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这就是本书叙述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确系典型的“史无前例”！

是的，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次投降，面对自己儿女灭顶的命运，没有一个大人进行一丝抵抗发出一声叹息。此情此境，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相信读者读罢本书，翻到本页的时候，对于五十年前四川当局针对少年学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书叙述的惨案？

是恐惧。

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是当然的。生活在一个公开以“专政”自诩的体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杀予夺，权在领导；领导生气，百姓自然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战栗，不敢出声了。

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这个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们摇晃。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并且以为这正是执行了党的召唤，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所以毫无顾忌所向披靡，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这才设下种种计策，诱骗中学生中的“假想敌”自投罗网，不仅把他们排除在大学之外，而且抛进社会底层沦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生命，以保持专政制度长治久安，保证专政领袖永远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五八劫”的由来。

原来那些整人的人也会害怕。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现在的高校，大约不会把考生预先政治排队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间制造“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扼杀了。这总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不过根据种种历史教训包括本书故事的教训，只要政治不进步到实现民主废除专制，那么社会的两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互相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来一次，两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术真正从摇篮里去甄别可疑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凭这一点，当局现在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不可逆转”等等，就是绝对必要的，就是绝对不许说了不算，中途变卦的。

“五八劫”的执行机关之一，是共青团成都市委。案件发生前我正是该委员会的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按照职责，例该恭临前线，去“劫”本书里面的弟弟妹妹们。只是由于我已先于他们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自然也撤销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后我被送去农村和矿山监督改造，对于少年们的受难甚至毫无所闻。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落难的姑娘为妻，才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当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时年纪实在太小，只有十六岁，开会时别人叫她站起来接受批判，她吓得哭，批判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把她划为为三类，她还逞能报考清华大学，结果是送到铁矿当工人，结识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该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划成右派分子为幸。也由于这样的渊源，我觉得还有脸接受本书编者的邀请，以我的读后感为本书跋。

傅国涌：活着，不能遗忘
 ——  四川1958年社教运动受难者的历史见证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早已成为一句名言。

1949年以来我们这块古老大陆上发生的那么多灾难，特别是那些政权蓄意造成的大规模群体性迫害，即使受害人获得了“平反”、“改正”，由于政权的性质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遗忘几乎就是最好的选择，真正敢于站出来做见证的只能是少数人。余英时先生说我们这个民族“患了严重的失忆症”，造成这种“失忆”的根源当然是官方的禁止记忆，包括“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都是国家禁忌，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齿轮下，这些灾难迄今都无法公开言说。但是，许许多多受难者、受难者家属在长期的恐惧和颤栗中，恐惧渐渐地内化成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也许统治者为自己成功地阻断历史而窃喜，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不可能阻断的，时光的洪流遮没不了曾经的苦难、血泪和一出出人间悲剧。即使可以暂时遮掩、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遮掩这一切，总有一天，真相还是会露出来，它们如同历史河流底部的石头，顽强地存在着。但是，如果没有当事人留下的见证，历史就会留下难以弥补的缺口。有没有历史当事人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敬重的学者徐贲先生对当代中国有着深刻的洞察，同时熟悉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他在关于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在威瑟尔那里，‘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

“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每一次重读这些话，我的内心都有许多的感慨。在中国，我们缺乏的不就是“作见证”的意识吗？所以人们才习惯了遗忘，习惯了掩盖真相的谎言，灾难才一次次的重复。即便“是见证”者再多，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作见证”者站出来，不断打破沉默，戳穿长期重复的和谐神话，未曾亲历的后人甚至有可能不相信历史上发生过那些惨绝人寰的集体迫害。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反右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经受了二十多年的人间磨难，直到50年后，站出来“作见证”的见证人数量也不是很多，许多人已默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连一声呻吟、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来，更遑论见证。好在反右运动是个早就进入公众视野的重大历史事件，已有许多研究者在做记忆反抗遗忘的工作，夹边沟、兴凯湖……这些凝聚了右派群体死亡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名词，都开始一一浮现出来，还有许多混和着右派血泪的真相将渐渐被揭开盖子。即使见证者不愿、不敢或来不及亲自“作见证”，这一幕历史也不至于被湮没无闻。

与此相比，那些至今仍被尘封、不大为人所知的群体迫害，如果受难的当事人有生之年不站出来“作见证”，为自己经历的苦难、迫害留下证词，那么，这段历史很有可能随着他们自然生命的消亡而被湮没。1958年在四川发生的针对中学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就属于这一类。50年了，当年的中学生也已年近古稀，年龄最小的也过了花甲之年，作为苦难的见证人，他们还不站出来“作见证”，历史的这一页也许就被无情地翻了过去。

这场灾难官方名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1958年，正在反右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之后，当时四川的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事实上并没有局限在高三学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级甚至初中学生，上万中学生被划为三类、四类（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中专、中师的学生在内），剥夺了升学权利，打入另册，仅送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当时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这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一个恶劣例证。上万中学生的命运从此改变，遭受了无情的批斗、侮辱，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获刑，有人沦为乞丐……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挣扎在社会底层，像周克芹（当年农校学生，1958年被划为四类，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样写小说成名，二十年后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他们没有“右派”的名份，没有其他的帽子，最后“平反”、“改正”也轮不到他们。那一段政治迫害史几乎被世人遗忘。  

直到2006年，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川大附中、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王建军出来，已退休在家的他决定把自己亲历的58社教这段痛史记下来。他到处寻找当年的受难者，单独访谈，开座谈会，收集文件资料，足迹遍及四川、重庆许多地方。他还在网上开了个博客，上面有四句自表心迹的诗：“满纸辛酸泪，沧桑六十年。开博无它意，为史留真言。”他也通过网络结识了许多年轻朋友，大家都叫他“王大爷”。

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我很看重每个具体的个人的作为，历史是合力造就的，但是合力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共同构成，个人先于群体，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个人才是推动文明进程的根本力量。沉埋地底近半个世纪的四川58社教运动，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中专生、中师生受害群体，如果不是出现了王大爷这个人，以及和他有着相同“作见证”意识的老同学，不知道还将沉埋多久，或者永远沉埋下去。

王大爷他们是普通人，当年是普通的中学生、中专生，普通的受害者，今天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名不见经传，没有显赫的地位、身份、光环，但是，这样的普通人一旦站出来，为历史作证，他们身上就拥有了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普通人的见证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名人、大人物的见证更可贵、更难得，也更重要。在历史的河流中，遭受迫害、承担了更大更深苦难的毕竟以普通人为主。普通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作见证，别人很可能不会关注到你的身上，普通人的“作见证”尤其需要勇气和承担，面对的困难和可能的风险也要大得多。王建军讲到，有一位受难者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血泪人生后，他把录音整理成文准备在网上公布，对方也答应了，但其家人很担心，“这种事当局既不能给你什么平反补偿，还可能惹出麻烦来影响家庭”，坚决不同意公开。最初与他一同发起这件事的老同学，相继以各种理由退出。他自己老伴也对他不满，说：“你这一辈子总不安宁，让我替你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你能扭转形势么？”他的回答是：“我知道我不能，也从未想过要去扭转什么形势，我只是想记录这段历史，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我从未奢望过当局给我们什么补偿，我甚至希望今后的执政者能以史为鉴，不再有五八社教那样针对未成年学子的政治迫害运动。如此而已。”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当年的受难学生自愿参与进来，更多的受难者愿意把这段历史公诸于众。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这本《五八劫》的历史实录编成了，其中不仅收入了受难者名录、许多当事人的血泪故事，还有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  

徐贲先生说，“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象威瑟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

67岁的王大爷就属于有意识的“作见证者”，而不仅仅是见证者，他的作为正好体现了“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的精神，活着，不能遗忘。王大爷在选择为1958年四川迫害中学生那段历史“作见证”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是“英雄”、“圣徒”，他拒绝同学们给他 “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等赞誉，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能做、也应该做的一件事，他说自己只想做一条“自由的狗”。他用朴素的语言说，自己只是为儿孙们记录这段历史，希望他们记住那些苦难，不再有那样的苦难。同时，他也没有美化自己过去的苦难，而是勇敢地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虽然自己受到了不少伤害，但出于自私和报复的心理，也伤害过别人。”这样的反省意识正是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对自己的经历，对历史的悲剧，对民族的苦难的根由，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的反省，一次又一次的反省，我们的民族就不会有希望。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具备了见证意识、反省意识时，要说长进，这就是多少苦难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点长进。
 

2007年10月 20 日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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