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朋友 说：

【热点追踪】 ▓ 病态的“出名癖”导致海外的“民运分子”成为社会公害 2005-8-26 13:41 [Click:45]

我们经常在海外的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

某“民运分子”因为被纽约一家报社开除，就召开记者会，指责那家报社歧视他是“民运分子”；某“民运分子”为了得到李登辉接见和获取二百万美元资助，便到台湾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某“民运分子”因为在召妓时被警察拘留，他便通过记者为自己澄清，说当时他是在替外国友人来找妓女；某“民运分子”拿了捐款之后，在饭店摆龙虾宴，酒足饭饱；某“民运分子”从法国返回美国时在机场被扣留，过了两星期不见美国给予关照，于是他就找来记者指责美国政府；某“民运分子”跑到台湾，在记者会上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而他自己却又是以“民运分子”身份去找自主的；某“民运分子”与另一“民运分子”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高声对骂，然后转身接受记者专访，说刚才被他痛骂的那一位“一出道就是流氓，从来就不是民运”；某“民运分子”在“六四”纪念日去酒吧泡三陪女，他向记者说，自己意识到这件事将给家庭带来伤害；某“民运分子”不断向记者说，向法庭控告遭他殴打的女佣都有精神病；某“民运分子”要台湾某杂志道歉，因为他们报道他在美国的学历是假的，而且还搞同性恋，结果引起那家杂志社刊登声明反驳，强调那些报道绝非空穴来风，并有多位知名人士提供了“非常确切的消息”；某“民运分子”指责另一“民运分子”贪污，去超市购物和下酒馆的钱都是贪污的，并说他们办杂志的经费来自台湾；某“民运分子”向记者说，台湾“军情局”要他每年收集250年情报，如果台湾不再给钱，他就撕开黑幕；某“民运分子”携家眷逃到泰国，而美国迟迟不给签证，他呼吁海外“民运分子”声援他；某“民运分子”在香港经营一家书店，专门卖同性恋黄色杂志，后来被人乱刀砍死，抛尸荒郊；某“民运分子”偷渡到台湾，被关在难民所里将近半年，请求别的“民运分子”替他向台湾求情；某“民运分子”向各大媒体发出新闻稿，说美国基金会决定停发他们办报的经费；某“民运分子”获悉香港某女星病逝，马上打电话告诉记者，当年他曾在死者闺房里过夜，关系非常；等等。

乌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民运分子”唯恐被社会遗忘，不管什么屁大的事都去找记者。更令人作呕的是，他们老是盯住不放，还请记者吃吃喝喝，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记者的兴趣所在，以为公共新闻媒体也会象他们自己的杂志一样，一味往自己脸上贴金，黄婆卖瓜，自唱自弹，文过饰非，或者诽谤他人。他们只想到公共新闻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大，可借以出名。有时候还因为相互都抢先约见记者而吵作一团，甚至还为了报纸上的名单排列次序产生猜忌和纠葛。还有的“民运分子”逢人便自称“学运领袖”、某某“主席”、“访问学者”、“博士”，递上写有一大堆头衔的名片，总算过了一把瘾。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也很少有人认识他。

好多“民运分子”在他们被政府抓起来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或她是谁？干了什么？后来只听外国的电台里，某境外组织指出，该“民运分子”是因为干了什么或准备干什么而被囚禁的。有些“民运分子”则是在“桃李争功”之后才不断向记者诉说中国政府如何如何把他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他是很了不得的人物。还有一些“民运分子”完全依赖境外组织把他列入“政治犯”名单向中国提抗议，并为他争取什么奖之类的提名，渐渐才得以出名。于是“民运分子”觉得，出名程度大小完全取决于境外组织刻意提到谁或者省略谁。甚至以为，谁在被捕前与境外组织配合程度越深越默契，日后就一定会越出名，拿的钱也越多。

境外组织要某些“民运分子”干什么，或者某些“民运分子”向境外组织索取什么，结果没什么都没干成就被抓了。凡有这种“背景”的“民运分子”刚被警察带走，境外组织不到几小时就会提抗议，接着是美国政府也出面严正交涉。只消看看魏京生、吴弘达、沈彤、远志明、李少民、高瞻、王丹、程翔、杨建利、徐泽荣、刘念春等“民运分子”的案例，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国外那边为他们折腾得厉害。总之，造成他们被捕的直接原因总是非常神秘的，总要牵扯到“情报”、“资助”之类的指控。人们渐渐怀疑这些“民运分子”跟民主人权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如果“民运分子”觉得自己所干的一切都名正言顺，那就应该堂堂正正去做，天不怕地不怕，难道当今中国政府还会象满清皇朝那样砍你们的头吗？“民运分子”那么怕死，动不动就往外国大使馆里躲，就往边境逃，还搞什么政治？心里没有民众，没有祖国，光想着美钞台币，自然就壮不起胆来。狗屁“英雄”！张春桥就能对法庭不屑一顾，听宣判泰然处之，那才显出政治家的素养。就连江姐、张志新、刘胡兰、秋瑾等柔弱女子，也敢蔑视屠刀。令人遗憾的是“民运分子”身上完全看不到这种英风豪气和智慧胆识。

“民运分子”到了外国之后，个个都自吹如何“反共”，尽管前无所闻，尽管一事无成，却还争功劳大小，坚信“英雄”可以这样靠吹出来。这里举一事例，有个叫唐柏桥的“民运分子”，“六四”那会儿偷走“高自联”捐款开溜，被捕后只关了一年半劳教就怕得要命，检举同伙争取立功，终获“保外就医”。正是这个姓唐的，在某旅馆地下室里与雷某密谋，打算向境外组织诈称他们成立了“民自联”，领导着一百多个反抗团体。接着唐便抛下雷某，独自偷渡到香港，把只有几个人的“民自联”吹成了三十多万人，如此才得到外国资助，此后每年靠编写“经费申请报告”骗钱度日，台独、藏独、法轮功什么都沾，有奶便是娘，而那个“民自联”就再也不见了。

比起唐某，我们可爱的徐水良先生就非常不幸，“民主墙”时期他在南京被判了十年刑，出狱后做点小生意，欠了一屁股债，不断跑上海、跑北京，并给国外朋友打电话，请各路“重量级”的“民运分子”为他写证明信给美国领事馆，经多番努力才获得签证。徐老先生到了美国之后，不象唐某那么敢吹，结果始终出不了名，才拿到几千块钱，年逾花甲还得辛苦打工，业余时间当“民运理论家”，编辑《网路文摘》。

天理何在？吴弘达、魏京生、万润南、王丹都捞了几百万美元，徐水良为什么只拿到这么一点点接济？该怨“知名度”不够吗？薛伟、刘青、徐邦泰、廖大文也没什么名气，却也个个钱多得不耐烦往赌场里扔。可怜的徐水良毕竟拉不下脸面去骗，去贪污，他觉得实在开不了口，于是，只好以“清流”自居。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徐先生认定自己没有被报纸、电视台捧，一定是“共产党特务”作梗。他感慨万千，仰天长叹，吐出内心的满腔悲愤：“《世界日报》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世界日报》贬谁，谁才是真朋友”。

虽然“民运分子”都知道徐水良有满腹苦水，却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恻隐之心，没一个人肯把家产拿出来分他一些，而且总是不许他往镜头前站，不许他坐主席台，也从不为他做任何宣传。相反，一些用心险恶的人（比如唐柏桥、张菁、刘青、陈破空等）还不断挑唆徐水良去诽谤名气比他大的“民运分子”，说他们是“中共特务”。如此年复一年，最后所有的“民运分子”都被他说过是“特务”了。于是，“徐水良现象”渐渐成为这个“另类人群”里的公害。这怨谁？总不该完全怪罪徐老先生吧。

出了名的“民运分子”按道理都应该对境外组织感恩戴德，然而他们出国之后往往恩将仇报。出不了名的“民运分子”，其实没必要怀疑媒体的立场，没必要觉得别人总压着自己。说到底，“民运分子”争着想出名，无非是想引起外国及台湾某些机构对自己的重视，从而获得资助，象吴弘达、魏京生那样穷奢极欲，象刘青、王丹那样挥金如土。于是，无形之中海外“民运分子”都传染上了“出名癖”，整天围着记者转，不管私事丑事全都抛给记者，唯恐自己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病态的“出名癖”最后导致海外“民运分子”成为社会“公害”，到处遭人唾骂和厌恶。

“出门”靠什么？这个问题确实学问很深。“民运分子”大多缺乏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洞察力和特有的敏锐，徐水良、唐柏桥等人看问题还停留在“非黑即白”的低层次思维方式。总以为出名一定得依赖外国机构出面捧，总以为记者为谁写报道是出于同情心、交情或政治立场一致，总以为一定得自吹自擂和夸大事实。其实这些思维方式和逻辑都大错特错了。

这里以鲍戈为例，可以解开政治人物都是如何善于驾驭新闻媒体之谜。

跟大多数“民运分子”不一样，鲍戈通常都躲记者，没事从不与记者碰面。为什么呢？他深知记者的职业特点，喜欢猎奇，挖根由，捅内幕，找岔子。魏京生啥乎乎地把记者领进家门，让他们看到满地的烟头和刻意摆放着的那些他完全看不懂的书，从这两点他们便会察觉了魏京生生活懒散，精神错乱，以及有意掩饰自己知识不足。接着，记者又发现他超速行驶和在超市购物时与店员发生争执。在采访他之前，记者已从刘青等人那儿听到魏的不少坏话，是来探个究竟的。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于是一篇彻底毁掉魏京生政治前途的报道就这样出笼了。

鲍戈常说，“同情”和“理解”，不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所要求的。新闻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割伤你自己。新闻记者的使命是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感兴趣的事件，包括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秘密。鲍戈抗议日皇访华的新闻震动了世界舆论，唐柏桥、陈破空等“民运分子”却以为是记者出于“人道同情”帮他才报道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被新闻界人士认为愚昧无知和精神不正常。“民运人士”被《北京之春》、《苹果日报》、“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作正面宣传式的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公共传媒却没有这个义务，而且他们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避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接下来我们剖析鲍戈抗议日皇事件的新闻性，也算是对海外“民运分子”所进行的系列“职业培训”的一部分吧。

1992年是中日建交20周年，日本天皇将自战后五十年多年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政府为了排除来自日本国内的干扰，做出不要求日皇向中国谢罪的外交让步。4月间，日本首相表示，如果天皇在中国遇到示威活动，就取消访华。这样，矛盾的焦点便浮现了。8月间，鲍戈和另外三人在上海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发表一封要求日皇公开谢罪的公开信。他们告诉记者，那三个人将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递交这封抗议信，然后去各地串联。那三人是事件的主角（信也不是鲍戈所写），他们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有的还递上自己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过的医学论文及私人像片。记者耐心听完这一切之后准备送客，出于礼貌回头询问一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鲍戈，问他是否与他们同行。鲍回答说，学校马上要开学，他走不开，不过，他会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在日皇访华时游行的。

结果，大家都没料到，后来共同社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只提到鲍戈，没提另外三人。为什么？记者与鲍戈非亲非故，而且是日本人。唐柏桥先生可能会以为那个记者对鲍戈情有独钟，或者是鲍戈暗地里讨好了记者，或者这位记者同情“民运分子”。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是有史以来中国平民第一次向政府申请游行示威（当时《示威集会游行法》才颁布不到三个月）。鲍戈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只说了一句，便给日本媒体注入强烈的兴奋剂。就这样，鲍戈先声夺人地拉开了各地对日索赔风潮的序幕，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

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鲍戈一早准备离家，去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报告，不料刚打开门，十几名穿制服的警察便突然上前粗暴地把他拖进警车。鲍戈猛力撞开车门，向行人大喊：“我要求日本向中国道歉赔偿，他们就来抓我。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出卖这个国家的利益！”围观者看到这一幕，纷纷问警方怎么回事，有的指责警察粗暴抓人。鲍戈一跨进公安局大门，就把申请游行的报告呈上，然后说，如果他们不把他放了，他就开始绝食。这一整天里警察们跑进跑出向上汇报，忙得焦头烂额，到了晚上才决定开车把鲍送回家。 “鲍戈被捕”的消息当天就已经被传了出去，使警方感到棘手。

那么，警方和记者是如何知道鲍戈的行动计划呢？当然是事前周密安排的结果。

各国驻华记者站两天前便已收到鲍戈申请游行报告的复印件，张伟国先生还把它转给《中国时报》等台湾媒体，使它提前一天见了报。为了加强新闻的刺激性，鲍戈在新闻稿上特别强调，他要对新颁布的《游行法》以身“试”法，考验这部法律是否出于保障公民游行集会的合法权利。公安局本来想把鲍吓住，不料捅了马蜂窝。南京、福建、山西、河北、北京各地活动人士闻讯纷纷行动起来，酝酿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如此一来，鲍戈便成为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焦点。公安人员几乎天天登门劝说鲍戈放弃活动，每当鲍出门，他们就紧随跟踪。校长、系主任、保卫处长也找鲍谈话，规定他在日皇访华时必须每天准时上下班。面对这一切，鲍戈每次都心平气和地听对方讲完话，和颜悦色地寒暄，避而不谈政治。这样，对方在向他们的上级汇报时，都会说一些“经我们劝导，鲍戈态度不错”之类的话。

有些“民运分子”一看到警察，不是吓得惊慌失措，就是显得格外激动，要同他们争辩。其实，根本不必费那么多的劲。鲍戈常说，我从来没把公安干警和其他的国家公务人员当作政治对手，有时候他们还是我不可或缺的道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那么辛苦，理当善待他们，关怀他们。只要自己不触犯法律法规，想镇压他的人最终不会有任何收获，还将陷于被动。

遇事不慌，从容应对，运筹帷幄，是鲍戈行事的特点。傅申奇先生曾撰文《和平理性斗争的楷模—-鲍戈》，刊登在《新闻自由导报》上，唐柏桥等“民运分子”不妨找出来仔细阅读，对照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欠缺些什么。

到了10月23日（那是日皇飞抵北京的日子），鲍戈一早起床梳理干净，栽花弄草，然后，系好领带，穿上西服，擦亮皮鞋，拿起话筒往校长办公室打去，说：“我是鲍戈，今天感到不舒服，请假一天。对，对，我在家里休息一阵子就会好的。你们要来看我？别客气。好吧，那就来吧，谢谢！”就是这么几句话，便引起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上上下下一片忙乱。好多“民运分子”怎么也弄不明白，鲍戈做成这一切，一点都没费劲，仅仅打一个电话而已，而且完全没让境外组织插手，没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魏京生“二进宫”之前不断向外国要钱，往往一开口就是几百万，甚至说打算买下北京市郊的一家银行信用社的一半股权，可是却没有做出一件震动舆论的大事。为了讨钱，魏还称“西藏是一个国家”。

鲍戈常说，做成大事要先看天时地利人和，违背历史潮流和时代步伐做事，到头来总是行不通。要观察周围的民情，了解公众的兴趣和需要。只要选择在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事，根本不用求任何外人帮忙，一个普通公民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掀起政治风暴，并且对大国外交产生影响。这种自信和远见卓识，正是海外“民运分子”所缺乏的。

鲍戈平静地坐着书桌前，以医学院红十字会会员的名义，给中国红十字总会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要求他们，迅速通过外交部转告抵达北京的日皇明仁，在上海，有一个年轻人要求他就日本的侵华罪行向中国道歉。这个青年表示，自日皇踏上中国国土那一刻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离开中国时仍未道歉，他将自焚。为此他呼吁日皇不要让他年轻的生命为了那场残酷的战争再作无谓的牺牲。最后，鲍戈又加上一句双关语，说“我对政治黑暗已经感到绝望”。

等到校方派人来取走这封信之后，楼下的警察们便上门把鲍戈带走，驶往公安局。鲍戈还是那样，同警察们说说笑笑，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根本不谈政治。到了傍晚，市局局长走进会客室看望鲍戈，问候一两句便走了。接着，公安人员又把鲍戈带往西郊的一家招待所住下，直到日皇回国三天后，才把他送回家，实行“监视居住”。这期间没有请任何医生来看过鲍戈，因为鲍戈被勒令不得绝食（按公安局的说法，“绝食”属于示威的一种形式，示威需经批准，否则可给予治安处罚）。鲍戈笑着说，一个公民在自己家里不吃不喝，难道也要受到治安处罚？公安人员回答说，这要看事情的性质，如果你没有告诉大家你在家里搞绝食，政府是不会管你的；既然你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鲍戈表示，自己一向是推崇法治的，法律要求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希望政府也能守法。他指出，当初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未经人大表决通过，是违宪的，严重损害了我国利益。公安人员说，只要鲍不搞绝食等过激行动，他们会将鲍的想法如实向上反映的，并希望鲍今后通过“正常的途径”向政府反应意见。

事前，鲍戈悄然接受了美联社、共同社等记者的长时间采访，并约定说日皇访华的第一天，如果他们没有再接到鲍的电话，那就是被公安抓了。与此同时，鲍戈的朋友们也把新闻稿以及鲍戈被公安带走的消息迅速告诉各国驻华新闻机构。包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刘彩品在内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纷纷给鲍家打电话询问情况，并电告上海市政府，要求他们保护鲍戈。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也在鲍被抓的次日来到鲍家，安慰鲍的家人，表示一定要向政府讨个说法。后来经她热心引荐，《新民晚报》总编辑冯英子先生担任“中国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的总顾问，鲍戈任会长。该组织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消息也被各国媒体报道过，日本NHK电视台还在上海给鲍戈拍了专题片。

鲍戈从不轻易见记者，即使到了国外也如此，甚至经常隐名埋姓，很多和他交往了六、七年的朋友甚至不知道他是“民运分子”，这样便于他深入了解社会，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同周围的人打交道。香港两家电视台的记者两度到旧金山和纽约，拍摄鲍戈在美国生活的镜头，鲍戈本来也予回绝，后来实在情面难却，才让他们拍摄自己在超市买水果、搭乘地铁、喂鸽子、读报等镜头。

很多想出名想得快发疯的“民运分子”向鲍戈请教计策，鲍戈便对他们说：要么闯关回国，要么上法庭打官司，要么象薛伟那样抛出情报机关收买“民运分子”的机密文件，等等，只是千万别再上美国国会吵架就行。

有一个“民运分子”每天在“东西南北”论坛谩骂鲍戈，匿名上贴子造谣诽谤，鲍戈一直未予搭理。经我们多方询问证实，下面这份材料决非出自鲍戈。鲍戈对该材料所提及的大量内幕，一直是局外人。

我们希望那些因出名无望而造成心理变态的人，不要再嫁祸诬蔑鲍戈，鲍戈其实对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诽谤者还不断指责鲍为何不在国外搞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以及远离某些“民运分子”。据我们了解，鲍戈遇事总要审时度势一番，别人能做的，就先让别人做。在某一特定时刻，一旦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形成，他一定会再掀巨浪，举重若轻。大家不妨耐心等待，别打扰他。

据我们分析认为，下面这份材料既然未被台湾方面否认，那就说明台湾官员确实曾在一些场合说过类似的话。

人们更看重该材料的内容的真实性，对此至今无人提出过任何异议，这才是实质所在。

我们虽是鲍戈的朋友，替他出面澄清，不是有意袒护他。稍微有些头脑的人，只要细细研读该材料的每一细节，便不难捕捉到泄密者的踪迹。

一些朋友
特此声明
Aug。26，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