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2008‧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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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心态与移居心态
——哈金小说《自由生活》人物分析

明迪

 前言（省略）

（一）《自由生活》故事梗概及人物简析

    哈金的最新小说《自由生活》描写了一个留学生因六四而自我放逐、为生存而成为移民、在艰苦创业成功后又放弃生意而追求精神生活、在与不同背景人士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成长、成熟的故事。小说中共有20多个性格不同、经历各异的人物，本文主要分析以下四个虚构人物：

武男：小说主人公。
孟丹宁：留学生，海归人士。
袁宝：异议诗人/画家。
刘满平：流亡学者。

    武男1985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波士顿的布蓝戴斯大学攻读政治学，一年半后妻子来美探亲，1989年他们6岁的儿子来到美国与他们团聚。武男原计划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但因六四事件对中国失望而决定留在美国，并放弃学业，在一家工厂当夜间看守以养家糊口。工厂关闭后武男到纽约一边给一家流亡文学杂志做责任编辑一边在餐馆打工，后在报纸上看见亚特兰大郊外一个台湾人出售小型中餐馆的广告，因亚特兰大物价便宜、房价也便宜、生活费用低，于是全家开车去那里，用积蓄买下小餐馆，以贷款方式买下房子，然后靠经营餐馆来维生并付清房屋贷款，成为餐馆和房屋的主人，从而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梦。武男虽然从留学生变为厨师，但精神生活并非十分贫乏，他在纽约认识过一些中国流亡人士和美国诗歌界名流，在埃默里大学参与过诗歌朗诵、听过达赖喇嘛等人的演讲。1997年武男卖掉餐馆，在一家提供医疗保险的汽车旅馆当夜间值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思考。

    小说跨度12年，从1985年武男留学美国到1997年卖掉餐馆重返打工的日子，中间穿插了对初恋女友的回忆。12年来，武男的精神伴侣是弗罗斯特、惠特曼、奥顿、杜甫的作品，他在艰难环境中对人生、写作都作过不断的思考，他从留学开始，因政治原因而自我流亡，因经济原因而移民，最终走上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创作之路。

    孟丹宁是武男在布蓝戴斯大学的同学，后来海归回国，成为畅销作家、留学生文学代表人物。美国生活对他来说是镀金、旅游，他因这样的心态写出的作品无非是游记或者关于“成功”故事的报告文学式的小说，作品虽畅销却平庸，过于迎合大众趣味。

    袁宝是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八十年代末在纽约创办流亡文学刊物，但由于经济上和精神上并非独立，其文学创作局限于传统式的怀旧，后在艺术上有所发展；海外生活是他的敲门砖，他从流亡者过渡到移民，从异议人士转为投机取巧的作家和艺术家。

    刘满平是一著名学者，流亡期间近乎于索尔仁尼琴般的执著，有自立精神，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尊严感使其在西方文化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在六四纪念会上大谈中国的希望在于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在华人牧师邀请去谈台海关系时大谈中国必须统一台湾，甚至诉诸武力；在达赖喇嘛演讲会上大谈中国必须保持领土的完整。无不讽刺的是，这位流亡异议学者的思维与留学生爱国人士洪梅极其相似。然而，由于中国民主进程的速度关系和他个人成就的有限，刘满平回归后远没有索尔仁尼琴得到的那般待遇，他死后，一半骨灰按照他的遗嘱被悄悄运送到北美，其亡灵将永远流亡。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他对于接纳他的西方的文化还没有来得及吸收，所以不可能像索尔仁尼琴那样作出批判性的思考。

    陪村人物楚勇，一位台湾老诗人，当年的国民党飞行员，曾在台湾海峡上空与中国大陆空军交过锋。他声称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挡坦克的王维林是英雄，他自己的全部诗歌也不及天安门广场上的一滴血。六四纪念会使他与刘满平、孟丹宁、武男相遇。

    武男尊重所有这些人，但在心理上与他们存在隔阂。他因为六四而决定留在美国，经历过移民生活中最艰辛、最底层的生活，但精神世界丰富，在做流亡杂志执行编辑时认识了类似于艾伦·金斯堡式的诗王，在亚特兰大开餐馆时与在埃默里大学教诗歌创作的教授诗人是哥们儿——他在中西文化中游刃有余。从留学到流亡又到移民和移居的武男，把国籍当外套，他惊讶于流亡人士刘满平的狭隘民族主义，更惊讶于著名诗人楚勇会将政治看得高于文学。他追求个人与个性的、脱离了传教式的政治宣传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

（二）四种心态的特质分析

    流行作家孟丹宁把留学视作旅游、镀金，作品也象是镀了一层金，光冕堂皇而缺乏深度。他的游记不过是走马观花的异国风土人情，看似有内涵但缺乏独到的个人体验；他的小说主要表现成功人士的辉煌业绩，而忽略普通人的实际生活和苦难经历。他的作品是华丽的赞歌，并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左右。从《自由生活》中可以看到，一个物理学博士沦为一个御用文人是何其容易，作家如果不自律，不有意识地摆脱集权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作品畅通无阻或畅销而迎合官方标准和大众趣味，一不留神就成为昆德拉笔下的集权主义“刻奇”（kitsch）典型。

    异议诗人袁宝在回忆录中把目光投向苦难经历，这是与孟丹宁的本质不同，但他带着放大镜去强化苦难并美化对苦难的感受，成为美学上的刻奇。袁宝和孟丹宁的共同之处是煽情多于个人的真实感受，一个自艾自怜地渲染失败和苦难，一个自我陶醉地渲染成功和幸福，其目的都是为了取悦于主流和大众，以成功和畅销为目标，满足虚荣心。当袁宝后来发现成为美国公民可以带来实际利益时，他从流亡人士变为移民，这种功利性最后也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流亡学者刘满平有着移民的自立精神，拒绝接受任何组织的赞助，以个人稿费和妻子打工的收入维生。作为流亡人士，他比普通移民有更高的视野，在流亡人士中属于保持廉洁风范的品德高尚之士。但他念念不忘从体制内改革，把流亡当作一种政治赌博，这种政治流亡心态使他无法用多元思维取代过去的单一思维，所以他的思想和作品无法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同他用妻子的血汗钱玩股票赌输了一样，他的政治赌博也是失败的。）

    小说主人公武男放弃留学生涯后选择了自我放逐，又为承担家庭责任而走上移民道路，最终放弃了辛辛苦苦创下的小餐馆生意，选择做一个普通打工仔，以便有更多自由空间和创作的时间，他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情怀在艰难环境中寻找精神缪斯，奈保尔般地摆脱了沉重的过去，写出了昆德拉式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他的写作没有流亡心态下的强烈政治色彩，超出了留学镀金和旅游观光心态下的肤浅的浮光掠影和猎奇、以及移民心态下的功利心和狭隘性，但也不乏流亡的精神和视野、留学的知识面和对西方文化的吸取、以及移民的草根性和对西方社会的融入。

    撇开“心态”一说（本来就有诛心之嫌），武男跟孟丹宁的区别在于对相似经历的不同的个体感受，武男更注重超越时代的经验本质，也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和苦难经历；武男对个人苦难经历的诗性处理有别于袁宝的悲情式记载，没有刻奇的渲染，也没有迎合大众的煽情，更不同于刘满平和楚勇的浪漫主义激情。

    但抛开“心态”分析就难于看清武男作为留学生与孟丹宁的区别、作为流亡人士与袁宝和刘满平的区别、作为移民与后来也成为移民的袁宝的区别。

    套用爱国留学生洪梅的说法，武男是香蕉（外表是中国人的黄肤色但内心是西方人的白肤色），武男作为第一代移民，不是传统语意上特指的那种在美国出生的华人香蕉，这里的“香蕉”是一种心态，是在经历了不同文化交融之后脱胎换骨而成为一个个体的象征，是思想上从一元到多元的过度，是美学上从取悦当下读者到超越时间的升华。
                                                    
    武男认为他与洪梅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宁愿做一个真正的个体（individual），也正是这个“个体”的心态把他与刘满平、袁宝、孟丹宁的集体心态区分了开来，使他成为一个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处于局外的地地道道局外人。

    从语意学上看，“移居”是泛指，包含了留学、流亡、移民等等，但移居没有留学和流亡的精英色彩，与移民更接近，而又没有移民的稳定性，正是这种对流亡的政治色彩、留学的文化色彩、移民的经济色彩的缺失使移居心态更具有个体性。

    武男并不缺乏流亡人士对政治的关心、留学生对知识和文化的关注，更不缺乏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他缺乏的是流亡的患得患失、留学的虚荣和旅游者的猎奇、移民的斤斤计较，但得到的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以及文学创作上的自由。以这样的移居心态投入写作，“苦难”是人生历炼的必要、艺术创作的源泉，不需刻奇而自有分量。

（三）哈金小说主人公武男的作品分析

（省略）

（四）流亡作家及流亡心态

    武男与流亡异议作家袁宝和刘满平在小说开始颇有共同语言，为什么最后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我们有必要再回头分析一下流亡作家的特质。

    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1987）一文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他主要考虑的对象当然还是远在故乡的同胞们，不过在险恶的异国他乡的同辈流亡者中他也想鹤立鸡群。他对自己处境的形而上意义采取鸵鸟政策，而全神贯注于眼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意味着对处在同样困境中的同行恶言相向；对竞争刊物大动肝火；接受不计其数的采访——BBC、德国之声、法国公共电台电视台、美国之音；以及数不清的公开信，媒体声明，大会——所有你能想到的，举不胜举。”布罗茨基的描述之形象以及审视之深刻，使我们不难看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预示了90年代中国流亡者的状况，这讽刺性的预见或预见性的讽刺是否引起过中国流亡学者和作家的警醒？

    流亡作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怀旧，如布罗茨基所述，“流亡作家大体上是追溯、向后看的存在物。”“ 他在写作上会死抱着过去的那些熟悉材料不放，写出来的东西无非是老作品的续集。”

    布罗茨基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同那些因为战争、饥荒、贫苦而背井离乡的难民、偷渡客、移民比起来，流亡作家的苦难并不是更多，面对他们，“我们很难再煞有介事地谈论流亡作家的困境”。
    
    作为一个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对流亡作家群体的审视是极其深刻而透彻的。并不是所有流亡作家都有流亡心态，反之亦然，移民和移居身份也可以有“流亡”心态，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下意识的自我定位，或取决于作品中流露出的自我感觉。简单归纳起来，流亡心态的三大特点是：受迫害感，用放大镜看待个人所受的苦难；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于普通难民和移民；怀旧感，念念不忘过去和母国。这样的流亡心态下导致的写作风格也带有这样的烙印，如布罗茨基所描述的，“流亡滞缓了风格的演进，使作家变得更为保守。”
    
    布罗茨基的这篇发言当年没有得到积极反响，他指出流亡作家和政治难民的共同点是两者都离开了更坏的环境走向了更好地环境、离开了专制走向了民主，但他尖锐地指出了流亡作家的病态，即以上归纳的三个特征。在他看来，“流亡”是一瞬间的动态，只适用于被驱逐的那一刻，在那之后处于新环境下的状态不再适合用“流亡”这一凄凉的字眼。他还认为流亡最大的好处是教会了人谦卑，“放下你的虚荣吧，……你不过是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不要用你的笔杆子朋友来衡量自己，而要用人类的无穷无尽来衡量自己。”
    
    无论最初的那一刻是政治流亡、被驱逐还是自我放逐，走出“流亡”的光环之后，保持一颗平常心，对人生和生命进行更宏大的思考，才能写出传世之作，如米沃什、加缪、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

    我们再来看看米沃什是怎样看待流亡的，30多年前他在《流亡笔记》（1976）中写到：“接受流亡为命运，如同接受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自我幻觉。”他认为流亡作家需要的是“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达到这个境界可以通过“变换语言”，或者改用移居国的语言，或者使用母语但改变风格以接纳新的读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流亡心态。他总结到，在国外住久了并不会使语言风格自动枯萎，而是，在新的语言环境里可以以新的方式感觉母语，对母语的新发现可以在不同语言的背景下凸现出来。

    米沃什教会我们怎样用变换语言风格的方式来摆脱流亡心态。在日常生活中怎样体验布罗茨基所说的成为“沙漠中的一粒沙子”呢？加缪曾于60多年前在《纽约的雨》（1946）一文中写到这种感觉，那就是在纽约的人山人海中“让自己永远消失”（lose yourself forever）。

（五）移居心态

    心态并不等同于生存状态，而是一种境界。真正的精神流亡者在自己的国家也会有“流亡”感，正如德国哲学家和批评家阿多诺在流亡时写到的，真正的家园既不在原居国也不在移居国，而在写作中。他甚至把这种自我放逐精神上升到道德层面，他认为“道德的一部份就是在自己家里也感到不自在。”

    萨依德还引用了十二世纪萨克森州（今德国）的一位哲人僧侣“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the St. Victor）的一句名言：“一个认为自己的家园甜美的人还是一个脆嫩的初学者；一个把每一片土地都当作祖国的人是强壮的；但只有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域的人才是完美的。” 没有离开本土的雨果却写出了关于流亡的最深刻的文字。这里的“完美”我理解为“真正的自由”。

    从这个层面上来区分流亡、移民、和移居心态, 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移民心态接受移居国为自己的国家，把原居国和现居国均视为祖国，比起流亡心态，他们更自由、心理上更强壮、更没有包袱。但如果即使移民成为移居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之后仍然以疏离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国家，把过去的祖国和现在的祖国都视为外国，才是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自由状态。

    1996年1月29日，布罗茨基逝世的第二天，美国PBS电台采访了米沃什和当时的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米沃什这样概括了布罗茨基的处事态度：“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was sort of  detachment）”。布罗茨基本人在1988年接受PBS采访时谈到他追求的是“个人主义的精神（spirit of individualism）”。

    “疏离”和“个人主义”决不是指摆脱过去的文化，相反，布罗茨基认为文化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萨依德也说过，流亡者起码拥有两种文化，母国的文化和移居国的文化，他认为流亡作家应具有这种双重或多重文化视野。

    布罗茨基的“疏离”是移居心态的特点，要达到“疏离”的状态就要保持“美学上的距离”，这也是文学批评家在谈到纳博科夫的心态时常用的一个词。

    美学上的距离需要有意识地去对所处环境进行疏离。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启程》（Departure）中的主人公反反复复地说要“离开这里”，就是一种自我鞭策，他不带干粮的原因是为了在沿途上吸取新的文化营养。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反面的文学例子。纳博科夫在柏林流亡期间写的第一部小说《玛丽》（Mary）里有一个老诗人，Podtyagin，流亡之后写不出诗来了，因为他即放弃了故国的文化，又没有吸收移居国的新文化，而是被对祖国的回忆而弄得焦头烂额、才思枯竭。纳博科夫在柏林期间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礼物》（The Gift）里的主人公是一位青年诗人，他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寻找新的诗性语言，同时也不忘过去的母语文化，以过去来推动自己找到未来。这部小说里谈到俄国文学、普希金、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借小说主人公之手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传记，既然是小说中的传记人物，让我在这里姑且把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作为一个文学人物来处理吧，小说主人公笔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一个流亡后失去文学声音和新的语言的流亡作家，他即没有好好利用过去，也没有充分利用现在，他的思想变得简单、语言变得枯燥乏味。小说主人公通过对老作家的审视而为自己发现了一条成功的文学创作道路。

    不懂得“疏离”就会陷入过去或陷入现在，而失去更高更远的视野。“疏离”过度就是与世隔绝。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萨宾娜流亡到纽约后，刚开始有着萨依德所说的那种双重视野，后来断绝了和所有捷克人或捷克文化的联系，在一对美国老夫妇的庇护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昆德拉没有直接说她的艺术生命是否长久，但她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正面的文学例子很多，真实例子更多，细细品读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作品就能发现他们的适度疏离，和疏离后的眼界、思想境界和语言更新。《齐瓦戈医生》里的主人公和《自由生活》中的武男都是很好的文学例子，但《齐瓦戈医生》没有写到主人公的文学探索和创作经历，《自由生活》填补了这一空缺。武男在经历了流亡、移民之后进入移居心态，在批判地吸收两种文化之后把自己疏离出来，对所熟悉的两种文化保持美学上的距离，从而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文学上的独立和自由。

    武男的移居心态和刘满平的流亡心态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即两人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立场。如本文第一部分已提到，刘满平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在这一点上很难把他这个流亡异议作家同“爱国人士”区分开来，这是流亡心态的最大悲剧，也是最大的讽刺。

    萨依德在《流亡的沉思》中指出，“民族主义是关于群体的，而从最尖锐的意义上来说，流亡是在群体之外所体验的孤独。”相当数量的中国海外异议作家在强调自己的流亡身份或异议立场及孤独状况时，又念念不忘过去所依附的集体和制度以及曾经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往往情不自禁地以代言人的身份发出所谓“集体”声音，在批判过去所附庸的体制时忍不住流露出依恋与怀旧，在痛惜自己的所失的同时又从思维方式上摆脱不出过去的框架，在批判的旗帜下做着回归的美梦，一旦所批判的对象与外来文化或外来民族发生矛盾或与新思想新体制发生冲突时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捍卫那个旧体制。

    哈金笔下的武男与中国海外主流异议作家群体的区别在于强调个体经验和自觉反省。一个作家不必把为本民族、本群体发言作为己任，而应怀抱一颗谦卑的心，写大环境下的个体经验，越是个体的，越是人类共有的，因而也越容易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武男描写个体感受但又不局限于个体经验，他从个人立场出发，对历史和现状作宏观的思考。只有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和自身进行审视，就像布罗茨基对自己所处的流亡状态进行审视一样，其作品才会有深度和力度，才会有生命力。武男的作品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超越了个体经验、超越了民族主义、超越了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越了时代。

（六）并非结论的结语

    《牛津版流亡文集》的前言里并非戏言地指出，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流亡者，有了人类以后人一离开母胎就开始了流亡，“我们是（离开）母亲子宫的流亡者”。那么，流亡心态对故国的依恋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恋母情结，失去祖国即失去母亲，也就是萨依德所说的“孤儿”心态，因这种心态而反应出来的痛苦不堪或怀旧或民族主义情怀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学上的恋母情结。留学/旅游/观光都是暂时的离开母亲，所以没有太深刻的感触。移民安居乐业后有了绿卡和公民身份如同有了继母，或相处融洽或怀旧心更切。走向成熟首先是摆脱这种情结。移民心态虽然割断了这种恋母情结，但在投入到移居国之后把移居国当作继母，还是没有真正地独立。只有移居心态把母国和移居国都当作异国，从而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萨依德引用的雨果所说的“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异域”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独立，达到这个层次可以按照纳博科夫那样保持“美学上的距离”，具体说来就是米沃什指出的那条路，“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最简洁的方式就是布罗茨基的“疏离”，即自觉地有意识地既保持文化传统、吸收新文化又同一切参照体系保持距离的冷峻。这是一种独立而不偏执、随俗而不落俗、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警惕、时时反省、拒绝自命不凡或自艾自怜、拒绝煽情、拒绝自我刻奇的高度自觉。

注释（省略）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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