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歷史和政治學講座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分水嶺。1966年以前，中國是毛澤東主義階級鬥爭和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的合成品。1976年以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和列寧主義一黨統治的混合物。”（為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序）長期以來，這個“分水嶺”卻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學界、民間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時出現過兩次討論熱潮。但是近年來，“文革”這種“逢十才成熱門話題”的現象有了改變，出現持續升溫趨勢。至少在海外，可以說包括卡瑪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與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都推動了“文革”討論熱。

　　“文革”當然不應只是“逢十”才成為關注熱點。其實，《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博士年復一年，為讓全民族銘記這場浩劫的事實和教訓而努力，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她調查和寫作，作家蘇曉康寫道：她“一家一戶地調查”，“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她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文革受難者》一書日前已經在香港出版。這本書有572頁，50萬字，記敘了659名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悲慘故事。

　　筆者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與王友琴進行了多次訪談。筆者也詢問了王友琴對卡瑪的影片與丁凱文等人推動的重審林彪罪案的看法。

●“我從未對卡瑪說過‘宋彬彬沒有參予’”

　　高伐林：卡瑪女士在就其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接受筆者的採訪中，認為宋彬彬為“文革”中打人的人揹了黑鍋。在我詢問卡瑪這一斷定的根據時，卡瑪說：“多年來從許多見過宋彬彬本人或與她有直接接觸的人那裏了解到的情況，她的為人，以及相關的時間、地點。這些人，不管原來是哪派的，都與宋彬彬本人的說法一致。”卡瑪特別提到：“例如，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問宋彬彬參予了沒有，她說沒有。”

　　卡瑪關於宋彬彬的這一說法，引起很多觀眾和讀者的爭辯。既然卡瑪特別提到了你，並認為你“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聽聽你調查掌握的情況，以及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網上您和卡瑪的對話，她提到我說了“沒有參與”，很覺得奇怪。

　　什麼是“參與”？我想，在中文裏“參與”不是生僻的詞，其意義很清楚。讀我發表的文章，你會清楚地知道我是否會說出宋彬彬“沒有”“參與”。

　　關於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學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書《文革受難者》裏，有一篇兩萬字的文章。這篇文章在網上發表已經四年。我的更早寫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則發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領導人。我的調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難者。這篇文章中有幾處提到宋彬彬。

　　一處是：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宋彬彬和另外兩個高三學生貼出的。他們很快得到被派到學校來的工作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來遭到鬥爭。宋彬彬成為革命師生代表會的副主任。

　　一處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毛澤東下令撤出工作組後，學校裏紅衛兵掌權。8月4日紅衛兵用暴力攻擊了一批原學校領導人、教員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鬥爭。她遭到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傷，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骨折。

　　一處是：卞仲耘死亡的當天晚上，宋彬彬等紅衛兵領導人去北京飯店見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卞仲耘之死。沒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一處是：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說了“要武”。他們二人的大幅照片發表出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二版頭條。她的父親宋任窮在那時被提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8月18日大會以後，在師大女附中的化學實驗室裏，紅衛兵把一個附近飯館的18歲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後的20天裏，數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大規模的群體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國蔓延，卞仲耘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從以上事實，您以為可以說宋彬彬“沒有”“參與”嗎？

　　僅僅從邏輯上說，除非一個人是時時刻刻緊緊跟隨著另一個人的，不然都不能來作證說那個人“沒有”做什麼。也就是說，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關係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說她“沒有參與”。

　　另外，應該說明，卡瑪在製作她的電影時，並沒有向我問過任何問題。在她的電影上演並且受到觀眾的質疑後，她才在回答你的提問時引用我來作辯護。

●電影裏前紅衛兵所在學校至少打死八人

　　高伐林：卡瑪解釋過，這部影片，因為當年音像資料的限制，側重在展現“新中國的同齡人”思想發展過程，重點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對他們潛移默化，最後表現為“紅八月”瘋狂施暴。卡瑪也說過：很慶幸這部片子不是表現“文革”的“唯一”一部片子，“我們必須正視我們自己這個文本的局限性”。你認為卡瑪這部影片成功之處和局限性是什麼？

　　王友琴：我沒有看過卡瑪的電影，不能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高伐林：卡瑪的影片中採訪了各種類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當年的紅衛兵。你的調查是否也涉及他們在“文革”中的作為？對他們在影片中接受採訪時所說的話──當然，這肯定不是他們的全部看法，由於影片長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脈絡，編者有所取捨──你有什麼看法？

　　王友琴：我剛才說了，我的調查和記述的中心是受難者。既然你對卡瑪電影裏面的前紅衛兵人物有興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書裏有八個受難者，是被卡瑪電影裏這幾個人所在的五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後自殺的。這八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經在網站上四年了。

　　看過卡瑪電影的人說，出現在卡瑪電影中的前紅衛兵，沒有一個在電影中為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為表示道歉，沒有說一聲“對不起”。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接受卡瑪採訪的前紅衛兵沒有人表示過歉意或者說過“對不起”；一種是他們說了，卡瑪沒有放入片子。這一點你需要問卡瑪本人。不過整個電影沒有紅衛兵道歉，也沒有提到這些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一批人，這顯然是卡瑪的選擇和安排。她可以認為紅衛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這些人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打死的人，是違反了紀錄片的真實和平衡的原則的。

　　讓我們來看這八名受難者。我們剛才已經說了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和一個附近飯館的女服務員在這個學校中被打死。

　　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陳葆昆在學校中被打死。紅衛兵打死他以後，還強迫和陳一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師打陳的屍體。第二天是8月18日，紅衛兵都進城去天安門廣場受毛澤東接見，陳葆昆的屍體被丟在學校裏。又過了一天，才由火葬場的車拉走。

　　劉澍華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老師，1966年8月25日遭到該校紅衛兵大會鬥爭和毒打，深夜散會後，他從清華大學鍋爐房的煙囪上跳下自殺。他新婚不久，妻子正懷孕。該校高二女學生郭蘭蕙，出身於所謂“壞家庭”，在紅衛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理論下遭到攻擊侮辱，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殺死亡。她服毒後曾被送進醫院，當醫院打電話給學校問她的情況，紅衛兵不讓醫院搶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36歲的男教員孫迪，被紅衛兵打死在校園裏。目擊者說，一群女紅衛兵在操場上用棒子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孫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爛打飛了，形同裸體。空氣裏彌漫著濃重的血腥味。

　　還有陳彥榮，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35歲，七個孩子的父親，家住海淀藍旗營109號，處於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之間。他在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當晚被打死。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清華附中紅衛兵給陳彥榮的兒子開了一張介紹信領死屍，這封蓋有”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色圓形圖章的信被保留了下來，在我的書裏有這頁信的複印件。

　　實際上，這五所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害死的不止這八個人，這只是現在我能了解到的。別的受難者的名字和身份資料還有待尋找。希望讀者幫助。

　　這八個受難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會名流。他們以及大量的普通人受難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歷史記錄之外。這種排除後面潛藏的價值觀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認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麼。《文革受難者》一書，強調記錄事實，也強調絕不可以隱瞞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慘遭遇這一價值原則。

●三十年後也無人道歉

　　高伐林：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也跟宋彬彬在一個學校，她的書《點點回憶》中提到卞仲耘有高血壓，所以死了。

　　王友琴：這種說法的意思是把紅衛兵殺人事件說輕、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壓，在被打死之前不是還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嗎？那天不是還有四個人被打成重傷、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嗎？後來被綁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飯館的18歲的女服務員，總不會有高血壓了吧？為什麼這些都不提了呢？　

　　應該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30年後，羅點點不表示同情和難過，反而說這樣的話。顯然，這是“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殘酷哲學的一種真實表現。更最主要的是，她不以為打死卞仲耘是一項重大犯罪。

　　我問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他說，從來沒有紅衛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過道歉。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個使人痛心的事實。

　　王晶堯先生是一個誠實、認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關於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兩份1966年的筆錄資料，很能證明宋彬彬是如何“參與”並起著領導作用的。他看了卡瑪的電影以後，向我提起那兩份筆錄資料。他感到驚訝和氣憤：為什麼宋彬彬不但從未對1966年的行為表示道歉，而只是為自己粉飾？　

　　我也注意到不久以前多維發表過署名“霄雲”的文章，該作者寫到她的父親怎麼受到吳法憲的迫害，還寫到上海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怎麼在市中心打死一個人。她被卷到裏面也動手打了一下，卻連那個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為這件事情感到難過，把這件事情寫出來。這名前紅衛兵對待過去的態度是對的，別的人也應該像她這樣做。

　　高伐林：你在書中說到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在卞仲耘的中學讀過書，江青還為女兒的事情召見過學校領導人。江青對卞仲耘的死是否應該負責？有沒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證據？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這場暴力迫害並不只是針對她個人，也並非只針對一個中學。全國所有的大學、中學和小學的校長都被“鬥爭”──據我的調查，至今沒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計劃中的重要的一項，他自己說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過他直接支持紅衛兵來執行的。然而也正因為毛澤東在這一項事件上的罪責如此明顯，大批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被殺害和折磨，在“文革”後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審判時不被提到。

　　江青也是“文革”的領導者之一，她對紅衛兵暴力鼓勵縱容，因而對1966年的殺戮負有重大罪責。但是1981年審判的時候，當局只請了證人作證江青如何迫害她認識的上海的電影界人士，葉群如何幫忙。迫害上海的電影界人士，當然是罪惡，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釋成江青為個人恩怨報私仇。而迫害和殺戮卞仲耘和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惡，無法拿“報私仇”來解釋，於是就不被提起。

　　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這些人顯然了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打人和殺人事件。卞仲耘被殺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性“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正在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當即把此事當面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序中指出：中共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評了毛澤東，說“文革”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但是把林彪和“四人幫”的所作所為說成“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說他們“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煽動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決議》就這樣把毛澤東開脫了。江青被判處了“死緩”，但是其實對她的罪行，卻沒有說夠，這罪行主要就是，對普通中國人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和虐殺，特別是1966年和1968年這兩次迫害高潮；此外，還有他們對公共財產和文物的巨大破壞。

　　（未完待续）

　　（写于2004年8月。当时笔者用笔名“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