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平民主义政体。这种平民主义政体本身是存在着向僭主政体演变的可能性的。这种演变在拉美一些国家尤其是委内瑞拉看得就更加清楚。

　　在泰国，执政三党被宪法法院解散之后，人民力量党一些未受判决影响的领导人已经表示，他们将像上次泰爱泰党被解散后一样组建新党。不过，上一次达信派政党是在军事政变后被军队宣布解散的，而这次是由宪法法院宣布解散的。

　　上次的政变不仅解散了人民力量党的前身——泰爱泰党，而且迫使其领袖达信流亡国外。这或许像是现代版的“贝壳驱逐法”。不同的是，在古代的雅典，“贝壳驱逐法”是指采用多数表决的民主方式把具有僭主倾向的政治家放逐出境，以维护民主体制的稳定。而在现代，则是使用军队政变的非法律手段。相同之处在于，放逐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僭主统治。

然而，通过军事政变对达信的驱逐和解散泰爱泰党，并没有根除达信的影响和根本改变继承达信的政党的政策倾向。尤其是，继承达信的政治领导人一直在谋求使达信回国。这种威胁是反对派和军方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反对派的坚决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泰国的政治困局很难根本解决。如果达信派重组新政党，并且坚持目前的平民主义路线，那么在下层民众占据大多数的情况下，很可能再次上台执政。那么，就可能酿成新的政治困局。

如何完善和巩固民主体制

　　泰国的政治困局表明，在泰国这样的政党政治还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里，占优势的政党能够轻易地排除其他阶级利益和其他政党的影响，从而形成某种“多数专制”的局面。

　　为避免这一状况，民盟提出改变政治体制，尤其是改变下院议员选举办法，从全部民选改为70%由任命产生、30%由选举产生。

　　这个办法或许能够限制达信派力量的影响，削弱其政治势力，遏制平民主义政治倾向，消除僭主统治的可能性。然而，这是从民主主义的立场的倒退，导致的很可能是寡头式的政体。而无论是寡头制还是平民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要避免这两种偏向，就需要结合两者的优点，走向平衡的共和主义民主。因此，泰国的政体改革不应是采取从民主主义后退的选举改革，而是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对议会体制进行改革，比如加强参议院的权力，使之对众议院有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功能。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泰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应该从过去及现在的政治动荡中吸取教训，无论是哪一方都要避免采取过于偏向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其他阶层利益的政策。

　　近几个月来泰国的政治动荡和前几天印度孟买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似乎表明，这两个国家的民主体制无力实现本国的政治安定，而某些专制体制却似乎有效地实现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

  然而，反过来说，民主体制正是在否定专制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民主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负面事件而否定民主体制只是一种短视的观点。专制体制如果仍然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比民主体制的表现更加令人失望。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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