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到公婆家，见婆母正打电话接电话，忙碌了半天才来抱起小孙女。她告诉我，她所在的EMDR心理学协会正组织心理学家们到北边去，由于频繁的火箭弹袭击，使很多人特别是儿童产生了心理创伤，需要帮助。她当然也在这些心理学家之列。

EMDR是一个世界性的心理创伤干预协会。以色列的EMDR第署欧洲及美国分会。今年年初时婆母去了斯里兰卡，教当地的社会工作者一些心理创伤干预的知识，因为去年年初的海啸之灾给当地人们留下的梦魇仍在继续折磨他们。我当时还跟她开玩笑，说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也是恐怖组织，叫她别上街乱逛。她笑言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笃信佛教的人们不会伤害她这个犹太人的。不过他们乘坐的是约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经的几乎全是阿拉伯国家，若是半道上飞机出什么差错，要降落在伊朗阿富汗什么的，那可就惨了。五月份的时候她还去了土耳其，对在土耳其大地震中留下心理创伤的人员进行治疗。我说土耳其可是穆斯林国家哦，“那倒没什么，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不错了嘛”她说。这些援助活动当然都是免费的。不过这一次是要援助自己的同胞了。

婆母说第二天有一个德国女心理学家的学术讲演，就在我们住的内坦尼亚，问我想不想去听。那位女士在伯利恒待了三年，研究巴勒斯坦儿童心理，此次讲演就是关于这个课题的。有意思的是该女士的丈夫是一位以色列心理学家，主要课题是战后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对其后代的影响。他们发现战后幸存者的后代抑郁症、恐惧症等发病率相当高。在催眠治疗中，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当年的受害者转世，有的则认为自己前生是纳粹。我当然很感兴趣，第二天早早起床，喂孩子收拾妥当，却接到婆母电话，说那位德国心理学家取消了这次讲演。不，应该说推迟了，因为她觉得现在以色列正在打仗，一方面很多同行都去了北部，给躲在掩体中的人们进行心理治疗；另一方面在这种时候，她，一个德国人的关于巴勒斯坦儿童心理的讲演似乎也不大合适。

晚上开车回家时，大卫一如既往把收音机开得盖过引擎声。是一个听众与电台主持人互动的节目，听众打电话或咨询、或与主持人讨论问题、或表达自己对某些事的看法。有个男人打进来，说自己是北部纳哈里亚一家酒吧老板，他的声音和语调听起来文雅礼貌。主持人满以为有关于北边战事的爆料，忙寒暄：啊，你们还平安吧？酒吧生意好吗？酒客们都谈些什么？酒吧老板文雅地说：以前生意总是很好的，不过这些天人们都躲进掩体去了。然后顿了顿，突然破口大骂，鸡鸭鹅等各种生殖器全跑出来了，都是冲着纳什鲁拉和他娘去的，把主持人吓得赶紧掐断，把我们也笑昏了。节目居然还请来一位中医，请他谈怎样解除这些天火箭弹造成的恐惧，以及成天呆在掩体中的郁闷。大卫一听有中医要侃，马上嘘我不要说话，凝神听了片刻，说原来是个在韩国学中医的。 后来有一位以色列阿拉伯人打进电话，他住在遭到火箭弹频繁袭击的海法。他五岁的女儿受了惊吓，成天画天上飞的火箭弹，还问爸爸为什么那边的阿拉伯人要打火箭弹过来？这位阿拉伯男子告诉女儿，阿拉伯人也分好的和坏的，那些发火箭弹的是坏阿拉伯人。主持人帮他接通了一位心理医生，解答女儿成天画火箭弹的问题。医生认为不用担心小女孩画火箭弹，那对她解除恐惧和压力有好处。

这位阿拉伯男子在电话中说的让我颇为感慨。不过后来从收音机里听见的、从电视上看见的，则使我觉得，要在这块土地上等来共存与和平，还得等很长时间。第二天电台主持人电话采访了两位以色列阿拉伯人，一个是以色列北边小镇塔西哈的阿拉伯穆斯林，当地两个阿拉伯男孩被真主党的火箭弹炸死了，一个八岁，一个三岁，兄弟俩。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待这件事，他说：我完全理解真主党，他们不是故意炸死这两个孩子的，他们是在反抗以色列的入侵；另一个是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阿拉伯文报纸《首都报》(Elkuts)的编辑，该报读者主要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他在版面上的通栏标题是“以色列袭击真主党”。主持人问为何这样写？是否为了发行量？他冷冷地说不是。主持人有点情绪了，说难道你不能哪怕写成以色列VS真主党？你为什么不写事实？这位阿拉伯编辑说：这就是事实！

后来从电视上看见，记者采访被火箭弹炸死的兄弟俩的母亲，她瘫在家人的怀里，哀声恸哭，手里捧着两个幼子的照片。她说：这是真主的决定。他俩到真主身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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