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柴玲与金培力录影讲话稿

（注：柴玲于89年5月28日与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作的录影讲话曾被《联合报》在《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以《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为题发表，有较多遗漏和不确之处。本记录稿曾与原录影带多次核实，若有争议之处，请以原录影带为准。）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

　　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采访人：大声点。）

　　这次运动我站出来，就是四月十八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

　　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是个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不清）。北大同学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时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

　　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

　　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

　　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五月四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五月四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已经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勇军，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

　　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听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听不清），我就讲了我的话。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

　　我讲完以后，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

　　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二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问：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束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

　　当天，就是十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一千盘。我希望以后我们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样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十二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中午12点半，我们就出发了。北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

　　问：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答：没有的。

　　问：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

　　柴：这个主意好象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绝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初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招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将起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四百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吾尔开希，……在十三号晚上严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四个代表，对话团的四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严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确定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听不清）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象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应该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有人冲进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

　　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了，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门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

　　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指挥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

　　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182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人清出去，（不清）又被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着慌，容易发脾气。有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事情，他由最初的四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二十七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趋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六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问：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

　　这个没有。特别小心。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而且他们应该能庆幸死在中国。

　　问：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　　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甚至想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

　　问：（关于换外汇，不清）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问：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

　　问：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

　　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

　　问：吾尔开希……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还有封丛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

　　问：那个会（不清）是最好的是哪一段时间？

　　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最初的那段日子，那时民众也很支持，很关怀，那时唤醒的是市民的那种感性、感情，慈父心肠，慈母心肠。而且政府在绝食第七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

　　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但现在他们通过种种控制，比如说扣除奖金，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市民重新给统治住。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干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象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问：那么（不清），因为邓小平他们说，学生这些事为什么能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完了，让我说吧。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干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中国要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四十年，七十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族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问：他们就是用谋杀？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年轻的孩子们（哭）。

　　（断）

　　所以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以后，我就去与当时来负责保卫我们总部的纠察同学谈了一些，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当纠察的，我们就想来看看，看看真正什么是民主？北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失望，我们当一批纠察我们失望一批，我们整个组织究竟在干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大批同学都走了，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乱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问：（不清）你知道很多人（不清）。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后中国再次陷入黑暗时期，也许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骗，彼此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华人，你们有自由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哭）我希望你们，能够首先做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你们有条件，有机会（哭）（断）我感觉到有时候他们就是想了解事情的过程，这事情中进行的这些人的心态，他们怎么想，他们的感受，这点让我觉得痛心，因为最伟大的不是这种表现，而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人性的展示。很少人去揭示这些东西。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象是于浩成已经被逮捕了。

　　问：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

　　问：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从他们的嘴里知道。

　　问：从广场里面被捕？

　　不是的。他……

　　问：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问：这里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还是？

　　就是从两个朋友那里。他们俩说，我们要撤，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一部书，要把这个，这过程中，因为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而且我们知道这运动最真实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写一部书，争取这最后的机会写一部书，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说如果这部书发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么，那么我们就是被杀头也甘心了。（哭）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哽咽）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现在更坚定这种信心，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爱人说——在参加运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联系去美国留学，他托福考的很高，630，很有希望，他说我只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几年，中国四五年之内也许没有希望了，我想有机会出去之后我就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他说十年之后我要组织一批人写一部中国的宪法，一部人民的宪法（电话铃响）。

　　我知道我这时候要宣布我辞职，或我引退，同学不会理解，会骂你，我不在乎，整个运动我挨了很多骂（哭）我很淡然。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我用生命来呼吁。（哭）

　　问：（不清）

　　没有。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握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

　　问：绝食你发起的？

　　绝食是在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学，他叫张辉，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

　　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

　　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后来当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叫邵江的同学，他本来13号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说，我请求你不要考了，他说好，我去做市高联的工作，我相信有我有这个影响力。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说，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闪，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要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爱护保护同学，支持同学。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责任何一个人，我就想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断）

　　非常悲哀，好象中国就没有人材了。

　　问：你们对民主怎么理解？

　　民主，我没有怎么在理论上（不清）过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使人们都会有自由的，有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民主也跟人权的解放，人格，独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连在一起。

　　问：（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

　　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要求监督他的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象中国的“大一统”的黑暗统治。

　　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中国人的人性被压抑的很卑微，包括在这次运动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学就等着。就象外地的同学来了，我们要吃的，我们要住的，我们要什么什么，你们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你有双手，你有喉咙，你有眼睛，你可以听，看，你可以去说，去做，你可以丰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尽力维持一种领导的权威，这也是对的，但实际上有些同学就很不负责任。他们很习惯于，习惯于一种封建的专制，两千多年来，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

　　问：你们对官倒、反腐败的问题怎么看？

　　官倒反腐败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能够强有力地，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什么党，政府和其他的各党派也有领导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

　　问：去年人们谈论中国学生爱钱，爱赚钱什么的，很多人也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大规模游行。

　　我想在这之前，由于这个，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这次整个运动也有一个，有很多很多的胜利，我想中国人重新找到一种信念，就是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民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这个国际的什么舆论，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农民，也开始觉醒。

　　问：你们有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不清）

　　没有，我想至少从我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过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样的，那种，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详的生活。

　　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没有，没有很多虚荣心，功利心。我，我和封丛德结婚，当时那时候很简陋，但我们很天然地满足这种，而且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安详和宁静。我们一直在，尽管很多人都在赚钱，但是我们也很艰苦，我们也拼命地赚钱，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为了……，我们都很坚定，我们现在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是在搞事业，真正愿意献身事业那样。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靠知识救国，就是到了四月二十号那一天，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良心，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种权利，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

　　问：你有没有可佩服的英雄，理想的英雄？

　　我想，谭祠同。给大家一种感觉。他说，我以吾血鉴中华，我用我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我想在我们绝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问：（不清）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我想，作为我来说，我想我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绝对不想作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什么的来献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业，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也许别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有很多思考。

　　问：（不清）广场上的毛泽东象（不清）？

毛泽东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不值得佩服，因为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种残酷镇压也发生过，而且也会发生。我不欣赏他。

　　问：有人说把你们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低下。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我在13号参加绝食时我就跟同学讲，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参加绝食的同学，作为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领袖，甚至作为政府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想到，整个中国的学运已经起了划时代的飞跃；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而且一种老性的思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运领袖，他们总是在犯一些错误，就是他们用以前的偏见来衡量这次运动。

　　（断）

　　（哭）我父亲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是在五一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感情上有时候有点磨擦，吵架什么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我父亲就很担心，他非常非常钟爱我。他就很担心，他很希望，带来好多吃的来看我们，就很希望能跟我们一快玩玩，因为五一，北京气候不错，把我妹妹也带来了。

　　但是他一来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爱人都已卷入这场学潮了，他一直很担心。而且我们一直忙在北大筹委会工作，没有时间陪他。那天晚上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得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他说你怎么办，怎么跟我联系，我说我隔三天给你拍一封电报，跟你说我平安。以后我把这个事情委托一位朋友做这件事情。

　　他突然说，（哭）他说，“万一，”他差点要哭，他说：“万一我收不到电报呢？”　　那时候我就说，“笆爸就不要再来了，来北京也没有用了。”（哭）

　　我差点要扑上去，我差点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说，“不要这样，不要哭着告别，再见再见。”（哭）

他一直很难过。他去济南。我妹妹是读医科大学的，他说：“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两个珍珠，怎么都卷进来了？”因为我妹妹他们也受了一些影响。她说，”我太佩服姐姐了，“她这样讲。我真……

　　我父亲，他一直非常要强，有责任心。他是个大夫，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很顺利，但最近一下裁军，结果部队就是（不清）地方编制，不再属于部队了。他们这一代人的（不清）很希望，以前他们一直寄托一种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后升级，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业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没有了，而且大家很乱，都在赚钱，都在觉得怎么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的信念怎么一下子全垮了。我觉得我父亲他很悲哀，我经常替他们难过。我跟他讨论，他说不对，我们对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能成就到今天，也是共产党的培养。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共产党愚弄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说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产党嘛……

　　问：他能不能理解？

　　他能理解。他说，我父亲就后来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哭）

　　?因柴玲要求，此处删去约250字?

　　问：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的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报任何幻想。

　　问：如果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对话？

　　不可能。

　　问：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问：但是很明显你们还是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的。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实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报这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

　　问：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不清）

　　肯定有这样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的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

　　问：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

　　因为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场运动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

　　首先这个机会很偶然，谁也没想到胡耀邦会逝世。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思想很混乱，没有信念，没有理想这么一个阶段。这次整个的运动是学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种民主意识的一种大暴露，知识界和理论界就远远的落后在这个之外。他们没有给这个运动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论。

　　而且我想这次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在于人们利益自发的一个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东西，我不相信现成的理论，我对理论、名人、权威全部没有迷信感，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问：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他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问：对改革现代化的方式怎么样看？

　　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它扶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一种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那种……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那个很精明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国家快亡了，快亡国了。到这种程度。

　　同学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做谁做？”我想这次人民和同学都站起来，自己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之前我一直很愿意科学救国。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电话铃响?

　　那天正好我接到国外以前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来信，跟我说我不赞成大家都出国留学，但是心理学到国外来学，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愿意通过科学救国的。我觉得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胜利，不是只是为了希望，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民……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可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当时我是想，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可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这种制度让那么多的人都走了。我们接触了个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奔头，都喜欢去领到绿卡。

　　问：你看这你们二十七号撤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问：你们最开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借口，我想，借机。

　　问：四月二十六号那个社论……

　　四二六，二十六号社论大家，就说社论激起大家更大的义愤，因为以前从文革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什么一报两刊来一篇社论，大家热情马上就打下去，他们这种办法来管得很有效，所以这次同样如法炮制，而那个新闻措辞（不清）都很一致。

　　问：和文革时一样？

　　就是。谁在搞文革？是我们同学？人民？还是他们少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叹气）

　　问：你对外国报章、外国朋友有什么话？国外的。

　　国外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经听到种种传说，说我们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笑）还说中国的外交力量，他们就不再承认这个政府。

　　当时我们还曾报过幻想，认为通过外界舆论，能够促使我们的内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政府大部份，他们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这样的。但是我呼吁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国外有没有这个字眼，他们如果能站起来，他们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国作为这样落后国家的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和人民，他们这种民主救亡运动，通过他们的行动。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当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

　　问：我相信，国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们，可是我们的政府也不一定好。

　　我想是。

　　问：不要要求太高，因为政府是政府，我们的美国政府也不怎么好，美国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崇拜你们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们学生（不清）伟大成果，这算不了什么。

　　这种，我觉得太客气了，用中国话来讲。我们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对出国报有幻想。我们的同学对我们讲，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是一个天国，不是的。到了那边华人很多的地方，中国人的孽根性又表现出来，他们又会互相的勾心斗角，不团结。我现在就特别想说，就说你们在国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国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残杀，首先在国外的中国人，华人要团结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因为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在用生命来争取你们那些没有遭到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来做一些工作，至少消除一些隔阂和私虑，不要再孤立，为这个民族考虑考虑。十一亿中国人民不能都亡。（哭）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来源：中国人大网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