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11 月 21 日 [京港台]

2006年07月18日 8:33 下午

史实直说胡宗南

亦文 

 

最近,张戎所写的<<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关注。其中有关胡宗南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间谍一说,更是引起了胡宗南的后人和原胡宗南任校长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遗老们的愤怒和抗议,就连共产党的一些党史专家对此也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在国共两党的决战时期,手握重兵,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不曾有过任何实质性的作为,最后四五十万军队,莫言其妙地作鸟兽而散,也确实令人费解。重新仔细地梳理一下历史过程中一些看似偶然的片断,也许有助我们解开其中的奥密。
 
                      一.由同情共产党到坚决反共
 
一九二四年六月,胡宗南在上海报考黄埔军校,通过了初试,前往广州参加复试和体检。复试结果,因身体瘦弱,个子矮小,不足一米六,被刷了下来。对胡宗南来说,这无异于五雷轰顶。他此次从浙江孝丰乡下出来投考黄埔军校,抱定了卒子过河的打算,巳不准备再回他那个贫穷的乡下了。胡宗南的父亲,好逸恶劳,喜抽大烟,家里兄第姐妹又多,巳经被搞得一贫如洗了。这次到广州的路费都是靠了他的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老乡的赞助。
 
他泪流满面,神情恍忽也从考场出来,一不小心,穿草鞋的脚碰上了一块石头,顿时血流如注。也许是他命中注定有出人头地之日,恰巧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凯经过这里,目睹了这一幕,连忙上来要送胡去医务室包扎。胡宗南没好气的对着廖仲凯叫道,不要你管。廖中凯对这个年轻人的倔劲发生的兴趣,问道:小同学,你有什么委屈,发这么大的火?当廖仲凯得知,胡宗南干里迢迢,克服种种困难,投身革命,却因个头矮小,身体瘦弱被刷下来,立即从口袋里,拿出笔来,写了张便条叫胡宗南交给招生处。凭着廖仲凯的便条,胡宗南被正试录取为黄埔一期的学生,与蒋先云,徐向前,陈庚,左权,贺衷寒,杜聿明,郑洞国,俞济时,范汉杰等后来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影响的人物为同期同学。
 
坏事变成了好事。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的特殊经历,使他因祸得福,一开始就有了接触国民政府和黄埔军校上层的机会,黄埔一期有四百七十多名学员,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很快,胡宗南就成了廖仲凯办公室的常客,并得到廖仲凯赏识。不久廖仲凯又把他推荐给蒋介石。胡宗南幼年在镇海长大,七八岁时才随父迁往孝丰。镇海与蒋介石的老家只有几小时路程,两人交谈起来倍感亲切。此时,蒋介石也急于在青年学生中网罗人才,培植亲信,胡与蒋的这种小同乡关系,自然成了蒋介石特别注意的对象。一次,蒋介石特意请胡宗南和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吃饭,席间,蒋介石把胡宗南介绍给王柏龄,请他对这个真正的宁波小同乡多多关照。把有头面的大人物介绍给辈份低很多的人,让人受宠若惊是蒋介石笼络人心惯用的手法。王柏龄也心领神会蒋介石的意思,立马要介绍胡宗南加入国民党。胡宗南虽口头上答应,我跟校长,校长要我入我就入,但离开饭局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他家境贫寒,抱着讨出身的强烈愿望,在军校读书期间,异常珍惜自己的前程,在重大问题上,从不轻易行动。当时,国共两党,表面上相互合作,暗地里都在学生中扩充自已的势力。胡宗南与他的另一老乡,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胡宗南出身贫寒,正是共产党要争取的对象。周恩来曾派蒋先云,陈庚去做过胡宗南的工作。
 
在乡下受过贫,吃过苦的胡宗南对共产党的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改革,穷人翻身做主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等观点有切身体会,甚至同意共产党的说法的。当时黄埔军校成立了共产党暗中支持的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蒋介石,戴季陶暗中支持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双方都在争取胡宗南。就自已的出身和经济地位而言,他倾向加入共产党。但此时军队和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共产党的理想虽好,但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与两派都有接触,但只是观望,并不急于参加任何一派。
 
胡宗南对国共两党的暧昧态度,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愤怒。有人把他当作共产党的嫌疑犯,准备要对他采取非常行动,并拟定了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汇报到贺衷寒那里,他不同意对胡采取行动。贺衷寒与胡宗南平时关系不错。同时,以胡宗南与廖仲凯和蒋介石的关系,他想胡宗南绝不会舍近求远,自毁前程,去参加共产党。此时,领了蒋介石之意的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也委托贺衷寒去帮助胡宗南。他利用到东征前线工作的机会,亲自到正在梅县的胡宗南处,对其晓以利害。贺衷寒告诉胡宗南,现在巳经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还想在军校混下去,就必须表明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跟了共产党对他政治前途非常不利。
 
胡宗南被逼得非表态不可。他的讨出身的功利思想最终战胜了他对共产党主张的同情和神往。什么主义不主义,谁能使他出人头地他就跟谁。不逼心里还举棋不定,一逼反而使他清楚了自已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投奔黄埔军校,到底是要得到什么。第二天,他就答应贺衷寒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一旦作了决定,他立即着手在前线组织了孙文学会,在召开筹备会时,公开提出溶共,反共的主张,遭到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人的反对,双方曾一度大打出手。从此,胡宗南成了国民党右派的一员,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
 
胡宗南的一举一动,很快都通过王柏龄传到了蒋介石那里。一九二五年东坡楼事件,使蒋介石对他的这个小同乡更加信任。那天早上,蒋介石要到广州市内的军校办事处去,临行前汽车发动不了,为了节省时间,他换了一部汽车先走,而修好的汽车随后赶去时,遭到伏击,杀手的目的就是要暗杀蒋介石。蒋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紧张,立即调军校卫队前来保驾,胡宗南正恰在卫兵连当排长。胡宗南看出蒋介石心里的害怕和紧张,因而寸步不离,并借机向蒋表忠心:请校长放心,我在校长的安全在。为了校长的生命安全,粉身粹骨也在所不辞。从此,在蒋介石的眼里,胡宗南巳是可托重任的自己人了。
 
这时,胡宗南在孝丰时的老朋友戴笠也来投奔黄埔军校,他把戴笠推荐给蒋介石。蒋介石很赏识戴笠的机灵和阴柔,把他派到军校第五期骑兵科,并要他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很快胡宗南就与戴笠联手收集共产党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内活动的情况,使蒋介石得以利用中山舰事件,一举清除所有在该军共产党员,包括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从此,第一军为蒋介石完全控制,成为蒋介石的谪系。
 
胡宗南选择紧跟蒋介石之后,官运通达。北伐战争中,胡宗南直接由营长升为王柏龄师的团长,在攻打孙传芳驻南昌的邓琢如部占领的牛行车站时,巧用火攻,一举攻克该车站。迫使困于南昌的邓琢如部献城投降。这一仗,实际上是一场气势之仗,北伐军进攻南昌时,孙传芳民心巳失,而北伐军所到之处,民众沿途支援,军队不仅士气高昂,而且装备也优于对手。但蒋介石为了要重用胡宗南,特意在南昌总部接见了他,高度评价这一仗,称赞胡宗南有勇有谋,敢打硬仗。随后,教导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胡被升为副师长,兼二团团长。第二年北伐军打下南京时,胡宗南巳挂少将军衔了。
 
         二.围剿红军被蒋介石误认为军事天才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接二连三地提拨胡宗南,他所看中的主要是胡宗南与他的小同乡关系以及对他的忠心。真正让蒋介石把胡宗南当作军事天才来看待,把他作方面大员,甚至军事接班人来培养,却是在对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中。
 
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了根据地,在张国焘,徐向前的指挥下,粉碎蒋介石的多次围剿,一度威胁到武汉的安全。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动四十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再度进行围剿。
 
河口镇一仗,胡宗南被徐向前一举歼灭二个团,一开始就输给了徐向前。由于共产党中央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采纳徐向前避敌锋芒的意见,决定攻取麻城,黄陂,打到武汉去,饮马长江,结果很快陷入国军的三面夹击中。胡宗南的第一师与李思塑的八十师在河口镇以东,再次与红军相遇,胡宗南在这次作战中,仗着装备的优势,大败红军,雪了河口镇初战失败之耻。又一次令蒋介石眼睛一亮。
 
十月初,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加大围剿力度,缩小对红军的包围圈,并在南边留个口子,把红军诱至长江边一举歼灭。在会上,各将领均赞同蒋介石的意见,唯独胡宗南提出异议,认为红军不会轻易上当,极可能越过马鸿逵防守的平汉路,进入大洪山。蒋介石并不重视胡的意见,最后勉强同意把胡宗南的第一师派往加强该线的围剿。结果胡宗南的部队还没到,红军二万多人果然越过平汉路马鸿逵的防区,进入大洪山,跳出了包围圈。红军的这一行动,给了胡宗南判断如神的声誉,从此蒋介石认定胡宗南是一军事天才。
 
其实,胡宗南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那点判断得自于他在河口镇一仗俘虏的一个红军的作战参谋。在审讯这个俘虏时,他供出了红军的作战动向。胡宗南也不知是否有诈,随便提了一下,并不敢坚持。胡宗南这块料做个师长已是勉为其难了,真把他当成军事天才,不误事才怪!
 
红军突围成功,在漫川关与胡宗南又打了一仗,虽有损失,但又一次突围成功。胡宗南拥有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最终仍奈何不了徐向前。红军进入四川后,一九三四年,再度建立了川陕根据地。胡宗南应邓锡侯之请,赴川围剿红军。刚一入川就中了徐向前围点打援之计,在广元外围,歼灭胡部两个团,一个团长被俘,一个团长被击毙。在川北的岷江东岸,胡宗南部袁朴的第二旅,被红军歼灭大半。在松潘镇,胡宗南的总部遭到红军的包围,胡的身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几乎做了红军的俘虏,吓得乱作一团。要不是红军内部出现了毛张之争,红四方面军无心在松潘耗费力量,打了一下就撤离,胡宗南的故事在这里就说完了。胡宗南松潘惨败之后,一路尾追红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受冻挨饿,不巧又遇瘟疫,兵困马乏,军心动摇,不仅没消灭红军,最后回到天水时,四个旅剩下不足两个旅。
 
胡宗南回到西北之后,再次奉命率五个整编旅进攻刚进入陕甘根据地的红军。彭德怀料到胡部经西部沙漠进攻根椐地的门户洪德城,必到山城堡取水。彭德怀在山城堡设伏,胡宗南事先竞不曾预料,进军中也毫无察觉,他的丁德隆旅在此陷入重围,除旅长本人及少数随行得以逃脱,几乎全数被歼。

 

                             三.抗战坐大,野心膨胀
 
胡宗南川北阻击红军虽不成功,但并不影响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期许。一九三六年夏天,胡被提升为第一军军长。他是黄埔一期同学中第一个做军长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胡宗南的军队除了早期的淞沪之战,兰封之战以及抗战将结束时的风陵渡之战与日本人接触了一下,整个八年抗战,几乎一直在西北坐山观虎斗。
 
有人说日本侵华给了共产党坐大的机会,事实上个机会也给了胡宗南。胡在多年围剿共产党的过程中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实力,就有天下。他在淞沪之战后,便刻意吞并别人的军队,扩充自已的队伍。孙立人在淞沪之战身负重伤,他的训练有素,一色美式装备的税警团,就被胡宗南吞了过去。据宋希濂回忆,胡宗南退入关中后,吃西北军、东北军,和陕甘地区的地方武装非常得法,至抗战后期,巳由一个军变成了二十五个军,实力在五六十万左右。刘汝明回忆录中也提到,当年随枣会战失败后,他的部队在紫荆关一带俳徊,胡宗南曾一再与之联络,要他进入关中,但他最终害怕被吞并,谢绝了胡的好意。可见胡的名声已在外了。
 
胡宗南早在当军长时骨子里就有了不安份的想法。其父死后,风水先生投其所好,选中当地一块叫古月坡的风水宝地,并告诉胡,此地有帝王之气,胡一直铭记于心。恰巧,抗战后期考古学家在洛阳郊区发掘一方古牌,碑上刻有一轮古月照中华之句。古月相合,乃为胡,照中华无疑有得天下之意。胡宗南追昔抚今,更坚定了他古月照中华的勃勃野心。
 
有了庞大的军队,就需要有自己的干部队伍。他学蒋介石的样,办起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并将校址选在关中三曲的最后一曲,王曲青龙岭上。青龙岭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此承前启后,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胡宗南急需干部,往往以数量取代质量,全盛时人数超过一万人,比中央军校总校的人数还多。抗战时期,白崇禧检查该校,把考试不合格的二千多学员全部清除,引起学生闹事,最后胡又暗中补发文凭,收留了这些学员。这些人当然感激不尽,效忠于胡。所以现在张戎对胡宗南稍有不敬,便遭到了七分校遗老们的抗议,胡先生积德在先,迄今仍在收获。
 
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重划战区,胡宗南所在的西安第八战区改为第一战区,陈诚被任命为司令,胡宗南被任命为副司令。胡宗南非常不满,暗中命令各师长,任何出自陈诚的命令,没有胡同意,一律无效。陈诚就职后发现,除了湖南宁乡籍将领陶峙岳外,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指挥不动,第一战区巳成了胡宗南的独立王国。抗战胜利后胡升任一战区司令,陈诚最终被调离。
 
一个人有了野心,他看问题的角度也就发生了变化。过去,胡宗南唯恐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现在他所要考虑的是抗战胜利之后,如何借共产党之力来壮大自己。抗战后期,蒋介石就曾命令胡宗南与陕甘的八路军制进磨擦,搞一次类似皖南事变的行动,重创八路军。胡宗南不想过早耗费自己的实力,坏了自己的名声,进而坏了自已的大事,犹豫不觉,行动迟缓。最后为隐藏他身边的共产党员,他的秘书,侍卫官熊向晖获知情报,通知延安,并在解放报登出,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无形中也帮了胡宗南的大了忙,避免了伤敌一万,自损五千的后果。
 
        四.进攻延安进退失距,折将损兵
 
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结束了抗战中结成的合作关系,正式大打出手。蒋介石调动数百万军队,对共产党的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的军队比红军时期更不好对付了。头十个月,被解放军吃掉六十六个整编旅,约七十一万人,整个机动兵力已捉襟见肘。他不得不改变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这样,本想再一次坐山观虎斗,得渔人之利的胡宗南也就被心不甘情不愿地推到了第一线。
 
进攻延安本是蒋介石的统帅部决定的一次闪电行动。即以整编二十九军进犯陇东,吸引陕甘宁地区的共军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势态,胡宗南亲率十五万多人与甘、青、宁地区的马家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八万多人,共二十四万余人,加上空军配合,突袭延安,实施斩首行动。此时,留在延安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只有二万四千多人。对胡宗南而言,这是一场应有绝对胜利把握的行动。
 
胡宗南当着蒋介石的面,信誓旦旦,保证三天占领延安,摧毁共军的指挥中心。但回到自己的指挥所,他所布置的进攻路线,完全没有闪电战气势。三天之后,董钊的右路军才到达延安外围的临真镇,金盆湾,刘戡左路军才占领甘泉县的崂山,七天后右路第一军才逼近延安城外。如果真心想搞突袭,犯得着这样大兵团齐头并进,大张旗鼓吗?其实阻击胡宗南的彭德怀的部队,不过五六千人,按理说十几万人打一个冲锋就过去了,居然在金盆湾和南泥湾一带,搞得胡宗南的部队三四天无法前进。
 
据说,胡宗南的作战命令,还没传达到军长,他的秘书和侍卫官熊向晖就密报了延安。这样的军事进度,即使无人密报,也足够毛泽东的中央机关跑得无影无踪。晚年移居美国洛杉矶的胡宗南的上校侍勤队长,唐西园回忆,他当时已经掌握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的证据,当面告诉了胡宗南,要胡把熊向晖抓起来干掉。唐西园与胡宗南为浙江同乡,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由戴立挑选出来推荐给胡宗南,一直担任胡宗南的贴身侍卫官,后来又随胡同机逃往台湾。他对识别共产党很有一套。他一直不明白,胡宗南为什么不仅不对其采取行动,反而十分器重熊向晖,最后还送熊到美国留学。
 
这里只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胡宗南根本不相信熊向晖是中共间谍,二是他明知熊向晖是共产党的间谍,故意不动声色,留在身边,让他把消息传过去。胡宗南心里明白,进攻延安前,蒋介石巳损失了七十一万人,如果蒋介石再与共产党耗下去,除去他实际上指挥不了的桂系和其他派系,蒋介石手上能支配的军队,将与胡宗南的力量相差无几,只要他保存和发展自巳的力量,他甚至有机会超越蒋介石,他这个西北王也许就有了古月照中华的那一天了。他根本不想灭毛泽东的中央机关,他要留着毛泽东与蒋介石你死我活的打下去。他不愿意走进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循环。
 
进攻延安的速度如此缓慢不说,当第一军九十师在经过七天的跋涉,终于离延安只有十五华里的时候,胡宗南唯恐该师进展过快,毛泽东还没撤离,坏了他的如意算盘。当夜命令该师第二天转攻宝塔山和清凉山一带,而把进攻延安的任务转交第一军第一师,此时第一师尚在九十师后面几十里之处。第一师第二天上来后,与九十师又为争道的事吵成一团,几乎发生火迸,又拖了大半天才进入延安。此时的延安已是空城一座。
 
相反,在以后的日子里彭德怀可没有对他有半点感激之情。在与彭德怀的交手中,胡宗南志大才疏的弱点得到了允分的暴露。与一步步从士兵成长到将军的彭德怀相比,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人物。
 
胡宗南进入延安后,共军已无踪影。几天后,接获蒋介石传来的空军侦察情报,共军主力向安塞方向移动。胡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待,命令董钊的第一军向安塞方向运动,当部队到达安塞,没有发现共军,突然又担心青化砭空虚,命令李纪云的三十一旅赶回青化贬,结果中了彭德怀下的套,三十一旅被全歼,李纪云被活捉。从此以后,彭德怀带着二万多人,越战越勇,越战越活,紧接着又在蟠龙镇全歼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师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被活捉。并缴获该兵站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当年八月,又在沙家店歼灭了胡宗南的精锐三十六师。
 
正当胡宗南在延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时候,彭德怀又看中了宜川的胡部二十四旅,准备来一次更精彩的围点打援。宜川为黄河西岸的古城,是晋南通往陕西的咽喉,又是关中和延安的屏障,不论要守住关中还是延安,都要扼守宜川。一九四八年二月,西北野战军集中四个旅和一个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宜川,胡宗南急令刘戡的二十九军增援。刘戡与胡宗南同为黄埔一期同学,与彭德怀同为湖南老乡,是胡宗南部少数不怕死,有胆有识的将领,当初蒋介石要是看上了刘戡而不是胡宗南,也许在延安还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刘戡发现共军有围点打援的动向,要胡宗南改变计划,胡宗南不仅不同意,反而把刘戡骂了一顿。结果刘戡的二十九军在瓦子街陷入彭德怀打援部队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刘戡不甘作俘虏自杀身亡。而原来跟胡宗南最紧,坚决主张不撤的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却拒绝了该师师长严明杀身成仁的命令,心甘情愿做了俘虏。彭德怀得知刘戡自杀后说:这家伙有种,没丢我们湖南人的脸。算是对刘戡作为一名军人的人格的赞赏。
 
胡宗南在延安由不想战到被彭德怀牵看鼻子走,逼得非战不可,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撤出延安。他这一走,带着了他那曾不可一世的气数与野心,他真正体会到了此时共产党不论在军事和组织上都强于现存的任何一个团体和派别了,他的古月照中华的美梦,被撕得支离破碎。只好再度向他的校长靠拢,唯命是从。
 
       五.患得患失,贪生怕死,痛失良机
 
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大陆气数已尽。胡宗南尽管在延安,咸阳,西安,宝鸡与共军作战不断损兵折将,但由于其抗战积累的家底厚实,在西北大势已去后,退到汉中时,手中仍有四十多万军队。曾一度与宋希濂一北一南摆出一付拱卫大西南的架式。
 
以胡宋两人的兵力相加,在数量上接近准海战役国民党实际参战的人数,但此时士气已大不如以前,共产党正如正中天,随便就可调动数倍于胡宋的军队和民兵对其围歼。摆在胡宗南唯一活路,就是退至滇缅边境,必要时可进入缅甸,以图再起,实在不行,也可以象后来李弥的部队那样,由缅甸再撤台湾。实际上宋希濂也有这个打算。
 
据宋希濂回忆,就在胡宗南退到汉中不久,宋希濂曾就两军的出路问题与胡宗南有一次密谈。起初胡宗南还抱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幻想,以为只要坚守数月,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西南就有救了。宋告诉胡,别做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诸国损失都不小,美国不会为了中国,同苏联再打一场世界大战。宋劝胡抓紧准备,向滇缅边境集结。他抗战时曾在缅甸呆过三年,对那边的情况熟悉。两人当时都非常激动,认为这两支队伍有救了。
 
在宋希濂来汉中之前,胡宗南曾见过中共派来的策降人员孟丙南和张新,这两个人当时仍在汉中。胡宗南曾动摇过,有投降的打算,反复询问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原国军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的情况,并一度抱头痛哭,不知所措。宋希濂的一席话,使他看到了一线生机,打消了投降的念头。
 
一九四九年八月,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胡宗南,宋希濂专门就放弃成渝,撤守滇缅的计划,向蒋介石汇报,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作为最高统帅,长期与基层脱离,对当时四川的几十万中央军和地方武装的士气,特别川军与中共的接触不甚了解,同时又基于治上的考量,不主张放弃成渝,倒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作为一线的指挥官的胡宗南,在平时都敢对蒋介石的命令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把戏,而在几十万将士的生死关头,却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以至失去了向滇缅边境撤退的最佳时机。
 
就在胡宗南被蒋介石搞得举棋不定之际,中共的一张大网巳暗暗撒向西南。秦岭以北的西北野战军和十八兵团,郑州附近的二野刘邓大军一部作出攻击汉中的势态,但并不实施攻击,以牵制胡部于川北。二野陈锡联兵团和杨勇兵团秘密进入湘鄂川边境,乘胡宗南部还在川北做拱卫西南之梦,将防守重点置于川北之时,于 1949年11月1 日,突然从湘西、鄂西向黔东、川东发动猛烈进攻,迅速击溃宋希濂部,拦腰截断了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二兵团陈锡联部由彭水直扦重庆,五兵团杨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贵州,于 11月中旬占领贵阳、然后折向川南。两路大军从南面、西面包围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当胡宗南明白到解放军进攻重点后,急将北线部队南撤入川,进驻成都地区,并以其最精锐的第一军增援重庆。但解放军势不可阻挡,于 11月30日消灭第一军一部并占领重庆。北线解放军十八兵团也尾追胡部抵达成都以北地区。至此解放军已完成了对成都地区胡宗南部的大包围。
 
从胡宗南退至汉中,到全军被包围,其间达七八个月之久, 国军对作战重点一无所知, 简直象是在等候共军的包围。蒋介石一行于十二月十日飞离成都前往台湾。胡宗南手中仍有二十多万军队,但他再度犹豫彷徨,不知进退,患得患失。想守成都,又未能认真部署成都防守。就连一些过去非常信任胡宗南的将领也对他失望透顶。各部队军心动摇,已在为自已的后路作打算。这时,作为一线的最高长官,如果临危不惧,以破鉴沉舟的决心,亲率各部向康、滇方向突围,也许还可稳定军心,闯出一条生路。要命的是这个一线最高长官,在关键时刻,不仅信心全无,还贪生怕死。十二月廿二日凌晨,他把指挥权交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丢下被数十万分布于成都地区的将士,乘飞机逃往西昌。在飞机上又借口西昌大雨,飞机无法降落,临时飞往海南,想由此转飞台湾。就在胡宗南逃往海南的当天,驻在成都各地的数十万军队,群情激愤,司令官都跑了,我们为什么要来顶这个烂摊子?当夜胡宗南的副司令官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德阳通电起义,随后,李振的十八兵团,鲁崇义的三十军,李文的第五兵团,甚至蒋介石亲手创立的第一军,除少数军官持枪逃走或自杀之外也全跟着起义了。李文在傅作义起义后,不愿投降中共,只身回到他所信任的胡长官身边,想不到这位胡长官在关健时刻这么令人失望,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了与傅作义同样的道路,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胡宗南逃到海南后,蒋介石非常生气,责令顾祝同查办胡宗南临阵逃脱。好在顾祝同与胡交情不错,为其向蒋介石说情:胡飞往海南,乃西昌大雨无法降落之故。加之胡宗南表示愿回西昌戴罪立功,蒋介石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勉强接受了这一根本无法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滇黔附近还有那么多机场哪个不能降落,重返成都指挥突围也还没有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胡宗南回到西昌后,共军对西昌的胡宗南残部和宋希廉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突围出来的一个师,再次实行逼而不打的策略,胡宗南在西昌呆了近三个月。当陈庚兵团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桂军之后,从百色直扦滇南,切断了胡宗南残部退往国外的通道后,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四,解放军分别从会理,汉源,直取西昌。三月廿六日,眼看西昌不保,胡宗南故伎重演,把摊子交给参谋长罗列,借口已完成坚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实际上还差一天),回台湾向蒋介石汇报撤滇西的问题,蒙过了部属和为了保卫西昌和他本人,仍在与共军激战的残余将士,迫不急待地秘密乘机飞往台湾。胡宗南一走,他的残部全部被歼,除罗列化装逃到了台湾外,原与胡宗南留在西川的同僚不是在逃亡中被解放军击毙,就是做了俘虏。至此,胡宗南进入成渝地区的四十万大军已是全军灭绝了。好一个食尽鸟投林,落得片茫茫大地真干净!
 
            六.是中共间谍,还是黄埔精神
 
纵观胡宗南出道到他逃离大陆,从历史的资料和根据这些资料的逻辑推导,我们很难得出胡宗南是中共间谍的结论。
 
如果他是中共间谍,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不会成为孙文学会的骨干,并与戴笠连手,搜集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人的资料,使蒋介石能够利用中山舰事件,一举肃清在第一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随后他一直真刀实枪追剿红军,从鄂豫皖追到陕甘宁地区,看不出对红军有任何心慈手软之处。
 
张戎其所断定胡宗南是中共间谍,其推导来自于胡宗南在延安的多次失败,以及唯一的一条无法证明的证据—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刘戡的军队已到毛泽东的眼皮底下,毛泽东通过电台与胡联系,让胡把刘戡调开。目前中共的档案资料中找不到这一说法,胡宗南的侍勤组长唐西园一直负有照顾胡宗南的特殊使命,晚年曾同家人谈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但从未说及过胡宗南在延安与毛泽东之间有此联系。如果毛胡之间真有联系,蒋介石应早就知道,不会撤出延安后,还任其掌控军队。彭德怀也就不会对胡宗南大打出手,整团,整旅,甚至整军地歼灭他的部队。
 
胡宗南兵退汉中后,中共曾派胡的亲戚孟丙南和他曾器重的老部下张新劝降胡宗南。虽然,胡开始有些动摇,但最后仍把这两个人交唐西园关入大牢。如果胡宗南早就是中共间谍,此时只是归队的问题,哪里还用得着劝降。同时,在成都落入解放军之手前,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在成都,胡要真是间谍,胡宗南完全可以扣压蒋介石父子向共产党邀功,怎么还会在川军投共后还派兵保护蒋氏父子安全飞往台湾呢?
 
中央军校七分校在台的遗老们曾联名抗议张戎对胡宗南的污蔑,称胡宗南为黄埔精神。这种说法未勉过于感情用事,从史实中同样无法得出这种结论。
 
姑且不谈深远的道理,军人最基本的精神应该是临危不惧。贪生怕死,无论如何不是黄埔精神。胡宗南在成都和西昌陷入共军的包围的情况下,丢下几十万将士,临阵逃走,不说什么黄埔精神,哪里有一点军人的气概!从历史上来看,他心中本来既没有什么三民主义,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他投入黄埔军校,完全是为了个人讨个出身,所以他这条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命都没有了,到哪去讨出身呢?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云在回忆录中曾为胡宗南第二次从西昌出逃台湾辩解,说是接到了蒋介石转进海口的命令。赵云龙与胡宗南同机出逃,为胡宗南辩护也就是为自已辩护,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密电的原文。胡的军队在西昌,司令官转进海口,岂不是笑话!即使有密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不应该丢下战火中的将士,一走了之。淮海战役,杜聿明带病取代刘峙指挥,在陈官庄陷入重围后,蒋介石多次要把他用飞机接出去,但为他所拒绝,与将士一直战到最后一刻,拿杜与胡比,前者更具有黄埔精神或军人的精神。丢开黄埔精神不说,胡的老对手彭德怀在西府战役,几个纵队曾陷入重围,而且已经听得到国军活捉彭德怀的口号了,他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司令部所有的人都下纵队督战突围,自已向警卫员要了手枪,宁死不做俘虏,最后终于杀出一条生路。同为军人,品质之高下,立马可见。胡宗南到台湾后,蒋介石一直对他冷淡,从此再不重用,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蒋介石心里其实早有答案。
 
三国时,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刘备对曹操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曹操笑答:袁绍色历胆簿,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可见,早一千多年前,政治家就懂得,要做大事就不能好谋无断,不能贪生怕死。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材,不仅取决于他没有好的谋略,而且要看他有没有实现谋略的决心和胆识。胡宗南虽无袁绍的出身,但袁绍的缺点却无一不有。他有野心,有志向,但没有整体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和胆量,没有将将和将兵的真实才能,最终误了蒋介石,更误了曾追随他的几十万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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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发表在“史实直说胡宗南”上
  • 李所思 说:

    胡宗南:“匪諜”還是死忠?

    胡宗南效忠到底,士為知己者死。他如果是“匪諜”,那沒人不是“匪諜”。“動搖”正是思考,也是良心,愚忠也並不容易。

    文 □ 特約撰稿員 李所思(發自台北)

    2005年底,台灣《中國時報》報道,英國華裔作家張戎和她的英籍丈夫合寫了一本《毛澤東傳》,儘管相當部分的內容引起不少爭議,卻在歐洲造成轟動,成為暢銷書,美國各大書店也將其置於顯著地位。但書中說胡宗南是共產黨的間諜“匪諜”(Red Sleeper)云云,近期引發台灣黃埔係的反彈。3月以來,黃埔係老人在媒體發表回憶文章,有人直指書中相關的十七處“大謬”一反駁,憤而抗議。

    事實上,張戎把胡宗南說成是“匪諜”的邏輯無非是胡最終未能成就蔣的大業。若這個邏輯能成立,那蔣介石是最大的“匪諜”,因為他把大陸敗給共黨;蔣經國是最大台獨,因為他搞本土化;陳水扁是最大統派,因為他的惡政讓泛藍可以再起,獨派機遇斷送……什麼事都以成敗來論狗熊,那就沒有歷史是非了。

    胡宗南是浙江孝豐人,原是教師,後入黃埔第一期,為蔣所重用。在蔣、馮、閻的“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親臨第一線督戰,指揮所設在津浦路的臨淮關與符離集之間的火車上,某夜馮玉祥軍的鄭大章騎兵突然襲至。胡宗南部第一師奉命赴援兗州、濟南,僅餘最後一團已登車而未發,聞警由胡親率該團下車赴援,以寡擊眾,馮軍潰退。蔣那一次如果被俘,馮玉祥一定殺之。所以,那一次比西安事變更為危險。

    後胡部首先攻入濟南,取得關鍵性勝利。胡宗南成為蔣的心腹,後來長期經營西北,有“西北王”之稱。

    1930年代紅軍長征時,胡宗南部在松潘差點擒住毛澤東。毛也是多次命在旦夕。

    張戎說胡宗南是“匪諜”的最大論據,就是1947年胡部進攻延安失敗。此事眾所周知是胡的機要參謀熊向暉泄密,胡最多可說是糊塗,卻絕不能說他是縱容。張佛千是胡的西安辦事處主任,他寫的《我追隨胡宗南》文中,就如此說:“這裡我要為胡先生解釋,熊匯荃(是他的本名,在解放後改名熊向暉)投效時是西南聯大二年級生,還不滿19歲,他的清新純厚的氣質,溫和安靜的形象,任何人都不會把他與中共間諜聯想到一起。其敬事負責守分有禮的態度,令我十分欣賞。”

    熊不僅是胡的侍從副官,也是侍從參謀,又是侍從秘書。包攬一切侍從業務。每日拂曉胡未起他先起,深夜胡睡後他才睡。其獲得胡的重任與深信亦非偶然。

    說句公道話,雖然有人責備熊忘恩負義,但他做共產黨在前,做胡的侍從在後,如果他對胡盡忠,必會對共黨不忠,平心而論,不能以此責熊。在大陸出版的對此事的記述中,指熊之為間諜是周恩來預先之選定,實與事實不符。

    熊以學生從軍抗日,並未想到要做間諜,胡要他做侍從,這正是間諜求之不得的職務,但他不肯做,胡一定要他做,並且請熊的父母吃飯,要熊的父親勸他。熊坦陳他在清華大學是民族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的領導人,是共產黨的前衛組織,胡仍然說沒有關係。熊做情報工作,並不是他設法去找,而是自然來到,真是天上掉下來的情報,不要也不行。

    再者,他的情報工作對胡傷害最大的莫過於延安之役。胡在抗戰勝利後,保送熊赴美留學,熊本已買得船票,即將登船赴美,胡卻要毛人鳳以最快、最秘密的方法把熊找到,要他參加進攻延安,“打完了這一仗再走”。結果,進攻延安整個部署,作戰的軍師長到臨時才被告知,而延安的毛澤東、周恩來早已一清二楚,知道胡部兵分幾路,哪一個部隊走哪一條路。所以,毛澤東敢大著膽子不過黃河,留下來跟胡部捉迷藏。胡部走到他的村子外,他也不怕,更乘虛蹈隙,吃掉胡的精兵五個旅……我看了熊的回憶錄之後,不能不寄慨於胡的運氣太壞而熊的運氣太好,一切歸之於國家的氣數。而個人的命運當然也在整個氣數之中。

    張佛千的《我追隨胡宗南》說胡為蔣鞠躬盡瘁而死。“胡先生的‘衣’更為簡單,經常是粗布軍裝。西北嚴寒,冬天氣溫在攝氏零下一二十度,他不穿棉軍裝,也不穿大衣。戴笠送他一件毛衣,穿了20年,又破又爛,死時尚穿在身上。冬天室內從不生火,客室有火盆,非來客不生火。雙手、雙耳、面部都是凍瘡……野外埋鍋造飯,他與士兵同坐地上,吃同樣的菜飯,不要人為他盛飯,一切自己來。他實踐著自己的話:‘生活士兵化’。可以說:‘雖古名將,無以加之。’他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工作,無休息,無享受,無娛樂,如一苦行僧。”

    胡宗南喜歡的年輕人還有孔令晟(後做蔣介石的侍衛長,陸戰隊司令,警政署長。)孔是北大學生,熊出自清華。熊向暉出國讀書,胡要孔來接任侍從。孔辭謝說:“主任(胡)不是訓勉我們要下部隊嗎?”胡允之。孔令晟與熊向暉交往不錯,到大陸後仍去看熊。孔說:“胡先生氣魄大,認為熊為正直青年,他可以用之。何況當時國共合作,愛國青年投入抗戰行列,胡用熊並沒錯。”

    熊不只是通報攻打延安的軍情,他還化解了前一次的延安危機。1943年共產國際結束後,蘇聯自顧不暇,6月蔣介石密令胡部閃擊延安,消滅共黨。熊經手電報,密告中共中央,迫使此事曝光。胡在內部會議說:“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採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此時進軍陜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援共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

    後延安之戰失敗,熊留在胡身邊沒用,胡又派熊出國。熊走時去看胡,胡心情落寞,沒說什麼,從此師徒訣別,各奔天涯。

    張佛千說:“在熊去美讀書後不久,1947年秋,軍統破獲了北平的中共地下電臺,連帶也破獲西安中共地下電臺,破獲了熊案。但到1949年共軍渡江以前,熊除了公費中斷以外,他在南京的妻子及其父兄竟安然無事,熊深為不解。周恩來分析,一定是胡宗南要毛人鳳把案子壓下來,還不敢聲張。軍統大將沈醉所著《軍統內幕》有關於此事的記載:‘胡在西北執掌軍政大權,連對日抗戰都不發一兵,而是全力對付共產黨,現在發現在他身邊居然有共產黨暗中活動,這使胡最為丟臉,是非給蔣介石痛罵一頓不可的。葉翔之說,這件事關係胡宗南的聲譽很大,問我應如何處理?我建議他立即向毛人鳳請示(戴笠已遇難)。第二天,毛人鳳覆電指示,說涉及胡部下的問題,應先向胡詳細報告,有關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對此的確大吃一驚,這個死要面子的人,聽說自己親信中居然有了共產黨,臉都氣得發青。他立刻決定將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幾個人都由他自行處理,要葉翔之不必過問,連向蔣介石報告時也應當把這幾個人另外列出來,千萬不能讓蔣介石知道。’這是所有間諜中影響最大的一案,而蔣委員長可能到死都不知道。熊案破獲時,戴已遇難,而繼任人毛人鳳仍然尊重胡而將如此大案匿不上報。以蔣對軍統信賴之專,實乃不可想像,而胡與戴結納之深,亦由此充分顯示。”

    2001年我在北京由張佛千介紹見了熊向暉。熊先生給了我些數據,其中就有胡宗南辦的“陸軍官校七分校”舊部的一份同仁刊物。熊以此示我,即是說他的故舊也並沒有因為當年他各為其主而怨鄙之。他又出示周恩來1936年給胡宗南的信,說胡過去十年來“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為民族英雄為憾”。周相信胡“絕非勇於內戰怯於對外之人”,說他“在黃埔為先進,亦為蔣先生所最信賴之人,果能力排浮議,立停內戰,則頌之者將遍於國人”。熊向暉說:“抗戰期間,胡先生一直把周恩來的這封親筆信珍藏在身邊,因為周恩來了解胡先生,抓住了他的心理,他確實崇尚民族英雄,主張抗戰,反對投降。”

    我認為熊是告訴我周恩來對胡一直有份期待,胡也對周仍有敬意。此所以胡之壓下熊案,一是怕蔣知道責怪,二也可能是愛才。胡在大局將傾之時,一些舊部來勸降,他也沒為難他們。胡雖堅決跟隨蔣,但他終非如湯恩伯之類兇蠻之人。

    其實亂扣“匪諜”,就像中共在文革中亂扣“國民黨特務”、“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一樣。如果扣胡為“匪諜”,也就如同江青扣周恩來曾以“伍豪”之名叛節一樣。研究歷史者就知,國共本來是一家,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都說過要行社會主義,都曾是赤黨,孫中山還以俄為師。蔣介石是紅色將軍,蔣經國也是蘇共候補黨員,黃埔軍校是靠俄援的500支槍起家,蔣是校長,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北伐口號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黃埔師生當然都受到這種思想的洗禮。因此,畢業後雖然分道揚鑣,但思想上共通之處仍在所多有。此即是胡宗南的出身和思想基礎。他們對周恩來仍有師生之情,周恩來對國府的軍政人事也了解得極透徹。

    胡宗南對張學良仍很好,常有函候。所以當蔣介石敗相初露,周恩來的統戰就杠上加翻了。張佛千說:“統戰為中共造成極大的聲勢,由弱變強,由無變有,領導人是周恩來,他是中共最偉大的統戰家,中共之得天下,周厥功最偉。中共統戰對國民黨的影響,使民心背離,也使士氣低落,不止是士兵的氣,而是將軍們的氣,‘匪諜’並非無所不在,只是將軍們氣餒而有草木皆兵之懼,奉命赴援都遲遲其行,使共軍‘圍點打援’的戰法普遍得到勝利。”很多在內戰末期投共的國軍將領,從傅作義到陶峙岳(胡的愛將),都是認為大勢已去。陶峙岳在新疆說:“當前形勢已不可守,作戰徒然犧牲,我無處可走,要為不走的官兵謀安全,凡是願走的,我盡我的能力幫忙,不過愈快愈好,遲了我也無辦法。”他的態度坦白誠懇,走的人也都不怪他。

    蔣介石的愛將宋希濂對我說:“抗戰勝利,大家都想解甲歸田,建設國家,但蔣先生要打共產黨,我們聽了心裏一沉,只有效忠到底。”

    胡宗南就是效忠到底,士為知己者死。他如果是“匪諜”,那沒人不是“匪諜”。“動搖”正是思考,也是良心,愚忠也並不容易。

    20年前我坐計程車,司機說住台北北投芝山岩,我知他是情報局的退休人員,我問他國民黨為何失敗,他說就是因為蔣總統身邊藏了“匪諜”,我問誰?他說:“李宗仁。”

    張戎跟這個情報局的士官一般見識,也真令人嘆息。

    來源:鳳凰週刊2006第19期(總2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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