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经费)，开办延长油厂，并令知县洪寅为总办。经武汉化验油质，成分特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开钻，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第一口油井，初日产量1.5吨。这是中国陆地中第一口油井，史称老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从此揭开了中国石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独山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同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油矿。
大庆油田也不是李四光发现的。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人就发现了中国的东北佳木斯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李四光是根据美国人的资料，主持开发了大庆油田。李四光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北京八大处一代的冰山擦痕，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在地质方面的贡献，和黄汲清、王曰伦等人都没法相比，但他是政治地质学家。别人也和他没有法比。

这位先生列举的大跃进创造的奇迹，其实在旧中国早就创造过了。

#1 “旧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

“旧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

长期以来，教科书说“旧中国一穷二白，只能用洋火、洋钉，这是天大的假话。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中国以前是穷，但不白。我们当时有比得上日本美国的工业产品。这些比较要横比，不要纵比。现在广东人还叫香皂叫“番碱”，不管洋碱国碱一律叫番碱，只是习惯问题。

马尾造船厂建于1866年12月23日，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产生的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时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力排阻力，改革旧制，大胆引进欧洲先进的造船技术、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任用洋人传授造船、造机技艺。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1871年，诞生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2年，制造了我国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从建厂至1907年，马尾船政经历了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质的转变，共制造出大小船40余艘，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造船最多的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又创设了飞机制造工程处。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等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经一年多努力，于1919年8月，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双翼水上飞机(1910年法国的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并培养了我国自己的飞行员。这使福州船政不仅是舰船的发祥地，还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

汉阳兵工厂 (本文只引轻兵器有关资料，汉阳兵工厂尚生产其他大小火炮及炮弹，均略去)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在大别山下找到厂址，长600丈，广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应是CommissionRifle，与毛瑟无关)，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使用圆弹头。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德国定制八八式委员会步枪及汉阳造 1896年开工生产。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1901年，生产步枪2,500枝，马枪316枝。抬枪53杆。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当时可以日产步枪50枝。子弹12000颗。
1904年，湖北枪炮厂又对88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88式步枪与德M1888式不同点有：德M1888式枪管外部有一套筒，俗称老套筒，

汉阳造88式步枪。1907年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汉阳厂购买，并依期付款。该年生产步枪9,000枝 。

1916年9月8日，陆军部军械司在南苑试放汉阳兵工厂厂长刘庆恩(发明国造半自动步枪第一人)所制造的新枪，名为自装枪。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浬，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人们都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这是天大的笑话。

1935年，有“中国甘蔗制糖之父”之称的原顺德糖厂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厂，这个中国最老、也是最大的甘蔗制糖厂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顺糖集团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顺德龙江。17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1915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1898年，第一台美国“老狗”牌（NEWHOME）缝纫机输入中国；1910年，美国胜家缝纫机从上海、广州等口岸大量输入，很快垄断了这些地区的缝纫机市场。

1928年，上海龙华人计国祯力求改变这种局面，他曾预言：“将来有一天，每家女儿出嫁，都要有一台缝纫机做陪嫁！”于是他开设了胜美缝纫机厂（取名“胜美”是要胜过美国，胜过“胜家”），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家用缝纫机，开创了中国家用缝纫机工业的起点。

去世29年了，却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头；诟病29年了，却从不因此减损了丝毫的魅力。这，便是毛泽东。

生前，他以绝对的贡献、权威和魅力让拥护者欢呼鹊跃，以绝对的声望、权力和魄力让反对者噤若寒蝉；死后，他仍然以绝对的人格、影响和慧让拥护者心悦诚服，以绝对的才华、威望和震撼让反对者蚍蜉自叹！这，便是毛泽东。

你可以诋毁他，但你却不能不尊重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却不能不赞赏他；你可以撕烂他的画像，但你却不得不在心里铭刻他的容颜。因为，在中国乃至在全球，他早已不仅仅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这，便是毛泽东。

美国一个毛泽东传记作家说，毛泽东的灵魂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诚哉斯言！我以为，相比于任何赞誉和诋毁，这一评价更能准确地告诉世人，毛泽东之于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中华民族而言，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是他，以超人的自尊、智慧和魄力，领导中国人民砸碎了近百年来驾在国人头上的“洋枪洋炮”，让外族的欺凌和侮辱成为历史。当他在天安门上以有些尖利和杀伐味道的湖南腔，宣布不再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我们能感到毛泽东的激动，更能从心底感受到一个民族失落太久的尊严！

这是依仗美国钞票和枪炮的蒋介石做不到的，而在其后蒋先生翘首以待的“韩战”中，毛泽东再次以一支纯粹“东亚病夫”组成的钢铁军团，粉碎了“联合国军”弹压中国崛起的企图。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了美国政府和蒋家王朝的一场黄粱噩梦。

毛泽东驱逐了历史上动辄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使枪弄炮的“鬼子”，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也不能容忍任何国内势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为洋奴政府。就单凭这一点，他便无愧于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精神导师。

动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圣人虽然被历代统治者顶礼膜拜，但在毛泽东面前，这位圣人头上的光晕却只能顿时失色，因为，他缺少的，正是毛泽东身上顶天立地、反对任何奴性和压迫的人格尊严。

这是一种跨越时空、民族和国家的伟大力量，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魂魄，谁缺少了这一点，他便不足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是智慧的，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集大成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智慧的国度，毛泽东赖以征服其追随者的绝密武器，并不单单是人格魅力、人生志向，更重要的，或许是其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智慧。孙膑、诸葛亮、刘伯温等“人中龙凤”是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有绝对地位的，但在近代，他们失落了，因为在毛泽东面前，他们的智慧显然境界不够，远未炉火纯青。然而，毛泽东做到了。

其实，早在遵义会议上，如果不是败退中的红军面临绝境，毛泽东是很难“官复原职”的。但历史给了他机会，因为没有“老毛”，红军就会变成“红色的血海”！然后，才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飞夺泸定”和“黄洋界上炮声隆”，才有了《论持久战》，“平型关战

役”和“兵民乃胜利之本”，才有了挺进大别山，战锦州，围北平，和“淮海大战”！“用兵如神”不是什么战略家都能做到的，诸葛亮“六出岐山”无一胜绩，闻名遐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也是败笔连连。

然而，毛泽东做到了。当代狂人李熬论起旁人经常口出不逊，但谈到毛泽东，他却只能喊“毛主席万岁”。因为在这个经常“老子天下第一”的文人眼里，全球战略家中只有毛泽东能做到“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敌手的鼻子，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敌手牵住鼻子走的情况”。

这是何等的伟大智慧啊，仅因这一点，我们难道不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么？毛泽东是中国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滋养哺育了他，《周易》、《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二十四史》赋予了他超凡入圣的智慧，中国人难道还有什么自卑可言？有了大智慧，落后是可以追赶的；有了大智慧，不足是可以弥补的。原子弹我们可以搞出来，飞船五号我们可以送上天，因此，我们便一定能有足够的智慧在计算机、软件、汽车、金融等领域超越那些目前的“先进”！

作为导师的毛泽东还是才华横溢、冠绝九州的。用兵打仗，他是天才；人文历史，他是行家；诗词歌赋，他自成一派；毛体书法，更是前无古人般狂放恣肆、奇诡潇洒。“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便是中华“茫茫九派”中那难以有片刻离弃的“沉沉一线”，有了他，中国才成其为中国，百余年来的中华民族才有了真的魂魄。

而自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之后，我相信，任何从总体上背离了毛泽东精神的政府和变革，都将会以失败的命运告别历史舞台。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的污点。对此，我愿意承认。毕竟，毛泽东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想通过“文革”这样的运动式“革命”根除掉的“官僚体制积弊”难道不存在么？

看看吧，为何如今的反贪局没能赢得国人的喝彩，而审计长李金华却荣获了“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的桂冠！李金华审计出的又是什么？毛泽东当年担心的又是什么？……

昨天是毛泽东的忌辰，今天是人民民教师节，养家糊口工作繁忙之际，我能忘却了所有有恩于我的教师，但我却忘不了曾因成分问题而“有害于我”的毛泽东。

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某些时候教师可以堕落，教育可以腐败，但毛泽东却是中华民族真正需要学习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我们必须时刻铭刻于心的民族魂魄。

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毛泽东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在其体制下，尽管普通国民很难拥有个人权利和私密性，但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却都属于重大机密，公开什么、何时公开等等都取决于政治需要。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具自传性质的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外，1966年给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问题对华国锋等人谈话，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自述。

　　１、父亲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自20世纪初诞生了心理分析以来，童年经验被广泛引入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之中。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顾童年时，毛主要谈了两种经验，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10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13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毛泽东，1996：15─17）据说，毛晚年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小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噢，你十五岁，我那时才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朱鸿召，2001：221）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是许多人被杀。这在旧时代并不是新鲜事。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1996：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分发生了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会不公的青春冲动逐步被毛泽提炼为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21—22）阶级斗争确是马克思主义要义之一，但毛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定这四个字且终生不渝，当与其少年经验有关。

　　另一种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来的怨恨。1909年毛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 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 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毛泽东，1996：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又支持了他后来的阶级观点。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意识？

　　身居下位却又喜欢斗争，环境与追求都造成一种强悍的个性，毛终生好强爱胜，不甘失败或屈居人下。当代学者杨奎松介绍：“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杨奎松，1999：531）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厉害，但这种厉害还须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既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发了官员的心理紧张。

　　然而，不能仅仅根据毛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因后见之明而具有选择性乃至解释性。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可能有经验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慈悲、尊重等，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但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领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

　　２、不安份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毛泽东，1996：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毛泽东，1996：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５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毛泽东，1996：32）从1913到1918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受到广告和朋友的一定影响，但他从来无意成为某个行业的专职人员，他的理想不是技术性的职业。师范毕业后，他在教师的岗位上，主要从事的也是社会政治活动。而且，这个不安份的年青人实在是极有主见的人，即使没有明确目的，他也能很快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断。在其青年时代的读书笔记中，毛泽东明确而集中地表述了这种终生也未放弃的人生观：“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豪杰之士发挥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为豪杰焉。本性之外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拒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毛泽东，1995：186、218、230）

　　３、“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和朋友们聚集在“新民学会”中，以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很认真，言行都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屑于议论琐事，更没有时间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毛泽东，1996：35）

　　写于1923年、列为《毛泽东诗词》卷首的《贺新郎》一词的原稿中，也声称“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他的这位青年感到恼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饮食男女，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心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1958年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承认“不能天天搞高潮”（李锐，1999C：459）1965年7月，他在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谈话中也说：“人们不愿意一辈子都搞革命。”（马尔罗，1999）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钢铁意志，肯定也催化了追求伟大与显赫的热烈信仰，也妨碍了他关注世俗日常和民间人生。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想象所有的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毕竟，尧舜只有一人，泰山只是一座。

　　其实，女人并不妨碍倒海翻江的革命伟业，重要的是不能让对异性的兴趣淹没对革命的热情。毛14岁时已经在韶山老家娶了比他大4岁的妻子罗氏，1910年春，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后，罗氏去世，毛则离家到长沙求学。有人考证，《虞美人•枕上》一词就是在罗氏去世后不久所作。（彭明道，2002）1918年新民学会期间，毛与一名叫陶毅的女士情谊甚深。据当年在新民学会工作的易礼容说，那首柔情万种的“挥手从兹去”的《贺新郎》就是赠给陶毅的。（彭明道，2001）1919年12月，毛率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在紧张的斗争中，他与杨开慧的爱情也迅速加温，并终于在次年同居结婚。1929年，远离杨开慧的毛泽东在忙于建立根据地的同时，与贺子珍也由战友而夫妻。1938年毛与江青结婚时，全民抗战的洪流正在展开。

　　４、教授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好感，常常报之以热嘲冷讽，起源与原因十分复杂。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30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1957年“鸣放”期间，统战部长李维汉受命组织座谈会。“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李维汉，1986：833—834）“鸣放”是不是一开始是“引蛇出洞”，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罗隆基这句话肯定触痛了毛隐秘的创痛。

　　1919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泽东，1996：39─40）

　　说这段话时，毛还处于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还没有49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是事实陈述。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倾听。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30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这个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不那么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布衣一生却心忧天下，“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他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后即“深自咎责”。这里最重要的是，梁济不因梁启超的简慢而怨恨，“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梁漱溟，1987：78）

　　如果一个政治家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国策，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1945年7月，傅斯年等人访问延安，当毛盛赞傅在“五四”时代的贡献时，傅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数日后，毛应傅请手书唐诗相送：“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李泉，2000：267）傅把“五四”人物视为引发革命的陈胜、吴广，以刘邦、项羽的中原逐鹿比喻毛、蒋争雄，实有谦逊之意。毛接过话头，以“不读书”而自豪。

　　５、“恐怖的办法”

　　关于自己的思想历程，毛泽东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是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读物：

　　1920年冬天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1996：45）

　　这个记忆是不准确的。1920年夏，三书的中译本还未出版。据李锐介绍：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是1921年出版的；李季译的《社会主义》是1920年10月出版的。（李锐，1994：452—453）

　　二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的大杂烩。“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毛泽东，1996：41）“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毛泽东，1996：44）直到1919年7月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还是反对革命的。他提出的问题是：民众联合起来后怎么办？一种选择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选择是温和的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的主张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却不急于见效，而是从平民的了解入手，提倡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最终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毛认为后一种主张意思更广、更深远，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他“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不希望用暴力使动乱中的中国雪上加霜。所以在1919年12月的《学生之工作》中，毛还详细构拟了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但毛的思想变动确实在1920年发生。这一年，他本着“湖南自治”的理想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奔走呼号，却终以失败结局，这给他很大刺激：

　　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毛泽东，1996：44）

　　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活动，陈独秀等人宣传列宁主义，毛的好友蔡和森从法国写信向他介绍俄国革命。

　　1920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信》标志毛的转向：“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1995：548）事实上已有国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同年12月1日，毛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1983：6）革命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见直到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中国出现的1920年，毛才逐步形成暴力革命的思想，接受他不久前还反对的“恐怖的办法”。

　　既然革命是其他道路走不通后无可奈何的“变计”，那么这个“变计”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毛一旦认准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的现实，就与青春期彻底告别，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坚忍不拔、毫不留情地使用“恐怖的办法”，把“变计”视作“必然”和“坦途”。改良主义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之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史上的毛泽东，只是革命领袖而不是改良主义者。

　　进一步的问题是，暴力革命如何进行？直到1924年上半年，毛在党内都是站在陈独秀一边，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也不同意反对大地主的口号，因为农村的阶级分化还没有到这一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阶级革命，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但这一年的下半年，毛回到湖南，组织发动了当地的农民斗争，并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与时俱进，毛的思想也发生急剧变化，从此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1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判断；大革命失败后，毛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只有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秋收起义后带着队伍“上山”。──到1927年，毛泽东思想才趋向定型：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游击战略。

　　改良不成就转向革命，农民成功就彻底认同，革命者始终追求现实的成功。既然实践已成功地证明了它，它就是真理。毛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经验的教条主义”，即把现实的成功抽象为绝对的理念，以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终生迷信斗争、革命、恐怖和群众运动。用胡乔木的话说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胡乔木，1993：265）

　　６、虚君共和

　　不管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个体独立和个性自由受到多大限制，毛本人却是个性极其自由、内在思想也比较丰富的。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和控制严格的政治权威，但对中央政府的大一统实在很不满意。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自觉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提出自己思路的重要文章。在几个并举的方针中，有一个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方针，要把工业部门的部分权力由中央下放给地方。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有很大好处，但中央过于集权就限制了地方的发展。1958年2月18日，毛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中央集权太多，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薄一波，1997：823）同年6月10日左右，毛约李锐谈话时，“又一次提到‘虚君共和’四个字（南宁会议回到北京后，第二次找我谈话，就说过‘我是虚君共和’这样的话）。他认为中国大小同欧洲差不多，但是欧洲有30多个国家，我们四川一个省就比欧洲哪一个国家人口都多。欧洲自有史以来就不统一，各大小国家都独立发展进来了。我们的权力中央集中过多，要大大下放，这样地方才能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李锐，1999C：2）

　　毛不是说说而已。1957年11月，国务院公布了由中央经济五人小组向全国人大第84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改进方案，把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省。跃进风遍刮之后，此一方案显得保守，次年4月11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直属企事业单位的80％以及计划、商业、劳动教育等方面管理权下放给省。

　　大跃进落潮后的1959年，毛的语言变了：“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综合平衡”。“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薄一波：1997：828—829）1960年9月，中央建立六个大区，基本收回58年下放的权力，恢复到“一五”计划期间高度集中的状态。

　　但毛又不满意了。1966年3月他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去。1970年在与斯诺谈话时又表示：

　　中国应该学美国那样把责任和财政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1996：213）

　　最高指示一发出，中央就照办。从1970年开始，大批中央企业，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国防企业都大批下放。一机部连一个企业也没有了。“文革”结束后，中央才又收回一部分。（于鸣超，1998：26）这就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循环。

　　如果追根求源，毛的这一观念并不仅仅是鉴于苏联教训，也与其早期思想有关。1936年他回顾说：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倦。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裂。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毛泽东，1996：43─44）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发表宣言，不允许欧洲在美洲殖民，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门罗主义”即孤立保守主义，毛把它中国化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与此相关的文章甚多：

　　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３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９月５日）；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 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毛1939年对其青年时代的“自治”观念的解释是对北洋政府感到厌倦，不过它事实上确也包含了他青年时代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比如上述文章经常提出这样的意见：“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他不仅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而且“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个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他这时的理想国家是德国、瑞士：“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

　　从早岁的“湖南独立”、“各省自治”到后期的“虚君共和”、发挥地方积极性，毛的思路极为连贯。但在其乾纲独断的政治实践中，他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央集权。这首先是因为他对“虚君共和”并无具体的制度上的安排，《论十大关系》也不是操作性强的政策，“一方面”、“另一方面”理论上很全面，但中央和地方究竟怎样分权并未厘析清楚；中央的“虚”被他解释为“只管政策”，如果所有政策都由中央统管，地方又怎能有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就是在大量下放企业的大跃进时代，毛也强调“大权独揽”，不但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连国务院和中央的各部委也都直接听命于他一人。

　　然而，不能因此以为毛的“虚君共和”是假话。重要的是，在毛的词汇中，“君”的意思是中央政府。49年以后，毛对他领导的中央政府越来越不满意，多次说真理不出在北京而出在地方，比如“人民公社”的“真理”就首出在河南，“文革”的“真理”就首先出在上海。此一策略是“挟地方以令中央”：当中央逐步“虚”下去之后，领袖的权力却越来越“实”起来。

　　７、生产力

　　49年以后，毛泽东的雄心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不断通过高潮迭起的运动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所有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以“唯生产关系论”反对“唯生产力”论。除了种种政治上的考虑和当时形势的影响外，在毛本人究竟有没有什么依据？

　　1936年毛对斯诺说：

　　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毛泽东，1996：125）

　　中国生产力受到压制是事实，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可以提高生产力也是可能的，但这个提高不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一个农民没有土地，只能为地主扛长工，地主可能对他不好，加上这个农民不认为是在为自己干活，因此他就不会认真种田，得过且过。这样，这块地的收成就不会好。反过来，通过革命把地主的地分给这个农民，他为自己干活，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收成可能比过去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这个提高仍然是有限的，它要受到土壤、气候、投入、生产技术及其他诸多条件的限制。无论生产关系如何革命，生产力的水平在特定时期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增长，更不会像大跃进时期宣传的那样一亩小麦打几万斤。毛确是农家子弟，但13岁离开小学后不久，他就“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毛泽东，1996：19）他没有真正的农民生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多地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较少注意生产力自身的限制。李锐指出：“毛泽东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后来发展到意识决定存在。‘大跃进’，根本不顾客观条件。蛮干。经济政策不从客观经济基础出发。”“毛泽东片面强调斗争性，夸大主观、精神、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变动频繁，造成很大破坏。他不大懂得生产力，对自然科学并不重视。他的得意创作是阶级斗争哲学，老抓暴力、斗争、运动”。（李锐，1999A：69）

　　８、“无法无天”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次年4月30日，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题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罢了。”

　　毛确带伞旅行过，但他不是云游四方的和尚，而是去安源发动罢工。──这是“文革”中一幅名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主题。此一颇具浪漫凄清之风的话语，其实是斯诺的误译。据熊向晖介绍，毛的原话是：“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熊向晖，1999：220）

　　“无法无天”本是个性独立、胆大妄为的意思。托派成员郑超麟对毛了解不多，但毛的独特个性给他很深印象：“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郑超麟，2004上：329—330）不过毛的“无法无天”还有一层实有所指的意思：法律没有多大作用。

　　法律对革命家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革命就是破坏现行秩序。毛作为一个革命家的特点在于，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他也无意于认真建立一套法理秩序。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出语惊人：“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李锐，1999B：182）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这样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治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多人的大会（即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引按）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李锐，1999C：13）

　　“无法无天”不只是毛个人的思想。在毛说话时，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李锐，1999C：13）

　　两个主席都不把法律当回事，这就难怪“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说白了就是国家最高领导带头破坏宪法的历史，这就是公然宣告的‘无法无天’。”（李慎之，2000：384）胡乔木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说：“农民说过去对打死一个人不管怎样都要验尸，现在连这些事都没有管了，觉得我们现在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太随便了。”（胡乔木，1993：376）

　　法律真是这样无用吗？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问题，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工作会议，不必惊动毛泽东，所以在报告此事时顺便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12月20日的会上，毛大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没有附合，反而频频插话表示不同意见。12月28日，毛带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和《宪法》到会，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金冲及，1998：969—970）当然这不是事实，刘、邓尽管与毛意见相左，但他们不会有胆量和权力剥夺毛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的权利。此论一出，与会者极为紧张，毛、刘失和公开于党内高层。

　　1966年8月5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中南海被打得鼻青眼肿后被关押。此时，他想到了《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有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金冲及，1998：1067—1068）无论怎么评论“文革”，但“文革”是“大家去办”、是投入人口最多的运动是无疑的。按照刘少奇８年前的说法，“大家去办就是法”，“文革”当然也就是法，还要到那里去讨权利？

　　毛、刘都是在感到某种权利被剥夺时才想起中国还有一部《宪法》的。在他们一言而为天下式，不断用某句话、某个会议、某个决议取代法律的时候，《宪法》之于他们没有多大意义。当他们对法律随意嘲讽时，没有想到小民百姓无边的苦难和无告的冤屈需要法律来保护，更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宪法》。如果法律不能保障普通人的权利，那它就不能保障国家主席的权利；而毛之所以能稳坐钓鱼台，依靠的并不是他拿在手里的《宪法》。刘少奇不明白，在非法制的秩序中，只能有一个人可以“无法无天”，所以毛可以不把法律当回事，刘却没有这个权利：他无视法律的权利是毛泽东赋予的；他的国家主席的尊严、他的公民权利等，也都是被给予的。刘的结局，1957年“鸣放”期间，老报人顾执中就预言过了：“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上许多现象都不是这样。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捕人，拆信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顾执中，1957）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走向法制。动力之一，是许多领导人在“文革”中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比如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副委员长，“曾有知情者透露，许多法律条文，尤其是关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原则，都是彭真‘文革’时在监狱里反复考虑过的。”（阎国、汪晓晖，1997）

　　９、个人崇拜

　　“文革”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对此有三个独特的看法：

　　一是把个人崇拜工具化。1965年，正是毛准备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告诉斯诺，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下台是否因为没有个人崇拜姑置不论，但毛从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把自己至上权威建立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中国政治没有民主传统，宪政体制稍一尝试即告失败，从此一边恣意唾弃腐朽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一边建立起以领袖为中心的权威主义、集权体制，领袖的崇高事功和神圣光辉就是他的合法性、合理性。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是一回事，但毛认识到在革命体制下，不搞个人崇拜就要下台，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很显然，当刘少奇等人在60年代的调整明显使毛难堪时，毛正是依靠个人崇拜所建立的巨大威望才战胜刘少奇的。所以毛不讳言个人崇拜是一种政治工具。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革命期间曾有必要采取这种讨嫌的做法，并且预言这种做法将逐渐改变。”“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毛泽东，1996：207—209）是降温而不是清除，因为他还不想退出政治舞台。

　　第二，把个人崇拜等普遍化。在毛的公开言论中，个人崇拜其实简单得很。1970年他对斯诺说：“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毛泽东，1996：209）类似的话毛说过多次，尤其是1958年成都会议上“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的议论，影响极广，“领导班子”从此成为领导机构的代称。有“班子”就要有“班长”，班长就要有个人崇拜，从生产小队到中央，有多少班长就有多少个人崇拜。如果领导者的威信、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读者对作家的信任等等都是崇拜，那个人崇拜就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法避免。毛没有注意区分的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与读者对作家的崇拜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对双方都没有害处，前者却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第三，把个人崇拜真理化。1958年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中，为什么不崇拜呢？……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李锐，1999B：188）但谁来判断真理与否？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权力的大小常常与是非标准混在一起。既然毛的话“句句是真理”，那就只有崇拜毛。1965年9月，毛泽东至少在口头上承认真理可能在彭德怀手中，但他并未因此就崇拜彭德怀。

　　10、原子弹

　　1946年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虎”的论断，认为原子弹也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纸老虎。“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1996：298）

　　一两件新式武器当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原子弹决不是纸老虎。这是赫鲁晓夫和毛争论的问题之一，毛不是即兴之论，这当中有他的一贯思想：中国人多，不怕死。

　　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说：有人告诉他，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都会死绝的。他就不信。他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多，一定还要多。”

　　1958的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说：“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亿人，还有九亿多人，九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李锐，1999B：390）

　　1958年9月，毛写信给赫鲁晓夫：“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2001：440）

　　这观点没有多少根据。第一，全世界死掉一半人是否就能社会主义化？第二，如果要死掉一半人来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来追求社会主义？以为只要全世界社会主义化，再多的人死了也是值得的观念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它的理由都只能是为国民谋利益，使国民生命安全、生活幸福，事实上中国革命也是以此为号召的。一旦把革命和社会主义抽象化为绝对目的，甚至不惜死掉一半人，这就把手段与目的混淆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赫鲁晓夫说得合理一些：“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杨奎松，2001：456）任何战争，只有在通过少数人的死亡可以换得大多数人的生存的意义上，才是值得的。

　　“纸老虎”是一种宣传，毛知道原子弹确实能大规模地杀伤人。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毛估计可能爆发核战争，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10月14日，毛去了武汉，16日林彪去了苏州，留京的周恩来等人则转移到可以防御原子弹的西山战备指挥中心。

　　1965年，斯诺对毛说：“有人引用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可能全部被原子弹消灭，中国还会有几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根据吗？”对于一个对生命有完全不同看法的西方人，毛当然不便直接同意，但也没有否认，而是反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说这番话的？他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毛泽东，1996：190─191）不是可能，而是确实说过。

　　11、黑话

　　1966年7月，正在酝酿“文革”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份披露其内心世界的政治文件。（杨继绳，1998：88—90）在“自述”的意义上，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对自我的分析：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则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虎气”即自信，“猴气”是不自信。从来宣传的都是毛的“虎气”，但毛本人确有自知之明：他也是有“猴气”的人。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发动天下大乱的困难和不得人心。

　　第二是对个人崇拜的看法。此前林彪等人以大树特树的方式制造了空前的个人崇拜。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三百多个政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 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毛认为林彪“对于我起的作用”吹得太高，这样做可能使自己跌得粉碎。但此时他不想给个人崇拜降温，因为不能给右派提供武器，而需要通过对自己的迷信来支持左派发动“文革”，个人崇拜是他的政治工具，即使明知自己不那么伟大也要这样“吹”。

　　第三是对身后事的预测：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是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预料是正确的：右派（老干部）和左派（林彪、江青）之间的生死较量确实惊心动魄；双方都利用了毛的话，“语录仗”是“文革”的一大景观。毛的预料又是不正确的：左右斗争的结局并没有按他的预想，说这话的10年后，收信人、也即他的左派妻子被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能容忍“左派”的行为。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毛频频表达对身后事的不放心。1966年6月10日，他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发表了与给江青的信中同样的观点：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现在看都喊‘万岁’的。……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是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薄一波，1997：1207）不过说是这样说，当时他肯定没有想到叫他“万岁”的林彪真的“靠不住”。

　　12、猴气

　　1976年6月，重病在床、头脑却极为清醒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交代后事：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杨继绳，1998：2—3）

　　除把日本请回老家去有蒋介石的一份功劳外，这一自我分析是准确的。毛从来都是“虎气”为主的，但对其殚精竭虑发动的“文革”却总是忧虑甚深，用胡乔木的话说，首先是革命的对象不明确，把刘少奇打倒是肯定的，但这场革命的对象毕竟不仅是一个刘少奇。“既然要搞一个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对象弄清楚，不能一个个搞清楚，至少也要搞清楚几个。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都没有找出来。……后来，在九大讲话时，毛主席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同时，革命要依靠的力量也不清楚，“要革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毛主席也不知道。毛主席有个谈话，他说，我开始曾经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那么，依靠谁呢？他就没有答复”。（胡乔木，1993：141—142）最重要的，也许是毛对“文革”的不得人心有一些感觉，所以才要在发动时给江青写信说“黑话”；10年后又承认拥护的人不多。外表“虎气”十足，内心却不乏“猴气”，似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毛以一个英雄的过人胆识酿就了最大的悲剧。

　　13、只有一个毛泽东

　　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并不因其死亡而永远下场，仅仅由于他生前未发表的著作的公开，就可能使他再度亮相，后人会重新编排他的角色，发挥他的意义。最突出的要算马克思。20世纪30年代，一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此后又被伯恩斯坦等人长期隐匿的1844年写于巴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苏联和德国整理出版，“马克思第二次降世”、“两个马克思”的观点迅速播散，“从风尘扑扑的斗士到愤世嫉俗的道德家”，马克思如果不是换了至少也是多了一副面孔。戏还未演够，70年代，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等人类学著作时所做的笔记和摘要公开发表，“第三个马克思”──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转而对行将毁灭的古老文明的“崇高”忧思缅怀的马克思，又一次降临现代世界。“马克思”一名终于要用复数了：1、经济学家、革命家的马克思；2、道德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3、人类学家、浪漫主义者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新生”无论幸与不幸，他本人都很难为此负责。历史演员与粉墨红伶不同，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只想演好一个角色，唱好一台戏。否则，他就会被赶出舞台，“此生”都不再有观众，遑论“新生”？毛泽东以其巨大身影覆盖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不但主宰了几亿人和数代人的命运、思想，也顽强地拒绝后人对自己的改塑。近20多年来，毛生前从未公开的读书笔记大量公开面世，读者从此更多地认识了毛泽东：青年时崇拜过曾国藩；曾给杨开慧写过两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在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时刻，和吴晗讨论元末革命和尚彭莹玉的下落；代章士钊拟就《逻辑指要》的再版前言；58年和刘少奇讨论贺知章在外居官时带不带家属的问题，等等。通过这些，毛的形象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更有人情味了。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后人修正毛的既定形象及其思想体系的“范式”和“硬核”，更谈不上可以从中读出“第二个毛泽东”。以毛这样一个天纵之才而又遭逢世变之亟的动荡岁月，其个性人格和思想学说本该有多少剧变和反复！令人惊异的是，从早岁笔记到暮年语录，毛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竟极为连贯，年青时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构想和后期人民公社、“五七道路”的实践，毁坏旧宇宙而得新宇宙的青春憧憬和晚年由大乱达大治的世界观，长沙时期“野蛮其体魄”与文革中的全民游泳，都何其相似乃尔，夸大精神、强调意志、好动爱斗、唯我独尊、任一已之心力主万姓之沉浮、反叛传统等等，一直存留下来，豪情依旧，虎气不减。严格地讲，青年毛泽东和老年毛泽东并不存在“断裂”，他的人格和思想有着高度的完整性，调整和变化的是策略、手段、工具。

　　乱云飞渡仍从容，风吹浪打我何惧。毛从少时代开始就很少委屈自己、很少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在一个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成功地夺取政权，其政治理想和策略手段、公开目的和真正意图肯定是有距离而非同一的，政治上盛行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便是目的和手段的分离。毛的谋略和机心不在任何政治家之下，然而，就目前所看到的笔记而言，还不能说他的隐秘心理和公开角色有本质性背逆。在其大量个体性的聊天和阅读中，处处渗透的仍是他所理解的政治需要、革命精神、斗争哲学，与其公开的报告和文章是高度合一的。不但看不出翟秋白式的人格分裂，也没有马克思式的探索性矛盾，一些政治人物通常会有的二重生活，包括以家庭娱乐、休闲阅读来化解、乃至对抗政治生活的情形，统统不能在毛的身上发现。对他来说，晨昏静读无异战阵杀伐，古卷黄叶搅动着现实风暴。他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把何其芳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著称的《与陈伯玉书》一文，毛认为“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但他送给周小舟、黄克诚的动机，却是为了劝其“迷途知返”悔过自新；1965年他支持有关《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讨论，亲自安排不同意郭沫若观点的文章发表，但其真实动机还是借此讨论“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纪红：2001）；直至以评《水浒》读《红楼》来翻动全国，他的读书生活很少不纳入他的政治活动之中。古为今用、旧籍重解本为一种极其普遍的阅读习惯，但像他这样单刀直入，极少隐晦其辞，从不迂回曲折的，大概前无古人。用毛的语言，这叫“抓纲读书”。《红楼梦》的缱绻深情、人生忏悔，在毛看来不过是给“阶级斗争打掩护”；吴晗的剧本写了罢官和分田，就一定是替彭德怀鸣冤。身居书海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朝堂之上的政治家。从而，一方面他确能见他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扩展了阅读和解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其阅读活动单调化、实用化──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斗争，万变不离其宗。也许处境、使命确实需要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政治化，也许自信和权威使他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理，无需文饰和包装。1945年，尚处劣势的毛就不惮于公开自己笑傲秦皇汉武的豪气胜慨，49年以后更不讳言“阳谋”、“后发制人”、“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掺沙子”、“甩石头”等克敌之术，公开欣赏秦始皇，坦然以“不须放屁”入其华美辞章──还有什么要欲说还休呢？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坦率的。

　　但现象毕竟不是本质。毛根据政治的需要设计了自己的公开形象，在公众熟悉的毛泽东背后，还有一个或多个更本真、更隐秘的毛泽东。政治家有自己的艺术和机心，随着有关文献材料的公开，毛原来的构图会有很大的调整和补充，但这是公开形象与真实面目，是“阳谋”与动机的关系，它们虽矛盾而统一，是一个人的表里两面，而不是两个人。无论时局与时间如何变化，发现可以导致“毛泽东第二次降生”、“两个毛泽东”现象的遗作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的思想史上不会有“手稿热”，无论后人对他解释和评价是如何的变化。

　　毛泽东简历

　　1893年12月生于湖南湘潭。

　　1911年在湖南新军当兵；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学习；1918年夏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1920年秋在长沙创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任湘江区委员会书记；1923年在“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长；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宣部代理部长；1926年5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1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5月在“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进入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1931年任中央苏区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初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次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主席兼一方面军政委；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3年3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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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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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锐：1994 《30岁以前的毛泽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A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

　　1999B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年。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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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载广州：《粤海风》第1期。

　　李维汉：1986 《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梁漱溟：1987 《忆往谈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 泉：2000 《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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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199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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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 红：2001 《“兰亭论辩”是怎样的“笔墨官司”》，载长沙：《书屋》第1期。

　　陈 晋主编：1996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阎 国、王晓辉：1997 《彭真纪事》，载北京：《人物》第4期。

　　金冲及主编：1998 《刘少

爱如潮涌,——网上毛泽东忌日29周年留言薄部分群众留言

9月9日，是已故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29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网上开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29周年纪念日纪念留言薄。该留言薄自9月9日00:01:18出现第一条留言，至树敌整理截止时间的9月9日20:08:08，历时不足一天，计约有1500余人参加了留言。参加留言者无论用何种形式，无不表达了这样一个心声：毛主席，我们深切怀念您！

下面，是树敌自该留言薄摘抄的部分留言，包括发布者姓名、具体发布时间和留言的具体内容。由于留言过多，这里摘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如各位网友希望看到全部留言，这里是该留言薄地址：http://minzubbs.cycnet.com/lyb/index.jsp

以下请看部分留言：

邓志武 时间：2005-09-09 19:39:22.0
虽然我出生之前您已不在，但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我们有目共睹，您让我们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做人的尊严。我们永远怀念您！敬爱的毛主席

樊琦　 时间：2005-09-09 19:39:18.0
献上一朵美丽的梅花，寄托我们的哀思。你的光辉思想影响着全中国进步青年！

任民 时间：2005-09-09 19:36:15.0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29年纪念日，我们不能忘记毛主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的贡献，他老人家的光辉业纪将铭刻千古，永世长存，万岁，万岁，万万岁。（兰花一束）

王波　 时间：2005-09-09 19:36:11.0
毛主席您是中华民族之魂 佑我中华昌盛

徐珂航 时间：2005-09-09 19:34:39.0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恋毛主席!
在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恋毛主席!

小曾 时间：2005-09-09 19:31:55.0
您的喜怒哀乐，我们愿意分享。
因为您的成就，是劳动人民的自豪。
您的历史，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历史
您的忧思，是系着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
您的寄托，是对劳动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期待和信任。
因此，即使您有什么样的错误，人民也愿意和您分担。
尊敬您，就是尊敬劳动人民自己。
崇敬您，就是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您走了以后，劳动人民越发感到您的重要。
您生前的担子太重了，您为民作主，才能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由此使你负上了无限的责任。
愿您在天堂快乐，因为有千千万万您充分相信的、寄与厚望的劳动人民，他们能解决您身后的事，实现您的理想。
人民万岁！主席千古！

舒欣 时间：2005-09-09 19:29:11.0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你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解救出来，让人民当家做主人，是你把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我们怀念你。怀念你的丰功伟绩，怀念你的高尚人格，我们永远怀念你！

石军 时间：2005-09-09 19:00:29.0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您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您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相信人民，于是西方列强眼中一盘散沙的中国，聚沙成塔，焕发出全民族的力量；于是文人手下轻视的蔑视的千千万万底层具有劣根性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改天换地的无穷力量。
您将人民写进历史，劳动人民是你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立党之本。
你喊人民万岁，人民才喊你万岁：“毛主席万岁！”

陆兴 时间：2005-09-09 18:55:12.0
29年前的今天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伟大的人民领袖,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领袖,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离我们而去!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感到万分悲痛!
主席虽离我们而去,但他老人家未尽的事业,却由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群众继承了下来.
共产主义事业虽遭到沉重打击,但革命的人民是杀不尽的,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将坚定必胜的信念,继承主席的遗志,将一生投入到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中去!
伟大的毛主席,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实现您的愿望!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陈东宁 时间：2005-09-09 18:32:02.0
毛主席，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我是个低级趣味的人，请你原谅我！但是，我向你保证，我永远是在你人民的范畴中，永远只崇拜你。
一个70年代生人。

吴修文　 时间：2005-09-09 18:19:32.0
梅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花,象征着坚强,象征着永恒,毛主席是永恒的,象梅花一样,绽放着永恒的清香!!

李玉明 时间：2005-09-09 18:13:44.0
我们的党还是你亲手缔造的吗？n个代表，其实就只需要一个：代表95%以上的绝大多数人民大众！
9月3日，今年抗日战争60周年仪式，为什么不再多走一步到你的灵前致意？没有您的英明决策，能有今天？还不是在您的大树下乘凉？我非常崇拜您，但还是没有成为您的党的一员，我觉得它不是您的初衷了：很多人入党都是出于私利，使为了当作敲门砖！！！可悲啊。
真盼您能回来重整河山啊

刘成明 时间：2005-09-09 18:13:19.0
永远的伟人!
华夏子孙永远骄傲!
是他让中国人从此刻起真真的站起来了!
是他为了后来者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是他让全世界为了动容!

伟人永远的永远的伟人!
愿他的清神永远留在华夏子孙的心灵深处!

谢建东 时间：2005-09-09 17:51:36.0
今天是您的忌日，献束鲜花以表哀思和怀念。没有人再能和您相提并论，您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您的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人民　 时间：2005-09-09 17:47:56.0
今天毛主席忌日明天教师节.今天各级政府,电台电视台,各大报纸静悄悄,今天伟人逝世明天欢腾庆祝为什么.
人民心声如雷
强烈支持今天设为英雄纪念日

杨新华 时间：2005-09-09 17:43:27.0
尽管你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降生。但你的光辉思想却给了我成长的力量。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青年，我始终牢记你的教导，不畏艰难困苦，发奋图强。今年，我一定要把研究生考下来，以告慰主席在天之灵

黑龙江　 时间：2005-09-09 17:43:22.0
在您的忌日，人们缅怀您，使你为人民建立的功勋让人民怀念，您把一生无私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千秋功业世人无人可比。安息吧毛主席！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落霞孤鹬 时间：2005-09-09 17:29:00.0
毛爷爷今天是您诞辰110周年,有这么多的人都来怀念您.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的这些跳梁小丑把您一手开创的事业弄的乱七八糟.打开电视,打开网页,打开收音机,到处弥漫着极不和协的声音.但是有些人还在为这些进行歌唱,到农村去看看吧,再到城市转一转吧,去下乡问一下农民情况吧.问一下他们是如何评价现实的生活吧.我想80%的农民会摇头的.他们的负担是越来越重!!!!!!!!您老人家如果能看见这些就好了.我不知道说这些又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把自己看到的全都告诉您!”乱”而且是一团糟!!!!!!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坐在金字塔顶的人啊,该醒醒了.应该把中国思想旗帜重新转过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经过实践检验出来的,而不是一些人照搬照抄西方的东西就能打倒的!!!!
毛爷爷今天是您的忌日,我祝您老人家保佑咱们穷人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同时祝您在另外一个世界健康平安快乐!!!!

卜永胜 时间：2005-09-09 17:13:59.0
今天又是九月九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您老人家鲜花，您已经离开我们29周年了，您是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伟人，如果没有您的英明领导，中国救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没有您的英明领导，中国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您永远活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

想念您 时间：2005-09-09 17:05:01.0
风和雨的冲刷使你更加光彩夺目，历史的沉积使您更加被亿万民众所认同，无数事实证明您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伟人！

李少杰 时间：2005-09-09 17:03:44.0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是您带领中国人挺起了中国的脊粱！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82年生人 时间：2005-09-09 16:54:26.0
您如果在世，中国可能会更好！
1.小日本不敢这么猖狂，军事方面这个畜生还不是您的对手！
2.美国不敢这么霸道，政治方面美国老在您面前还嫩点！
3.中国不会这么腐败和大的贫富差距，治国方面当代的领导人不是那么的有水平！
4.台湾可能已经回归，因为他们景仰您！台独份子怕您！
5.国人的思想会更高尚和统一，因为人民永远爱你！
6.世界格局会变一变，中国是华约老大！

陈向东 时间：2005-09-09 16:54:10.0
您虽然离开我们29年了，但没有一个中国人忘记了您，我们永远怀念您！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没有哪一个人比毛泽东主席更有资格被称为“伟人”了.“伟人”的魅力是永恒的,他那深邃精微的思想哲理,那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以及那高山仰止的情操风范,那闳中肆外的文笔诗情,还有那雄健飘逸的草书…让人迷醉终生…毫无疑问,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

永生　 时间：2005-09-09 16:49:30.0
在那个中国人少钢的时代，中国人不缺刚有骨气；在那个虽然称为贫困的时代，中国人没有穷气有朝气；在那个您重权在握的时代，中国人没有贪气有清和之气。
无限敬重！！！！！！！！！！
献一束您老人家喜欢拿贰?
————高校教师

吴俊强 时间：2005-09-09 16:43:02.0
历史越久远越突出伟人的伟大。
时代越发展越体现伟人的重要。
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开创者，
一个古老民族的更新者，
一个贯通千古的民族英雄。
作为炎黄的子孙，
应该永远记住你的伟大的名字—毛泽东！

洪风 时间：2005-09-09 16:24:30.0
无限怀念您老人家。我是在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时的领导受您思想的影响，对待同志真像父亲一样。可90年以后的领导考虑的都是自己，不花钱休想得到提拔。这个办法，哪个条例从未起过作用。贪官治理的社会真不知会走向何方。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人们怎能不怀念您老人家！

冯震 时间：2005-09-09 16:16:57.0
毛主席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敬重的人，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不论时间走到什么时候，矢志不渝。另外，我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对他比我有更深的感情，虽然现在偏瘫在家，但对毛主席的感情一直没变，在此我也带他京献一束花。

雪凝 时间：2005-09-09 16:11:28.0
毛泽东时代—
是一个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时代
是一个没有卖淫嫖娼的时代
是一个没有吸毒贩毒的时代
是一个没有黑社会的时代
是一个教育没有产业化的时代
是一个医疗没有市场化的时代
是一个住房没有商品化的时代
是一个人人有事做的时代
……

卢春 时间：2005-09-09 16:04:11.0
敬爱的毛主席：
您离开我们已经29年啦！在您离开我们的10585天中，亿万劳动人民无时不在怀念您！中华五千年，只有您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您的功绩将与日月共存！那些对您老人家谩骂和攻击的跳梁小丑，最终将被人民的力量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割断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您的敬仰！崇敬！怀念！拥护！
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09/09/2005

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失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在亿万劳动人们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贪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当大庆工人们高呼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的时候，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博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尔今的石化商人、汽车商人……们，当你们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你们记得“铁人精神”、“大跃进精神”吗？或许你们中一些人免不了还要沮咒大跃进几句。

　　如果不是大跃进冲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

　　大跃进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3·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4·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6·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7·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11·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l·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1年12月22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大跃进运动，治理黄河，造福于子孙后世，功德无量。据古书记载，自远古到清朝咸丰6年，约4000余年，黄河在今大清河、淮河之间，滚来滚去，肆虐冀鲁豫大平原，大徙六次，所酿成的灾难其之深重无论用多少笔墨都难以述说。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的建成，黄河未发生大灾，大险，黄河基本上被征服了。人民安居乐业。

　　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和疏浚渠道的兴建，各省都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口粮（低标准），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办。

　　一些大型水库，对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三陵水库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劳动的情形和整个工地的壮观景象。海河拦河大坝建成后，海水、河水分离，极大的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水库对香港的繁荣和深圳建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人皆知，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是淡水。汉语中有一句成语：“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大跃进运动，是以人民公社为基础，动员起亿万人民组成劳动大军的。没有人民公社运动就没有大跃进运动。尽管这里介绍的材料不过是点点滴滴，不能绘出大跃进运动的全貌，但它总会留给人民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是与非的思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留下客观的真实的史实。只有存真才能存史、存信，否则不过是一纸谎言。那些以“毛泽东头脑发热”莫须有的否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人们，未免对历史太不负责了！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xx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xx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xx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xx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做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xx、Dxx二人负责。刘xx、Dxx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Dxx在《对起草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许多正直的人，许多共产党员感到痛心，为了查清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于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

　　历史不能由人任意编造！

　　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

　　谁做的事应该由谁负责！

　　陈云讲过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一个学者、专家、理论家；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乃至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事物，不要看书上怎么写的？也不要看那个大人物怎么说的？要看事实，看事实真相，看本质。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