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５） 水有多深

     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１日晚上，中央特科的三位负责人陈云、康生、潘汉年聚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怎样对付眼下突发的“伍豪事件”。
    这里，我们应该把陈云和康生此前的经历约略地介绍一番。陈云在新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老少皆知的毛、刘、周、朱、陈、林、邓，这陈就是陈云；但人们对他早期的革命生涯则知之不详。他原名廖成云，１９０５年６月１３日出生在上海青浦县章练塘，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陈云。１９１５年，年仅１０岁的陈云从小学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小学徒、店员。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中，２０岁的陈云血气方刚，表现突出，随后又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不久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陈云亲身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与周恩来结下了革命友谊。大革命失败以后，陈云返回青浦老家从事农民运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并领导了当地的农民武装暴动。１９２９年先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和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军委委员。１９３０年９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侯补中央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同年６月，即被调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接着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就在发生“伍豪事件”的前几个月，他已经成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主要精力已不在中央特科这边了。康生这个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出尽了风头，而最后变得臭不可闻。他本姓张，叫张宗可，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胶县大台庄。１６岁入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这是一所由传教士兼学者理查德－卫立姆创办的西式学校。毕业后返回家乡，随家迁居诸城县，改名为张裕先。第二年在诸城县高等小学执教，又改名为张叔平，此时认识了江青。１９２４年，２６岁的张叔平考入上海大学，改名为张耘。１９２５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干事，接着担任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７年，调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幸存了下来，不久担任闸北区区委书记，并与上海大学学生曹轶欧结婚。１９２８年，改名为赵容，历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２９年成为李立三的执鞭者，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接着再转向王明集团，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之职。顾顺章叛变后，调来中共中央特科任第二把手。至于康生之名，是他后来去莫斯科给王明当副手时才改的。
    这次的中央特科三巨头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不过，据当事人陈云和康生许多年以后的回忆看，那天大家一致同意，由潘汉年全权处理迫在眉睫的“伍豪事件”。
    潘汉年当仁不让，表示一定要处理好。但他同时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个“伍豪事件”很有来头，背后的水不知有多深。
    那么，究竟什么是“伍豪事件”呢？
    先来解释一下“伍豪”二字。它是周恩来在３０年代使用的一个化名，还有一个化名叫周少山。所以，“伍豪事件”也就可以当成是“周恩来事件”吧。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主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由他提名，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组建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共有６人，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常委３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而这个领导班子的实际操纵者王明，却不愿意与大家同甘共苦，他被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制造的白色恐怖吓坏了，早已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带着老婆孟庆树跑到苏联，就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了。
    要说危险，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中处境最危险的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他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就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他又是主要指挥者之一，敌我友三方认识他的人都太多太多了。接着，他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两次组建中共中央特科，给国民党的特工部门以沉重打击，成为国民党当局最仇视的人物之一。而大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与他又曾同是中央特委三成员，平时朝夕相处，对他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成为反动当局搜捕他的活地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组织安排，也在１９３１年年底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２月下旬抵达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也就是说，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６日“伍豪事件”在上海发生的时侯，事主伍豪也就是周恩来本人早已不在上海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主不在事发现场的非常奇特的“伍豪事件”吧。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６日，上海《时报》忽然登出这么一则启事，名为《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内容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同样内容的这个启事，在１７日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２０日、２１日的《申报》上连续登出。

    如上所述，伍豪即周恩来，已于两个多月前离开上海抵达瑞金，怎么会在上海又自登启事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有人借伍豪之名，行诬蔑陷害伍豪之实，是一个居心险恶的政治大阴谋。
    后来的史实证明的确如此：这个恶毒无比的阴谋，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伙同共产党的大叛徒顾顺章，以及中统特务黄凯等人共同策划的。但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什么偏偏要拿周恩来当作打击陷害的目标？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幕情况？这水可就深了！

    上一章里，笔者曾留下尾巴说，潘汉年策划剌杀王斌以后，对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工部门震动之大，有点出乎人们意料。现在，就让我们再从顾顺章说起。

    顾顺章叛党投敌，自然是他的内因所致，但一些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苏联人米夫秘密来到中国，贯彻国际路线，准备彻底改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让满脑子“洋教条”的王明上台执政。他来到上海后，首先召见王明，向他透露共产国际的态度，然后这才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等人会面，斥责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错误的，吹捧王明才是“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调和路线的英雄”。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只开了一天，却长达１５个小时。为使王明等人上台，米夫确定了王明等１５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既有发言权，又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表决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也是由米夫一个人拟定的，在这份名单中，王明为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侯选人。会后不久，王明又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一个原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２７岁青年，一夜之间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领袖人物（总书记向忠发不掌实权 ――笔者），从此，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又占了主导地位。
　　对于王明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顾顺章也是非常不满意的，他觉得这些号称“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那么年轻，一回国就成为党内高级领导人，比自己的地位还要高，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实在是太气人！他现在看到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人盛气凌人的样子，就浑身不自在。他们居然连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都不放在眼里了，对我顾顺章还会有什么好吗？何孟雄、林育南他们不就是看不惯王明那一套，才要另立中央吗？结果被人告密让国民党给逮去杀了，很可能就是王明搞的鬼。他今天能借刀杀他们，明天就不会要我顾顺章的命？想我顾顺章多年来替共产党出生入死，吃苦受罪担风险，功劳有目共睹，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还能听任他们这帮洋学生摆布？不行，我得另作打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呀。顾顺章正是怀着这样不平衡的心理，加之其本质上的严重缺陷，方才开始走上堕落之路的。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的。他于１９３１年３月３１日从上海来到武汉，任务是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少共中央委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按说这样的事用不着顾顺章亲自出马。但因为数月前中央和长江局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均被敌人破获，苏立民、袁秉章、袁树人等几十位地下工作者惨遭杀害，武汉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作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和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顾顺章要借护送张、陈之机，来武汉重建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可惜不等完成这个任务，他就于４月２４日被捕了。

（未完待续）

以上内容选摘自周宗奇著《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扬帆、关露的悲剧人生》一书，溪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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