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每個對犯罪事實知情的人的義務。“不作偽證”應該是人最基本的行為原則之一。中國法律機制不健全，“見證”概念沒有得到足夠的強調。在“文革”的罪惡還沒有得到健全的司法審判的情況下，“見證”必須成為寫作者的重要任務

●牛雞之間的掙紮

　　高伐林：你對“文革”受難者多年來進行過艱苦的調查，你是出於什麼想法，給自己設定了這樣的使命？

　　王友琴：我在書的前言裏面作過一些說明，很感謝多維網連載了那個很長的前言。前言第一節的小標題叫作”雞牛之間”。

　　一位老師在“文革”中在勞改農場放牛。他常帶牛群去一處青草茂盛處吃草，那裏有一棵大柳樹。有一頭年老力衰的牛在大柳樹下被殺以後，當他再帶牛群去那一帶吃草，牛群拒絕前往，並且發出哞哞的叫聲，好像是抗議。雞卻不一樣。一群雞中間有幾只被抓出來殺了，別的雞不會記得。被殺的雞的內臟丟在地上，別的雞還爭搶啄食。

　　這不是什麼寓言，是一位被訪者講述的真實故事。我聽的時候深受觸動。生活在“文革”後的人，面臨著在牛雞之間作選擇。做這些調查和寫這本書，可以算是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紮和努力。

　　如果要作更詳細的說明，那麼我想這種努力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一是說清楚事實，二是說清楚是非。

　　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對動機的說明太簡單。但是，說實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別的什麼，這項工作反而可能早就被放棄了。

　　高伐林：你這麼多年來是在多大範圍、用什麼途徑調查，怎樣選取調查對象？

　　王友琴：我和所有願意和我講他們“文革”經歷的人談話。他們講出了各種可怕的故事。很多人看到血腥的死亡場面。很多人身受殘酷的迫害。甚至一個當時只有八歲的人，告訴我她如何在班裏被鬥爭，被強迫為她的”反動思想””低頭認罪”。

　　在這種訪談過程中，會認識到北京權力當局對“文革”題材的禁止確實發生了很大作用。近三十年的反覆禁止，使得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都被埋沒在記憶裏，要經過努力的尋訪，事實才能再現。

　　也有的時候，是我發現了一些含糊不清的事實之後，為進一步了解清楚，目的明確地給有關人員寫信去詢問。這類調查信碰壁的比例很高。出於各種不同原因，一些人不理睬我的信，或者拒絕作答。但是也有一些素不相識的人收到信後給我回信，並且出力幫忙。

　　所有的採訪都作了詳細記錄。我買過一個攝像機，以為這會幫助我記錄。但是實際上只用過很少幾次，這個當時還很貴的攝像機沒有派上多少用場。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我用筆作記錄。好在我寫字寫得很快，可以跟得上談話速度。

　　我也閱讀了大量“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我有15年的《人民日報》合訂本，從“文革”前到“文革”後。我也收集和閱讀了“文革”時代的大量非正式出版物。但是，那個時代的文字材料和當時發生的事實差距很大。在那些文字或影像材料中，受難者的事情全不被提起。這樣的材料不能反映那個時代的事實，而只是反映了那個時代寫下這些文字的人的冷漠無情。

　　高伐林：這本《文革受難者》的書就是調查成果了。

　　王友琴：是的。這本《文革受難者》的材料來源，最主要的就是尋訪調查。上千人和我談過話。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是有很多很多名字，受難者的名字。而這些名字是通過很多的被訪者了解到的。對他們的幫助我心存深深的感激，也為現在還不能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致謝而感到非常遺憾。這是一張很長很長的名單，不能列出這張名單是怕他們為此受到騷擾。僅僅這一點，也使我們不得不意識到“文革”的遺產多麼漫長和沉重。

●親歷者的感情與學者的良知

　　高伐林：你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價值觀念、感情趨向，與你作為歷史學者的理性和學術規範，這二者之間，是否有過矛盾？

　　王友琴：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文革”歷史的寫作方面，這個問題很突出。比如，如果研究者的同情不在受難者方面，那麼面對大量受難者的時候，可能隱瞞和忽略受難者。

　　我的書中所寫的迫害、監禁和殺戮，並不是什麼無從了解的祕密。1966年8月，拷打虐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進行的。裝運屍體的平板車和卡車在北京街上開過，連遮蓋都沒有，而被殺害的人，就是老師、同事、鄰居甚至親戚。這些暴行不像“文革”高層領導人的決策過程或私人生活那樣只有很少人能知道。這些暴行長期不被報導，有各種原因，但是寫作者的價值觀念和感情趨向對其材料選擇肯定有大的作用。　

　　對我來說，沒有這方面的矛盾。因為當初我產生寫文革受難者的想法，就是因為我看到聽到了迫害、監禁和殺戮，而且這些事實還被禁止報告，所以，我就開始作查訪和記錄。在這方面，我的價值觀念和感情趨向與尋求“文革”真相不形成衝突。事實上，是我的道德觀促使我來探索文革事實。

　　我要面對的問題是，在決定了要做這樣一樁事之後，能作多久和能做多好。

　　這本書的寫作，一方面可以說不難，因為不需要特別的技能，你也許已經注意到，在書裏我連四字成語都幾乎沒有用過，有小學三年級的中文水平就足以寫作此書。另一方面，寫作此書工作量很大，而且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挫折，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寫得很難。

　　人有避難就易的弱點。我也一樣。不過了解到這種弱點，有助於持之以恆和不改初衷。

●三篇著名學者的序

　　高伐林：三位著名學者，余英時、麥克法夸爾和蘇曉康，分別對你的工作作了評論，給你的《文革受難者》各寫了一篇序。你對他們的意見有什麼看法？

　　王友琴：我很感謝他們作序，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幫助我進一步理解自己的工作。

　　余英時先生強調了寫作這本書的方法，也就是訪談調查在先。我們知道，胡適先生也曾經強調研究方法，他對方法的強調，被看作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幟。自從胡適遭到攻擊批判，他關於方法的強調也被否定了。

　　在“文革”歷史寫作方面，訪談調查的方法尤其重要。中國已出版的幾部“文革”通史和紅衛兵史，篇幅很長，但是只有《“文革”十年史》提到兩個在1966年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普通人，其他幾部都沒有提到作為普通人的受難者名字。除了權力當局的各種禁令以外，作者僅僅依靠前人留下的文字影像材料而沒有自己做調查，也是重要原因。

　　余英時先生提到，孔子說的“文獻”，是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獻”的意思是老人，進一層就是老人講述的故事。現代漢語裏“文獻”已經變成只有一個意義，即”文”字原來所指。我的這本書，是用孔子所用的“文獻”的意義，即“文”和“獻”兩種來源寫成的。

　　我認識麥克法夸爾教授是在1996年。那時他看到我寫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的英文本，就問我能不能印進他在哈佛大學講課用的讀本裏面。從那以後，這篇文章就一直被選課的學生閱讀。每次都有數百學生選他的課。聽說他曾經在課堂上帶領幾百學生喊“毛主席萬歲”，還讓學生“大聲些”。我想這樣的教學方法是很好的，這能幫助學生理解“文革”的狂熱和暴力是怎麼煽動起來的。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序言裏講到《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的一段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姆·戈登的這部長篇小說，講一群孩子落到一個荒島上，離開了文明社會的規則和大人的管束，在那裏他們變得野蠻和殘暴。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但是其中寫到的孩子們怎麼分派、爭權、殘殺等等，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時時可以看到，“文革”時期更是如此。這是偉大作家對人性的深刻洞察。麥克法夸爾教授還進一步指出，“文革”中的紅衛兵不但不受束縛，還受到最高領導的慫恿鼓勵。這樣，他指出了“文革”歷史並不是僅僅用《蒼蠅王》揭示的那一種普遍的人性的惡就足以解釋。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在我的下一本書裏會探討這個問題。

　　我也深深感激麥克法夸爾教授很久以來對我的研究的肯定和支持。當我遭到有些當年的打人者威脅的時候，當我被有的學者質疑”寫這些死亡有什麼意義”的時候，他給我來信說：你的研究有重大意義，請堅持你追尋事實的方向。

　　第三位作序者和前兩位不同。蘇曉康先生是在中國經歷了“文革”的人。而且，假使不是因為”六四”發生而流亡美國，他會完成已經開始了的一部關於“文革”的記錄電影片。他在1989年已經開始了解關於卞仲耘的死亡，他也了解了和卞仲耘所在學校相隔不遠的北京男八中負責人華錦的死亡，拍攝了被打傷致殘坐在輪椅上的男八中副校長韓久芳。我相信，以他的思想深度和能力，這一定會是一部非常深刻翔實的“文革”歷史紀錄片。雖然這部未完成的片子已經散失不見，我盼望他將來還會完成這部紀錄片。

　　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跟蘇曉康說話，感到驚奇，因為他知道卞仲耘。我是第一次碰到一個知道和關心卞仲耘之死的作家。關於“文革”受難者，“文革”後的官方報紙只提到過一些職位很高的人和社會名流。他的序對“見證”的意義的深刻闡發，特別是他強調寫作作為一種見證的意義，對當代中文寫作的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見證”是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見證”是每個對犯罪事實知情的人的義務。“不作偽證”應該是人最基本的行為原則之一。在中國法律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見證”概念沒有得到足夠的強調。同時，在“文革”的罪惡還沒有得到健全的司法審判的情況下，”見證”必須成為寫作者的重要任務。我在下一本書裏會繼續這方面的努力。

　　寫作雖然是個人的行為，需要一個人集中精神思考和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但是寫作不能像閉門製作“永動機”那樣，寫作需要他人幫助。我感激其他寫作者的幫助和支持。如果其他寫作者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們什麼，也請告訴我，我會盡力來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