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风 

　数年前，友人送了我一套由季羡林领衔任顾问，牛汉、邓九平担任主编的《思忆文丛》。该书分《六月雪》、《原上草》、《荆棘路》三卷，副标题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看了目录后，发现第一卷《六月雪》的前七篇文章竟然是有关“胡风案件”的，作者分别是胡风、贾植芳、牛汉、邵燕祥、钱理群和康濯。一部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实录”，且主要是当事人于1957年时的“右派”言论或回忆文章，为什么会将有关胡风一案的文章也收在里面呢？不单我当时有点不解，据说，责编和出版社方面也有不同看法，相信连一些读者起先也是不明白的。不过，一本本细读之后，我觉得这样编排是合理的。因为，很多右派分子，尤其是一些大学生，就是由于“为胡风鸣冤叫屈”而被定为右派的，更何况，在反右中的许多作法又是从反胡风运动继承得来的，当然，事过两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关于右派学生（也有某些其他领域的人士）和“胡风案件”的关系，由于这两次运动均属“敏感”话题，所以一直没有文章正面涉及过。现在，我想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大右派，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的情况，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她曾于1957年5月23日在北大参加师生集会的一次讲演中，专门为“胡风案件”讲了如下的话语：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两年还不想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1，明知错了，不承认；2，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第二次发言，在发言中又提到了胡风问题：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从法律观点来看，谁也不能肯定，因为现在法院尚未判决。同时，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如果将来《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

现在党也感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看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也不足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加上客观上舒芜把他们以前的信发表了，结果就从文艺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现在的话，就不会把他当作反革命处理。现在对这问题提出怀疑的人很多，要求重新处理的愿望很迫切。

……

 

　　在另一个场合讲到法制问题时，林希翎还提到过一次：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这里主席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

 

　正因为林希翎是学法律的，看问题往往从法制的角度着手，加上她了解的内情较多，联系刚公开的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因此她的讲话很难被驳倒。不久，她被定为“极右分子”，罪名之一就是“为胡风鸣冤叫屈”。后来被捕入狱，在只差半年就满刑的1973年，由毛泽东的一句话被提前释放，回到老家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1978年，右派开始“改正”，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而非全错，对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罗隆基、陈仁炳五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以及林希翎共六人未予“改正”。这样，林希翎就成了现今活着的唯一一位没有被“改正”的右派。1985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父亲在法国。现在她已是法籍华人。

　1980年，我父亲从四川回到北京治病住在友谊医院时，她曾前来探视。但我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不好，况且此案尚未平反，不愿再生什么枝节，就只是和她闲聊了几句，没有让她去见父亲。现在回想起来，对她很感歉意，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想她是会谅解的。

很多师生也从法律的角度来证明说胡风是反革命根据不足。如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研究室的三位教师在鸣放发言中说：

 

胡风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就说他是反革命。可是根据“三批材料”是无法认定他是反革命。至于他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针对周扬的，因此只有能证明周扬没有错误时，才能说明胡风错了。

如果说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

 

另有一位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刘奇弟则贴了一张题为《为胡风招幡》的大字报（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由于他这份大字报的内容是近两年才披露出来的，人们不一定都能看到，我还是在这里全文抄录吧：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一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刘奇弟的大字报出来后，有北大法律系数人支持刘奇弟的观点，而且引宪法第七十六条、八十七条为依据；东语系陈应年、刘绩生等五人写出题为《我们怀疑》的大字报，声援刘奇弟；更有中文系的崔德甫贴出了题为《最高法院必须立即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的大字报，内容是：

 

让胡风路翎等出来争鸣，繁荣我们的文艺。

胡风、路翎等是文化人，一“反”之后，再无下文，生死莫明。他们有所谓“小集团”，然而共产党员何其芳、林默涵等何尝没有小集团？何尝不在闹宗派？为什么不反他们？郭沫若他是“无”党派的，姑不用拉着他，周扬等何尝不在排斥异己？不过，他们自认为是“革命文学家”！胡风没有夺得正统，于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便被作为一个“反革命”而被镇压到雷峰塔下去了！

有人说“主席说胡风不闹小集团，也还可以说话的”，请问主席毛泽东同志：何其芳也是小集团、小宗派，为什么让他们放炮，不让胡风等开口？

路翎何罪？就因为他写了小说《洼地上的战斗》，“不满意”抗美援朝么？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写？

把“夏天打赤膊，摇着芭蕉扇”也算作胡风“反革命”的“罪证”，给别人介绍爱人，也作为揭发的材料，以加罪他们的罪案，这难道是“革命者”们的高尚行径么？

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

 

在1958年9月由“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印的一本《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有一专章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问题”，在这里面我看到了人大、清华、北大、北京钢铁学院、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矿业学院等十数位同学的名字和言论。

以上这些青年人的遭遇我不大清楚。但我想：被批判，被“群众运动”列为斗争目标，最后被定为右派，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是毫无疑问的。

刘奇弟的遭遇则最为悲惨。因为他那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他本来就患有肺结核，受到监狱的折磨，其健康状况可想而知。据说后来他疯了，被塞进了劳改队的小号里。这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既站不起身，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二十公分厚的稻草，每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头吃，身上还得带着手铐脚镣。由于疾病和冻饿，他终于死在了这劳改队的小号里。一代勇于思考不畏权势的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就这样被摧残了！

有一位近年来与我有通信联系的胡显中，他当时在东北人民大学读经济系，也是因同样的罪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好在他侥幸熬过了一次次的磨难，活到了现在，不但平了反，且事业有成，著述颇丰。通过他的文章，我了解到了他的遭遇：

1955年5月，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胡显中得知当年由他介绍入地下党的文学青年刘振辉被报上点名为“胡风分子”，便向组织上汇报了他与刘的关系，以示对组织的信任。不料，立即受到了隔离反省的待遇，要他交待与“胡风分子”的关系。白白耽误了半年的学业后，总算没事了。但却令他产生了许多疑问。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1957年的那个夏天，他丝毫不接受“教训”，反而主动“跳出来”为胡风辩护。他在一篇题为《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的文章中公然提出置疑。现摘其要点如下：

 

据说过去法学界有过“简单犯罪构成”之说，并且曾成为司法工作的依据。那么，今天就应该由法学界讨论这个理论。不要忘记，这个理论是苏联维辛斯基在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错误原理指导下制定和运用的。

如果我所理解的反革命犯罪构成是正确的话，那么，以此来衡量胡风等人言行又如何？我根据“三批材料”分类如下：

１， 
我国社会的阴暗面，对“三害”泛滥（指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晓风注），特别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条主义反感，这种反感使他们的情绪恶化走向极端。……这不能构成反革命罪。

２， 
文艺界进行宗派活动。……胡风等人的宗派活动是服务于什么目的呢？他们要击碎的“铁壁”是指什么呢？过去认为是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未免言过其实。……“动摇二十年来机械论的统治”，因为“现实主义的生机给闷死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挽救“现实主义的生机”。可见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他们的艺术观点。……天下竟有这样的“反革命”，敢于向党、向全国人民公开自己的观点、信仰、主张？至于他们所要动摇的是不是“机械论的统治”？他们所要拯救的是不是“现实主义的生机”？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等等，那是观点的分歧，是是非非，谬误问题，其解决不必借助于监狱和枪杆（用这些也不可能解决），而应借助于讲坛和笔杆。……我之所以认为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另一个重要根据还在于，也是他们秘密信中所写明的，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读者群众的身上。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也会这样想吗？他们敢作这样的寄望吗？……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希望是否落空，至少他们是认为自己观点正确，会得到群众拥护。在我们科学文化艺术领域里，正是需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仁人志士，反对以领导人言词为转移见风使舵毫无己见的庸夫俗子，说他们是殉道者，那并不是殉反革命的道，只是殉自己文艺观点的道……

３， 
过去还曾以如下理由来确定他们是反革命：

a. 
个人历史，如胡风、阿垅、绿原等人有过历史污点（此项罪名现已证实为不实之词——晓风注），但不能妄下断语，而应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与今天宗派活动之间有无直接有机联系？

b. 
胡风等人的言论受到台湾的捧场，这也不足以为证，今天“鸣放”中有许多言论不是也受到台湾的喝彩吗？那么，他们可以休矣。

　　　c.  据说查出他收藏一把蒋介石赠的宝剑，更不能说明问题。暴动吗？实在是开玩笑……

　　　d. “通过作品来进行反革命活动”云云，谈起来使人寒心。当时的分析，牵强附会者有之，粗暴歪曲者有之，捕风捉影，根据“微言”引伸“大义”者有之，……绝大部分立论很难使人心服……

 

该文在校刊《东北人大》上公开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哗然，“阶级斗争”的形势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不单《东北人大》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讨伐胡显中的文章，连《长春日报》上也发表了长篇报道《“应声虫”——东北人民大学胡显中右派言论破产始末》，省报发表了批判胡显中的文章，省委宣传部长在会上点了他的名。学校几次开批判他的大会，集中火力猛攻。但他始终不服，大声抗辩，据理力争，结果是被开除了团籍。

胡显中怀着满腔的悲愤和自信进京去上访，想找个说理的地方。当然没人理他。他不甘心于“自绝于人民”，又想到马克思所说的“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工人阶级无祖国”，干脆出国去找说理的地方吧！他来到英国代办处想办理出国手续。可这简直是痴心梦想！虽然只要了一份申请书，就回了长春。但前脚刚踏进校门，便被校方追问审查。于是，立即升级为“叛国分子”，受到新一轮的讨伐。

1957年11月2日，胡显中被捕入狱，几天后被宣布为：胡风分子、投敌叛国分子、右派分子，判处无期徒刑。

从这以后直到1980年获“改正”，他经历了无数折磨与摧残，但坚信自己的无辜与正确，几次越狱逃跑未果，得到的是变本加厉更为残酷的惩罚。

1981年平反后，他回到了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做教学行政工作。他继续着对真理的探求，写下了不少专著，人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第二期《时代论评》上的《三论胡风问题》，一方面继续了他于1957年所写的那两篇胡风问题的文章，同时也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文中着重提出了：胡风定案的历史教训昭示我们，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在“五·四”运动过去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高举当年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

他当年所写的政论文章《纵论国是，兼评鸣放》和两篇论胡风问题的文章当时被校方列为三棵大毒草，并收入《毒草汇编》，这成了他当年被判刑的主要依据。二十年后，这些原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作为革命文物保存。

  

以上我仅只是举了我手边有具体材料的几个例子，其实，为“胡风问题”而被定成右派的学生还有很多很多。虽然他们对胡风文艺理论的表述不尽准确，对胡风问题的前因后果更不会清楚，但对事件的是非曲直却能够独立思考，坚持原则。试想，在那个年代，在党和领袖的威信如日中天的时代，敢于冒天大下大不韪，置疑领袖，向党进言，以真理为重，以宪法为重，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信念啊！有感于此，我特地将他们的精彩言论照录于此。他们才是真正的一代风流人物，而他们竟为此付出了宝贵的青春甚至生命的代价，这不仅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而且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是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谨以本文向为真理献身为真理受难的一代青年致敬！

  2003年11月

 

本文摘自《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晓风著，美国溪流出版社2004年出版。欢迎访问：http://www.fellowspress.com/default.asp

 

Popularity: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