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毕业分配方案即将揭晓的那段日子。那天下午，我们年级的学生面向社会举办的高考语文辅导班正举行结业式，有人眼尖，突然发现听众中间坐下了一位瘦瘦的中年人，一阵窃窃私语掠过大教室：“刘校长来了！”

我是辅导班的“学生教员”之一，闻讯不由得十分惊喜。

我们这批“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届跨进校门的学生，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之际，得知他接任校长的。在那之前，我因担负校、系学生会的职务，与包括刘道玉在内的学校党政领导打过交道，但对他并不很熟悉。大家忙于写毕业论文，打听着分配去向，建立“地下恋情”的男女学生也加快节奏，宿舍、教室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而那个“多事之秋”，牵动我们中文系学生的视线的事，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不要这样做》都接连成了靶子，湖北省也有一批作家、作品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挨批，小道消息天天不胫而走。尽管很高兴我们学校拥有了“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但又埋怨干嘛不早一点儿任命？——我们即将唱起“毕业歌”，在校时日无多了。

没想到，结业式散会后，刘道玉校长一边与中文系的教师、学生教员们打着招呼，一边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赶快站起来。

刘校长领我走开了几步，对我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中文系要你留校任教，你不同意？”我说：“我希望趁年轻，深入到更广阔的实际生活中去锻炼、体验，争取在文学创作上能有突破。”刘校长十分认真地倾听后点了点头，简短而郑重地说：“好，尊重你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告诉你，毕业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留校！”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刘校长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

当时我在母校，是一个并不安分的学生，虽然有点名气，但也给学校闯了不少乱子。一方面，我获得1979－1980年中国作协中青年诗人新诗奖、团中央“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奖章、被湖北团省委树为十名青年标兵之一；可另一方面，我们武大中文系77级的学生刊物《珞珈山》，发起了与北大、北师大等校的学生社团，联合主办13校学生文艺刊物《这一代》，这一跨校办刊的形式本身就犯了禁忌，而创刊号上好几篇抨击封建专制、现代迷信的火气十足的作品（尤其是“愤怒出诗人”这一专辑中的部分诗歌），更是惊动了自邓小平以降中央、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政领导，严令停办；我担任《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组长，自然名字也上了各种“内参”、“简报”。我与本地的、全国的许多学生和社会上的“敏感人物”又打过很多交道，就在临近毕业的这段日子里，前来珞珈山通过校、系党委有关部门向我进行“外调”的人或函件，让我应接不暇。

“荣誉”也罢“乱子”也罢，事过境迁，放到今天来看，都算不上什么，但是在当时，在校园中，无疑“树大招风”。糟糕的是，我实在并不算一个“好学生”，本来年少气盛，又不检点自律，经常逃课跑到图书馆或者躲到宿舍里读自己的书；甚至还干过考试时做点小弊的荒唐事——虽然未被监考老师当场拿获，但在同学中是公开的秘密。对了，我还在当学生期间完成了从结婚到离婚的全过程，在80年代初社会上和校园中思想还比较保守的气氛中，是否“陈世美”也让人大费猜疑。说实话，如果我是校长、是系主任，要让这样的学生留下来“为人师表”恐怕也得三思而行——未来可能惹多少麻烦！至少，算是个“很不成熟”的“有争议人物”吧，据我侧面得到的信息，学校有些位高权重的老人家对我“恨铁不成钢”，是颇有微词的。

刘校长虽然被任命为校长才三、四个月，但他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已有数年，按他的大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按他深入宿舍与学生交朋友的作风，按他参加学生社团的讲座、讨论等等活动的频度，不可能对关于我的负面评价（或说争议）一无所知，不可能对青睐我这样沾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色彩的青年学生将冒什么风险没有觉察。但是刘校长对我就是如此器重，用这么明确的语言表示对我的理解和肯定，让我心中油然涌出一股热流。

我想，刘校长当然不是认可我不守校规、不拘小节的诸多毛病，但作为一个校长，他更重视“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性、紧迫性；更着眼于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一个宽阔、自由的环境，集结一支理念相近的骨干队伍。同时，从他对我简短的表态中，我还解读出他的另一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学生的个性特征、自我设计的高度尊重。

刘校长的这一理念，并不是仅仅针对我个人。他爱惜人才、采取措施鼓励人才成长的例证实在数不胜数，这里只举一例吧：当时我们《这一代》创刊号，正是时任常务副校长的他亲自批准拨给2,000元科研专项经费；参与编辑事务的8名同学，有3名正是在他担任校长之后、于毕业前夕被吸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不管今天对“入党”这种事如何看，这至少说明刘校长为首的校领导没有对参与《这一代》的同学视作“异端”，打入“另册”。后来我从侧面听说，在毕业分配时，有些用人单位把参与《这一代》看成“严重政治问题”，要进行专门“外调”。刘校长得知后，几次表示：请他们来找我“外调”好了，我来和他们谈。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不是什么“地下刊物”，我完全可以证明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这些同学，毕业分配都到了所谓党政要害部门：中宣部，团中央，中国艺术研究院……写出所谓“问题诗歌”的作者，也都没有因此而耽误前程。

对比其他大学同学的遭遇，就更清楚刘校长这样看、这样做是多么不同凡响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学的领导对《这一代》视为洪水猛兽，在同学中追查与我们的联系，甚至大搞“人人过关”，要求“说清楚”三个问题：从谁那儿得到杂志？传给了谁？是否宣扬过杂志的观点？贵州大学等好几所高等院校参与联合主办《这一代》的同学，被其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则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甚至还以开除学籍相威胁；许多人的毕业分配都受到影响，明明很有才华者却被分配到了无法施展的单位，档案中或许还被记上了一笔，多少年难以翻身……与我们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而其原因，不正是因为这些学校主政者与刘道玉的境界、胆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么！
 
还有一段故事不妨在这里一提。事过5年还是6年？刘道玉校长到北京教育部他过去的老同事、时任高教一司副司长季啸风的家里，谈完公事谈家事，季副司长问刘校长：我女儿正与一个你们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生谈恋爱，这人离了婚带着个女儿，不知人怎么样，你能帮着打听一下吗？这人叫高伐林……刘校长一听：高伐林？我们学校的好学生啊！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未来的老岳父放下了心，欣然认可了他女儿的选择。我妻子后来转述给我听，让我深深感念于心。

 
（高伐林，1981年毕业于武大中文系，曾在团中央任职，后从事专业创作。1990年赴美，现为自由撰稿人，出版有多种文化、传记和文学著作。）

 
学生眼中的校长之二，选自刘道玉 著〈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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