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8月9日 9:07 上午
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哲学家梅原猛指出:“ 如果以《古事记》中的神道为(日本的)传统神道的话,则《古事记》中的神道是由祭祀自己(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和祭祀被天照大神的子孙所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这两个神社构成,而出云大社比伊势神宫还要大。为在自己夺权时所灭掉的人们镇魂的神社,要建得比自己祖先的神社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在抗击元寇之战以后,镰仓建立了祭祀元朝战死者的寺庙,就是丰臣秀吉那个时候,也为在朝鲜被(日本军队)杀害的朝鲜人建立了耳冢。”
梅原猛在这里所讲的是日本“为敌人的慰灵”的传统。的确,和其它的文化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这一传统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的军队也时常展开“为敌人慰灵”的活动。如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消息:
“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长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自忠总司令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据说在这之后日军为张自忠将军进行了“慰灵的活动”,并将张自忠将军安葬。
笔者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找出约16条日本军队为作为敌人的中国战死者慰灵的新闻,当时他们也称中国的战死者为“英灵”,在这些报道中比较著名的是有关“兴亚观音”的报道。
1937年8月,爆发淞沪会战,日本政府起用“中国通”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电令华中方面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大屠杀事件, 松井石根也承认:“我军南京入城之际,惹起几多暴行掠夺事件,损伤皇军威德的事件不在少数。”
在松井回国退役后的1940年2月14日,他在热海的伊豆山建立一座观音菩萨像(兴亚观音),这座观音像是用中国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的血土塑成,观音像向着南京方面合掌,松井石根亲笔写下的“兴亚观音缘起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余拜大命转战江南,所见亡灵无数,痛惜不堪。为凭吊此等亡灵,采江南各战场彼我之战血尽染之泥土,建立施无畏慈眼视众生之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永施怨亲平等之回向,与诸人同念此观音力,祈仰东亚之大光明。”菩萨像前有三块牌位,中间为“松井将军部下战死者灵位”,左右分别为“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
日本的一些学者也从日本的这一传统出发,论述日本“死者即佛”的传统,认为日本人是绝对尊重死者的。
但是作家陈舜臣先生在他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这一著作中,却讲了一个悲哀的故事:“这是一个较为古老的故事,是明治时代的事情。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荒凉的山上建立了别墅,并建立了高尔夫球场,使这里的土地得以开发,变得繁荣起来,当地的人们为了感谢他,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的人认为这个人是英国人,为敌国人树纪念碑真是荒唐之极,于是带着石匠去把这个纪念碑砸了个粉碎。”
“ ……”
“这个人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说起他的名字,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就是六甲山的开山之祖古尔姆,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作为古拉博商会的掌柜来到日本。他是一个狂热的日本‘ 粉丝 ’,他娶日本女人为妻,绝不教自己的孩子英语,都让他们去日本学校读书。孩子们如果穿洋服,他就会气得满脸通红,他的女儿只好在爸爸不在的时候,悄悄地穿洋服。最后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就是这样的人,也因为他是英国血统,砸掉了他的纪念碑。而他的‘开山之祖’的纪念碑被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30年了。”
在熟知日本的“死者即佛”的传统后,再看到这个故事,只能让人感到震惊。
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的生死观时,以中国和日本相对照,说中国人没有尊重死者的传统,是“ 鞭尸的民族”。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伍子胥鞭楚平王”的记载。伍子胥为春秋时代楚国人,其父伍奢和其兄伍尚为楚平王所杀,他被迫逃亡吴国。后随吴军攻陷楚都,当时平王已死,昭王即位。伍子胥旧恨难消,破平王墓拉出平王的尸体,抽了三百鞭。
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伍子胥的这种做法也是不赞同的。伍子胥在楚时的好朋友包申胥听说伍子胥的行为后,派使者去责问伍子胥说:“ 你难道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更何况他曾是你的君主。”
伍子胥辩解道:“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施之。”
看来,当时伍子胥自己也认为他的行为是“ 倒行逆施”。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伍子胥的这一行为加以“ 酷评”:“ 怨毒于人,甚哉!”
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有“为敌人慰灵”的活动,当然不像日本那样普遍。如曹操厚葬关羽就是一例。另外,日本人伊藤桂一所著《伐采队的体验》一书中记载了抗日战争中这样一件事:十二名日本兵去采伐构筑阵地用木材,途中被八路军包围,这十二名日本兵全部战死。后来日军救援队找到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全部被八路军掩埋。那里是一个柿树林,而掩埋他们的地方插着十二根柿树枝,作为他们的墓碑。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言以蔽之”的行为都是草率和危险的,而分清什么是民族传统,什么是偶发事件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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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哲学家梅原猛似有將日本文化提昇為東亞至高之嫌。如說“和”思想源自日本﹐源自其種稻歷史﹐安定和平的繩文文化精神在日本幾千年不變等。與日本藤村新一考古集團(內有文部省調查員參與)假造60萬年前考古發現﹐要超越中國文化有呼應之嫌。從Hudson,Mark: Ruins of Identity (Univ. of hawai’i, 1999)及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的天皇與日本國產生(香港中文大學﹐2006)等評論可見部份。

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日本文化尚武,迟早会再发动侵略,所以对日本十分反感,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不应对日本作为特殊民族来看,而应该一视同仁。中国人应有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小泉要拜神社,中国就应该抵制到底,东海争议是自己应有的权益就应不惜武力对抗也要维护,日本政府的行为对中国不朋善中国政府就应该公开地指出,可是不应该也不需要天天去数日本人、日本文化历史怎么不好、尚武等。中国人往往对国际外交的事务还是很感情用事,不够成熟,好的时候就称兄道弟,反脸后就是仇人,苏联和越南都是很好的例子。国际关系沒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今天中国人不应该把日本定性为敌人,更不要把日本的文化一知半解地拿来支持自己定论。中国现在对日本的政策最好是表面朋善,暗中提防,多指出日本现在的错误行为,不要老是找日本侵华的旧仇做话题,因为仇恨是沒有解决方法的。

日本的“为敌人慰灵”是尚武,尊崇勇敢战死的军人。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是讲仁义,是对战败者的宽恕。前者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战争的崇拜。

与日本“为敌人慰灵”的传统相比,中国更多的是“以德报怨“。国共两党政府对日本的宽恕众所周知。此外,中国民间抚养了大量的日本孤儿。从中国释放回日本的战俘,回到日本后绝大部分都对中国的厚待怀着感恩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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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三歌博.
其实中国对日本在1998年江泽民访日之前还可以,就是文革和文革以前,中国都基本奉行“日本人民没有罪,一小撮军国主义有罪”的路线,甚至有毛泽东感谢大日本皇军等说法.
我一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对日本更有“大人”风度,一方面也觉得日本有很多政治家,包括安倍晋三对历史的看法没有宏观视野,如他们认为东京审判是用“事后法”进行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这样追究一些法学上的细节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美国强加给日本民主制度,日本人民还不是要凃炭于军国的淫威之下?如果他们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去反对中国,那可能是在主张一种正义,但是他们却是在为另一种集权主义招魂,为法西斯主义和曰右翼社会主义正名,他们为其正名的主义,其实和左翼集权主义并没有区别.
当然,也不能否定日本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也很强大,在日本的48家大报纸中,支持他们这种看法的只有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