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 说：

俄羅斯擬讓西伯利亞“加入”中國“東北振興計劃”　
羅斯對中國的“北上戰略”正式表態支援

【莫斯科消息】 2009-05-21
http://www.gcpnews.com/articles/2009-05-21/C1041_38760.html

據俄新網報道，俄羅斯總統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透露，俄羅斯政府將結束制定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開發戰略規劃工作，這一規劃將與中國邊境地區發展計劃捆綁在一起。

　　梅德韋傑夫在邊境合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說：“俄羅斯政府將結束制定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開發戰略計劃工作。”他說，俄羅斯振興遠東地區和外貝加爾應與中國振興東北計劃在工作層面上協調一致。

　　梅德韋傑夫表示：“我本人曾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討論過這個問題。”
他補充說，合作特別計劃草案已經起草完畢。

　　梅德韋傑夫還說，需要吸引中國投資進入俄石化企業、煤炭開採、碼頭轉運、外貝加爾和遠東地區電站建設專案。他說，俄羅斯和中國在納霍德卡、符拉迪沃斯托克、烏蘇裏斯克等地建設熱電站方面具有廣泛的合作前景。
　　梅德韋傑夫稱，中國是俄羅斯的一個重要合作夥伴之一。

羅斯對中國的“北上戰略”正式“表態支援”　　

顯然，在盡力擺出了一大堆的“排列與組合（包括于二月中以砲打方式擊沉了一艘懸掛它國籍的中國貨船”來警告“中美Ｇ２苟且勾搭結盟）”之後，在“中、歐、美”、甚至“印、日”之間“轉了一大圈”的俄羅斯，終於還是決定將其“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開發戰略計劃”與“必將由中國主導的”“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綁在了一起。

由於“中國振興東北計劃”是“北上戰略”的一個重要運行平臺，因此，這意味俄羅斯對中國的“北上戰略”正式表態支援。它較『歐盟』同意建立“歐洲向中國轉讓技術工作小組”的意義更進一步！

** 俄總統遠東全權代表證實遠東地區不存在中國移民擴張
俄新網哈巴羅夫斯克5月21日電 　2009-05-21　　　
俄羅斯總統駐遠東聯邦區全權代表維克托·伊沙耶夫認爲，遠東地區不存在來自中國的勞動移民擴張。

老頑童 说：

國家在97風暴的經濟力，化解力，和京奧運之後的策劃要小心，君不見南韓日本，加上國民的3000美元的國力如何突破，，，和平發展不謀戰, 一戰必須定乾坤，，，温家宝呀温家宝。交給你呀！！

匿名 说：

世界上如没有苏俄的核武,就只有”一党”专制,世界上就更会混乱不堪.那些天天鼓吹两党制的自由卫士,思想为何如此浅显.中国的核武,还只是象玩具差不多,只有苏俄的核武,才阻止了新希特勒的出现.

冷語 说：

大部份中國官民都了解，中俄要共榮共存，故更何況蘇聯經解體，不再是如過往般有意志有能力威脅中國，故若有人基於反共立場而煽動國人仇俄只會是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胡想 说：

“网络民意应该反对俄罗斯欺负格鲁吉亚。” 这句话说得好！

支持一下。

但，鼓吹肢解俄罗斯就算了吧。

愚公愚不愚 说：

什么”CIA要想来颠覆中国”,应是CIA要想来颠覆中共!

匿名 说：

古太监, 看看普通美国人是如何对待中国人的. 不理解你逢美(欧)必反的仇恨从何而来?

北京鼓楼血案：美国遇难者家属声明宽容与爱
DWNEWS.COM– 2008年8月12日20:35:5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匿名 说：

中央一号文件, 五毛党愤青愤老必学:

反对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DWNEWS.COM– 2008年8月12日14:36:21(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公民月刊张辉／“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在运动中，并成为国际政治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运动所影响下，左派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倾向社会变革与革命的派别，而右派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苏联和东欧巨变前后，自由民主运动在趋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退潮，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概念在很多场合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共产极权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里，左派成了顽固坚持独裁的思想派别，右派成了力求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思想派别。这里面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当社会越来越右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左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为了左派；当社会越来越左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右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了右派。

根据后极权方面的理论，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统治效力日益下降，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要拼命挣扎，为了维持，抛弃了一切主义的光环，根本没有原则可言；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很明显，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会一套理论，尽管三言两语，却想发挥拆东墙补西墙的神奇功效。这些理论既不符合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完全是特色极权的特色发挥。那么，中国就出现了和传统不相符合的左派和右派，左派倾向保守，右派倾向激进；那么，中国就出现了不同凡响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通常被人们归为右派。

在公民社会里，自由派一般被称为中间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是在后极权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被民间称为右派，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么在大陆当局眼中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具有传统的共产思想的人，或者是用新思想伪装起来的共产分子。那么，当局又是什么派呢？当局根本就没有派，你叫它啥派，就算啥派。当局就是独裁者，为了独裁，它没有什么底线。对后极权时代的臣民来说，真理就是淫液，舒服了就是真理；对后极权时代的统治者来说，真理就是屁股，坐稳了，就是真理。

于是，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影响了龙椅的稳定，一概都是反动派。于是，中共左派领袖邓力群虽然两度差点就做了总书记，但就是因为没做得了，所以想倾家荡产办份杂志都不被允许。于是，民间左派分子周群先生博客搞到那里就被封到那里。于是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因言获罪更成常例。于是，保钓分子爱国也不可得。于是，愤青只能奉旨爱国。于是，当局之外，除了奉旨爱国愤青，全成了反对派。于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可得的人，全成了反对派。

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统治者的词汇里只有空洞的“人民”和“群众”，你看那些领袖在镜头上吹牛的时候，哪里敢把“公民”一词经常挂在嘴上？不敢啊！统治者不希望人们拥有任何权利，他们需要的是顺从的奴隶，而不是渴望自由的人—–现代公民。鲁迅是现代愤青的鼻祖，但鲁迅是反专制的，也是反奴性的，而现代愤青则不然，现代愤青遭受统治者凌辱的同时，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喜欢在专制与奴性中分一杯羹。于是，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反对派与独裁者的冲突成了一种形式，反对派对愤青的挽救和冲突成了另一种形式。

王明，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曾经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执笔人，在中共内讧中被边缘化以后，他依然可以存在。不仅他如此，中共右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先例。尤其是苏共左派和右派甚至曾经有过长期并存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历史更是如此。但是，后极权时代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除了独裁者，谁也不能做为派别合法地存在，一切妨害独裁的派别都是异端，都在监视与处置之列。

于是，在经历了苦痛以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都说：我也看不惯那种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剥夺人民自由，禁锢人民思想的做法，他们都赞同“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与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少数权贵为所欲为和多数百姓遭压制的基础上”的说法。于是，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反对派。于是，两种反对派都在崛起之中，都是未来公民社会主要的政治基础。

有时候左派分子攻击右派分子，认为对方一旦上台，就会形成另一种独裁，同样，右派分子也这样攻击左派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和愤青乐乐然昭告：你们谁上台都会比现在更糟糕，你们谁上台社会都会更乱。于是，人们就以为，象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注定走不出独裁的怪圈，很难迈向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在这里，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世界潮流，就是以自由、民主和宪政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正在全世界形成的这样一个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下，独裁政权只要出现变局，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抛开公民力量所形成的反对派而形成新的独裁。政治变局的结局只有一个：以中国的方式走向公民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

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中国的反对派还需要振作才行，离开这个，谈宪政，谈公民社会，都太困难了。如果利益集团内部发生较量，也会开启宪政，只要出现变局，没有一种力量能独立地站住脚，要想站住脚就要和各种力量妥协对话。只要妥协对话的机制一出来，宪政和公民社会就算是来了，可是这里还是一个反对派振作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1979年中共党内和民间都有人存有幻想，或者叫错觉，以为当局能自行推广民主。1989年还有人在为民主运动据理力争。现在是大不一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当局内部也已有共识，利益是大家的，民主了则什么特殊利益都没有了。有良心和有才干的人都在提拔时被过滤了，上层，其实没政治能人，也没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都是在那里瞎凑合，靠惯性。当局现行的体制改革，表面上还在宣扬，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实质的进展。体制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乌龟壳子。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个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

独裁者的利益只在独裁，独裁者的利益也在全球化里面，这是全球化强加个独裁者的。全球化，这个东西要深入思考。独裁加全球化，独裁就会改变一些方式，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伪装。但是独裁本身是全球化的敌人，这样一来，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都会成为反对派的同盟军。反过来，也只有反对派的强大，才有可能使当局认识清楚全球化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要全球化，人类的文明和价值也要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是大趋势。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们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言论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匿名 说：

20楼的狗B,大家好端端的讨论问题，怎么老是有你这种狗操出来的污染自由空气。你MB痒痒吗？

匿名 说：

毛泽东肛屁操出来的古云, 你比苏联吠得还凶, 肢解不是苏联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匿名 说：

支持搂主，俄罗斯和中国目前的关系是联合抗击美国和北约的进逼，鉴于俄罗斯在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和声援，中国应在适当的时候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否则上海合作组织危矣。不过，某人近来在多维近乎歇斯底里的挑拨中俄关系，看似居心叵测，其实倒不一定是CIA走卒，应只是自以为是的白痴的梦呓吧。

武装保卫苏联 说：

“斯大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图

本文系蒋经国对１９４５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１９４５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２５年，我们再加５年，则３０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５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５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５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２０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For goons’ eyes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