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在以色列工作的人跟别的国家比有三多：假期多、节日多、罢工多。每年大学规定的开学日不是碰上节日、就是碰上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再不就是职员罢工，很少能有按时上课的年份。单说罢工，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的罢工损失大国。按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字，到2002年，以色列每年每一千工人损失356个工作日，名列世界第五。以色列人自己统计的数字则是名列世界第二的罢工损失大国。

以色列罢工多的原因跟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背景有很大关系。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具有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思想的比例很高，影响力也极大。其结果是该国的工会势力强大，没人敢惹。主要的执政党，比如工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会的支持，双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会的权力之一是代表其行业里的工人每年跟政府谈判工资合同。由于双方对工资增长幅度的见解不同，所以往往达不成协议。此时工会便靠罢工来迫使政府就范。政府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不仅常常把工会告上法庭，而且经常签了协议也不兑现。以色列人的说法是涨一次工资要罢三次工：第一次逼政府坐下来谈判，第二次逼政府签订工资协议，第三次逼政府履行协议。由于各行业工会单独跟政府签订协议，再加上总工会可以合法组织其他行业工人进行声援罢工，所以以色列不仅罢工多，而且每次罢工迁延时间长。当然除了涨工资以外，争取社会福利，反对私有化改革等等也都可以成为罢工原因。不过罢工原因虽多，但基本上都是经济问题，我几乎从未听说过因为政治原因而出现罢工罢课的事情（巴勒斯坦人罢市除外）。

我第一次参加罢工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以色列的大学里分高级讲师（终身教授）和初级讲师两个工会。那时我还在初级讲师工会，但属于最高一级（一级讲师），一年可以拿十二个月的工资，各种福利一应俱全，待遇相当不错。但同一工会里其他级别的讲师一年只有八个月的工资，也没有社会福利待遇，非常不满。工会为逼大学改善这些讲师的待遇，宣布罢工。我刚一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心里既忐忑不安又深感不满。忐忑不安是因为从小听到的凡是带“罢”字头的故事，无论是京汉铁路大罢工，还是“一二九”学生大罢课，总是跟监狱、流血、屠杀一类悲惨壮烈的景象联系在一块的。我在以色列是外国人，好像犯不着去惹这些麻烦。深感不满则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待遇十分满意，不想罢工。而且认为既然是民主国家，工会为什么不在决定罢工之前征求一下我这样的人的意见？出于这两个原因，罢工的第一天我还是背着书包去了教室，心想要是学生来了，我就讲课，尝一回当工贼的滋味。没想到学生们早就在广播电视里听到了罢工的消息，教室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这下只好打道回府，不情愿地参加了第一次工人阶级的斗争。

罢工的日子倒是相当惬意，没有游行，没有示威，也不集会，不但不上课，而且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不会来找你，每天坐在家里跟放假差不多。唯一要做的是每天早上七点钟爬起来看以色列国家电视二台的新闻，这新闻的结尾有一个罢工专栏，告诉你今天哪里罢工，哪家工会已经跟政府达成了协议，今天复工。那时候我才知道以色列差不多天天都有两三个地方罢工。一个礼拜以后，我那点忐忑不安跟深感不满都消失了，开始爱上了这舒适的罢工生活，唯一的遗憾是每天早上七点半才知道当天要不要复工，所以不敢到外地去度假。

不过我的舒适感只持续了一个月不到。到了下个月初，发现银行账号里没有工资进帐，才知道这罢工不是闹着玩的。那时我刚买房子，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心想这罢工要是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银行非把我的房子收走不可。于是跑去找一个在大学里德高望重的教授，跟他去讨教办法。那位教授首先警告我不可以复工当工贼，虽然这次是我替别人罢工作牺牲，但既然都在同一个工会，将来也保不齐会有别人替我做牺牲的时候。工会不能事事都投票作决定，否则就什么都干不了。其次他向我担保不会有经济问题，“你真要是没钱了，我让大学借给你。”最后他对大学在罢工一个月之后还没跟工会达成协议表示愤怒，说他要推动高级讲师工会罢工声援。他说到做到。一个星期之后，大学高级讲师工会罢工一天，算是声援初级讲师们。

这场罢工一直持续到暑假还没结果。由于工会里的一级讲师暑假不教课也有工资，所以他们要求让一级讲师复工，其他教师继续罢工。工会里有人反对这一做法，结果专门开了一次大会，经过辩论和投票，最后决定一级讲师复工。那次会议开始前，几个一级讲师就再三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定要去参加。我在那次会上投了票，自然是支持自己复工的。由此可见，以色列的工会虽然强硬，其实还是通情达理的。至于政府，在我看起来就更通情达理了。复工后，扣发的工资全部返还。对于损失的两个多月的课时，只补了两星期就算完事，想起来觉得十分合算。最后那场罢工在暑假结束前胜利结束，青年讲师们获得了大部分他们所要求的待遇。当然大学的财政从此添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五年后大学财政陷入危机埋下了伏笔。所以当初那些罢工胜利喜气洋洋的初级讲师，今天已经有很多人丢了饭碗，或者被砍掉了大量课时，这也算是福祸相依，人生难卜。

时间长了，就发现以色列的工人阶级在罢工面前原来也并不平等。首先私营行业几乎没有工会，那里的工人无论蓝领白领，不满意就只有拍屁股走人，罢工乃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特权。其次在国营企事业单位里，因为轻重不同，各部门的罢工权利和成果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以色列的电力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特权最大。因为这两个部门一旦罢起工来，国家就陷入彻底瘫痪，所以这两个部门开价最高，他们的工资也是全以色列公营部门里最高的。政府因为码头运营成本太高，多次想通过改革将其私有化，都被饱尝了社会主义甜头的码头工人的罢工给吓了回去。至于弱势群体的罢工，那结局真是惨不忍睹。以色列的大学生曾经为减少学费罢过一次课，结果除了几个想拉选票的反对派政客以外，几乎没人搭理他们。一个月以后学生们只好宣布罢课失败，灰溜溜地回教室上课。

罢工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在以色列几乎是家常便饭。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去政府部门办事前先查一下罢工的消息，以免吃闭门羹。但这并不解决全部问题，比如垃圾工人罢起工来，全国百姓就得跟着一块闻臭味，我自然也跑不了。要是我出国时赶上机场工人罢工，就只好坐在免税店面前傻等，天晓得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

说了罢工一大堆的坏话，也该说两句好话。首先罢工的权力保证了我的工资不会缩水。大学教授工会虽然没有电力工会和码头工人工会那么腰粗气壮，却也不像学生会那么无能，至少还能保证工资的像样水准。其次，罢工等于每年白送几个礼拜的假期，其魅力让人无法抗拒。所以每次听到罢工的消息，都不免有一种“又得浮生几日闲”的窃喜。每次见到工会的人，也都有一种忍不住要打听“什么时候罢工”的欲望。

张平 2005年10月19日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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