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胡啓立、閻明復褫奪烏紗，後職務貶降，依然獲得人們持久的尊重？誰能想到，田紀雲宦海浮沉，卻秉持良知，仗義執言，贏得民衆的欽敬？誰能想到，芮杏文、梁湘鬱鬱而終，但是在民衆心中卻爲之樹立豐碑？誰能想到，許家屯被迫出境避禍，卻讓他的思想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最想不到的是北京政變中下台的總書記趙紫陽，他被軟禁中發出的聲音，依然能够振聾發聵，讓官方忙不迭地封殺；而在改革開放中獲益的民衆，永遠銘記他被官方力圖在所謂“正史”中徹底刮去的巨大貢獻。

　
　“六四”事件，官方稱之為“暴亂”“動亂”，民間稱之爲“學潮”“抗爭”，而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不折不扣就是一場政變：幾位中共元老在一批陰謀家的推
動下，踐踏了“文革”之後初步建立的程序、規則，罷黜了中共總書記，中止了政治改革的進程，也切斷了政府與民衆好不容易正在恢復的互信，從而改變了國家的
方向。

　　這場角力在1989年6月初急轉直下分出了輸贏，贏家論功行賞，輸家問罪挨批。然而，弔詭的是，時段稍一拉寬，我們看到政變相關的各色人物，並沒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是往往與其當初政治浮沉出現巨大反差，被政變掀翻的失敗者卻聲望不墜。

　　本系列著作記敘了北京政變人物在“六四”期間的作爲和後來的結局，分爲“元老干政”“紫陽陷落”“精英沉淪”三冊，各自獨立而又互補。

　　“性格决定命運。”從這些北京政變人物的興衰浮沉，我們可以說：决定人的命運和歷史聲譽的，不在於一時的權力和政治選擇，而在於信念、人格和勇氣。當然——還有機遇。

趙紫陽反駁主要罪名
趙紫陽：重新評價“六四”
曾慶紅賀國強探望趙紫陽
當局不肯發佈“趙紫陽生平”
與胡耀邦有矛盾但沒落井下石
趙認為能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
分歧是在趙紫陽去朝鮮之後發生的
鄧小平做惡人不願讓人知曉
溫家寶、李鵬和楊尚昆都在表演
胡啟立差點成中國戈爾巴喬夫？
胡啟立發文章讚揚胡耀邦趙紫陽
萬里：選擇了沈默而保住富貴？
田紀雲：不負趙紫陽的深切信任
閻明復最後表態讓李先念不滿
李鵬指責：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
趙紫陽希望鮑彤合作寫書“北京十年”
鮑彤眼中的鄧趙之爭
許家屯：思考中國和世界的第三條道路
梁湘放了趙二軍一馬
梁湘和習仲勛吵了一架
鄧小平認可梁湘功績
梁湘多次得罪李鵬
領導偷帶梁湘過二線關回深圳
徐勤先和反對軍令的軍人們
抵制戒嚴的七位老將軍
《北京政變人物之 紫陽陷落 》

官場商場，人人自危
溫家寶主導黃光裕案，胡錦濤主導許宗衡案
清算廣東幫，誰是最大受益者？

從2008年到2009年，六十多名中紀委官員扮演“南粵巡按”，在廣東橫掃黨、政、紀檢、政協、司法、執法，戰果輝煌，所向之處，落馬的高官之多，不亞於當年遠華案，廣東官場商場，人人自危，一片肅殺。

廣東官場的大洗牌，有評論視之為“中共十八大權力鬥爭的前哨戰”，指這一系列反腐大案劍指廣東幫，震及中南海。

不
論是五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北京對廣東的地方主義一直非常“感冒”，所以一直要派外地官員到廣東“摻沙子”。如果說八十年代的外省籍官員如楊尚昆、習仲
勛、任仲夷是為了督促廣東加速開放，那麼謝非之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是要加強中央集權而派出李長春、張德江到廣東，目的是要牢牢控制廣東。而汪洋從重
慶調到廣東，則反映胡錦濤要清除江澤民的勢力。

黃光裕的案子是溫家寶主導，而許宗衡的案子是胡錦濤主導，目標各有不同。未來會如何發展，就看中共十八大的權力部署了。本來，腐敗是全黨全國的事情，現在突出廣東，廣東被捲到權力鬥爭裡遭災。

清算廣東幫，誰是最大受益者？一方面，廣東幫已經由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變成了貪污腐敗的“排頭兵”，有統計顯示，各省貪官外逃人數中，廣東佔了近四分之一，整治廣東吏治，勢在必行；另一方面，收拾廣東官，正好為汪洋的廣東新政清除障礙。

黃光裕：商場與官場的生態“方程式”
陳紹基：多樁案件交錯
“政法王” 的背後美女如雲
許宗衡：沒有利益我幹嘛冒這個風險
把許宗衡看成是溫家寶的人?
許宗衡與樓市關係曖昧
千萬買官錢落黃麗滿口袋？
誰是“衡女郎”
王榮如何讓深圳重拾信心？
梁湘：“六四”罷官被政治犧牲
鄭少東：保護黑勢力
黃光裕、鄭少東和朱孟依的三角關係
與“公海賭王”的權錢交易
王華元：“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王華元的情婦和私生子
黃松有：誘惑法官的太多
案外案：咖啡女老板性賄賂
對未成年少女特別有興趣
楊賢才：中國第一執行局長
肖揚：刮骨療毒，壯士斷臂
于幼軍：不是黃麗滿的對手
紅顏知己舉報了于幼軍
劉友君：從雲端跌落的速度

《廣東之劫》

　　俗話說：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這句話，在兩軍對壘、政壇拼殺
中，勝利者會這麽說，他們認爲，一舉定乾坤，自己的勝利就是最後的勝利，自己就笑到了最後，也就笑得最好；失敗者也喜歡這麽說，他們認爲，“君子報仇，十
年不晚”，歷史的較量，是一個回合接一個回合，對方這次就算贏了，自己將會翻本，對方並非獲得最終勝利，對方當然根本不是笑到最後的人。笑到最後、笑得最
好的，將是自己。

　　在1989年6月5日，北京政變决出了勝負之後，無疑，不論是上台的，還是下台的，無數人嘴邊挂上了這句話。

　
　1989年的“六四”事件，官方稱之為“暴亂”“動亂”，民間稱之爲“學潮”“抗爭”，而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不折不扣就是一場政變：幾位中共元老、準
元老，踐踏了“文革”之後初步建立的程序、規則，罷黜了中共領袖，中止了政治改革的進程，也切斷了政府與民衆好不容易正在恢復的互信，從而改變了國家的方
向。

　　這場角力在1989年6月初急轉直下，分出了輸贏，贏家論功行賞，輸家問罪挨批。贏家如鄧小平、李先念、李鵬、乃至袁木等人，自然欣慰得很，他們以爲，與趙紫陽及其麾下的人馬的多年纏鬥，已經大獲全勝，既然笑到最後，自然笑得最好了。

　　然而，弔詭的是，時段稍一拉寬，我們看到政變相關的各色人物，往往與其當初站隊相悖，甚至與政變時的輸贏截然相反，他們的笑容尚未收住，情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笑容已經變得尷尬了：

　　誰能想到，政變時氣焰萬丈的楊白冰，三年之後就銷聲匿跡？

　　誰能想到，政變時不可一世的陳希同，過了五年卻垮台受審？

　　誰能想到，政變時志得意滿以爲鹿死己手的李鵬，終其一生也只能屈居老二？

　　誰能想到，李鐵映、何東昌、袁木這些人賣力表演，“飛鳥盡，良弓藏”，置之閑職，不予重用？

　　誰能想到，江澤民、李瑞環在“六四”政變期間投機獲益，使他們永遠揹上了包袱，其任期從始至終，都得為維持原定的結論、壓制海內外質疑而焦頭爛額？

　　還有更多老人，儘管在其有生之年沒有翻車，但是屍骨未寒，其“豐功偉績”已經風化崩塌，如果九泉有知，恐怕也笑不出來了；

　　就算是北京政變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雖然調集數十萬大軍保住了江山，但一旦蓋棺論定，他推動改革開放的彪炳千秋的功業，他獲得的官方那些隱惡揚善、花團錦簇的悼詞，終究掩蓋不住他下令開槍屠殺和平請願學生和民衆、令世界震驚、讓中國蒙羞的巨大污點。

　
　我們在這本書中，記敘北京政變的獲勝者們在“六四”期間的作爲和後來的經歷或結局。捲進北京政變的人物，即便是有名人物，何止上百？我們無法一一列舉，
只能遴選與政變關係密切的人物寫來。像陳雲、鄧穎超等人，與這場政變沒有直接關係，我們在某些人物的相關段落中順便介紹，就不單獨成篇了。

　　這本“元老干政”，是第一本；我們將在“紫陽陷落”和“精英沉淪”兩本書中，介紹更多北京政變的人物。本書內容來自筆者的親身見聞和衆多知悉內情者的講述，引用資料都注明來源。但也有些來自互聯網的資料無法追溯其原始出處，難免出現錯謬，敬請讀者斧正。

　　誰笑到了最後？——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回答，歷史是連續的，人物的命運在變化，事件的後果在遷移，歷史的評價也在次第展開。本書的評述，當然也不能寫下“最後”的句號。不過，我們想起一首有名的歌中的歌詞：“種瓜的得瓜，種豆的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性格决定命運。”從這些北京政變人物的興衰浮沉，我們可以說：决定人的命運和歷史聲譽的，不在於一時的權力和政治選擇，而在於信念、人格和勇氣。當然——還有機遇。

　　誰笑到了最後？誰笑得最好？(摘自《元老干政》)

     《元老干政》

和我本人經常有些來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衛措施」比較放鬆和我的腳病痊癒以後，我的活動範圍也主要是局限於定期訪問中央委員會、總參謀部和軍事學院，還有總共到前線去了五次。當然，還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記了。

給
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40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
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面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
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象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厚的菜，象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
南方，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能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
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當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總之，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歷來很
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從歷史中，也就是說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
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就連他
那句關於紅辣椒的格言也是隨形勢而變化的。在雲南時，真正革命者的標誌是生產鴉片，因為當時發給紅軍戰土的津貼，不是銀洋而是鴉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標
誌是蝨子，在那裡我們幾乎讓蝨子給吞吃了。類似這樣的格言和比喻，我們還可以隨意舉出一些例子，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但其效果還是
明顯的，因為它們畢竟適合了一定的具體情況。毛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裡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
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李
德曾是中国红军的军事统帅，是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外国人。但李德被中共妖魔化，指责他造成了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他
也被描述为一个要求和女红军上床的色情狂。然而，我们从这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哈耶出的《李德回忆录》，却看到另外版本的历史真相：毛泽东是怎样打
败博古、周恩来、李德、张国焘、王明、张闻天，最后打败蒋介石的?
當
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這種看法，他還說了幾條理由：毛從來沒有在國
外生活過，不懂外語；中國又非常缺少馬克思主義著作，有限的幾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數。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義的方法，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概
念，並加進其他的內容。例如他常常講無產階級，但是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產業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貧窮的階層——雇農、半佃戶、手工業者、小商販、
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階級劃分，不是從「社會生產的一定歷史地位」及其同生產資料一定的關係出發，而是從收入和生活水準出發。這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
庸俗歪曲，在實踐中影響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統計數字，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這種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觀判斷來確定不同階層的階級性
質，並在實際上否定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他交替使用的這兩個概念，被他歸結為共產黨的統治，而共產黨的統治在他看來又體現
為紅軍的力量，因為他認為，階級鬥爭主要是以內戰的形式進行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同博古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交談了多次，我知道，他們
對這一切是有認識的，但是他們卻沒有與之鬥爭。他們不想由於這些「理論」問題同毛澤東破裂，這當然也是符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路線的。他們知道，毛在中
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由於這種傳統毛同農民的
關係非常密切，但對於沒有參加武裝鬥爭的「城裡人」，則以白眼相待。因為他同工業城市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什麼接觸，所以在他的眼裡，蘇區以外共產黨人英勇
的地下鬥爭是無足輕重的。他認為，只有農民軍隊的武裝鬥爭才有意義。他狂妄地以為，只有他才能擔負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勝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來，只要
有利於他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用。

1931年以前，他在閩贛地區實際上曾經達到了這個目的。在這之前，黨內存在著激
烈的衝突，衝突是以當時的中央全權代表、前敵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一方，以湖南省委及閩贛地委為另一方。有關這次衝突的詳細情況，我在這裡雖然比在上海知道
得略微多一些，但至今仍然不甚瞭解。總之從我得到的一些暗示可以看出：毛主要是依靠對他唯命是從的軍隊領導人，在1929—1930年用強制手段取消了省
委和地委，在鎮壓反革命——「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分子」以及真正的或所謂的托派和社會民主黨——的幌子下，據說從肉體上消滅了很多反對毛路線的黨的幹部，其
中也有紅軍戰土，特別是政治工作者和軍事指揮員，以及在1927年廣州公社失敗以後和1930年暫時佔領長沙以後參加紅軍的工人。我聽了雖然很吃驚，但對
這些不可靠的謠傳並不十分介意。直到現在，這些謠傳才在文件資料中得到證實，使人不寒而慄。當時大家也許認為，而且也希望，令人不快的內部鬥爭已經過去。
周恩來稱毛當時採取的恐怖手段為「鎮壓反革命鬥爭中的過激行動」，項英剛直率地稱之為「黨派鬥爭」。(《李德回忆录》)

第四次中央全
會以後，毛在中央蘇區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損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寧都召開的擴大會議，以及最後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遷至瑞
金，所有這些對他來說都是報警信號。他的影響明顯地減弱了，在五中全會上他要求發言，但沒有成功。從此以後開始了一場隱蔽的爭奪，黨和軍隊領導權的新的不
平衡的鬥爭。之所以說是不平衡的，那是因為我們大家把毛看作是群眾威信很高的革命領袖，對他很尊敬，我們誠懇地盡力去尋找同他的共同語言；而他卻施展政治
陰謀，暗中用盡心計，不僅想恢復他已經失去的影響，而且想更進一步奪得全黨的領導權。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組織了一個反對派小組，小
組成員都是1930年他反對湘、贛、閩省委時支持過他的地方和軍隊的幹部。屬於這個黨內宗派的有古柏、曾山和毛的秘書陳正人，1930—1931年他把他
們推上了江西省委和政府的領導崗位，但這時他們都不再有什麼顯著的作用了。我不知道，他們以後是否又東山再起。此外，還有他的弟弟毛澤覃和毛澤民，他們兩
人只做過基層的經濟和財政工作，而從來沒有擔任過重要的政治領導。參預其陰謀的還有受他保護的羅明和蕭勁光；軍隊幹部中除了林彪，還有當時是師長的陳毅和
軍政治部《紅星報》編輯的鄧小平。

博古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當然不得不主管政治問題以及越來越突出的軍事問題，這就使他違背自己心願地成
了毛的對手。他只有25歲左右，在理論上很有修養；雖然年輕，但政治上很有經驗，然而在制訂軍事方針時，他總是樂於接受我的建議和周恩來的決定。我同博古
之間逐漸建立了友誼，這種友誼也經受了以後幾年意見分歧的考驗。我同他作過多次交談，從交談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觀點，但他認為必須同毛合
作，以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他而維護黨的統一。他被毛貶職以後，還一直堅持這種看法，直至1946年悲慘地死去。誠然，這種「忠誠」的態度，使他以後又
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只有共產國際的權威和蘇聯的利益，在他看來始終是高於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紀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
博古一樣致力於增強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多次表示很蔑視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但是作為負責政府和蘇區工作的中央書記以及閩贛蘇區政府的新領導
人，他也逐漸陷入了毛的影響之下，並轉到了他的路線一邊。對此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軍事計畫，顯然他相信這個計畫在中央蘇區的具體情況下是正確的。但
洛甫並不因此而放棄他自己的立場，所以，在他作為博古的後任當上中央總書記之後，又多次同毛發生衝突。到六十年代，毛終於把他徹底趕下了台。(《李德回忆
录》)

《李德回憶錄》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前敵指揮部的關係以及總參謀部和前敵指揮部的關係問題。我們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見，認為合併這
兩個機關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它們本來都是用同樣的聯絡工具——軍用電話和電台與部隊取得聯繫，而且由於中心區離前線不遠，親自同部隊指揮員聯繫，也不致有
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另一方面，朱德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紅軍總司令，周恩來作為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委員以及紅軍總政委，在瑞金可以更好地履行他們的
職責。這樣，有關職權範圍的一切含糊不清的問題就一下子都解決了。至於中央紅軍進行大規模戰役的領導問題，可以根據需要由第一軍團總指揮林彪或第三軍團總
指揮彭德懷負責，如有必要也可以由軍事委員會的某級領導負責。這個決定由軍事委員會批准以後，從1934年初開始實行。
李
德曾是中国红军的军事统帅，是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外国人。但李德被中共妖魔化，指责他造成了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他
也被描述为一个要求和女红军上床的色情狂。然而，我们从这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哈耶出的《李德回忆录》，却看到另外版本的历史真相：毛泽东是怎样打
败博古、周恩来、李德、张国焘、王明、张闻天，最后打败蒋介石的?

六
年以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在莫斯科宣稱，我企圖用這種手法免去周恩來和朱德的指揮員職務。還說，毛澤東看穿了這個陰謀，激烈地反對了這種做法。憑空捏
造、誣衊誹謗是毛主義陰謀政治的一個典型例子，其荒謬程度真是無以復加。甚至周恩來，雖然他在那時早已轉到毛的立場上去了，對此也加以否認並解釋說，他不
知道這件事情。

當時周恩來和朱德的關係，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我的印象是，一切軍事問題都是由周恩來決定的。具體地說，滸灣戰役就是
這種情況，這也是我們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博古暗示說，朱德多年來已退居幕後，1929年毛獨攬了軍事領導大權，但是在1932年又不得不讓權於周。我發
現，在這裡黨內衝突正激烈進行，而我也就不再多問什麼了。很久以後我又聽到一些關於這方面的事，我想以後再談。(《李德回忆录》)

《李德回憶錄》

　　1995年底，吳江（胡耀邦時代中共理論權威之一，曾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教育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在香港出版。吳認為趙紫陽在1987年胡耀邦倒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並暗指趙紫陽“落井下石”。

　
　《趙紫陽的秘密》透露，趙紫陽在訪談中對此事忿忿不平，他說︰“有一本書，吳江寫的《十年的路》，我是很不高興的。1984年5月，我的確給鄧小平寫過
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就是關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和完善中央領導制度。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提到過這封信。他說‘趙紫陽也給我寫了信，提到趁我們老一輩
健在’，但是具體內容卻沒有講，因此造成了一些誤會。既然鄧小平沒有講過這封信，吳江怎麼會知道這封信就是反對胡耀邦？事實的真相吳江是知道的”。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 ︰“胡耀邦的去留，根本就不是我這一層所能決定的事。我與胡耀邦的確在工作上有矛盾，由於這種工作上的矛盾，我在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也沒有幫他說話。盡管當時我可以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沒有說過落井下石的話，也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

　
　趙紫陽認為︰“即使沒有發生1987年的學潮，胡耀邦也會下台。其實，在1986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前，我就感覺到胡耀邦的前景不妙，可能
要倒。因為當時鄧小平曾就反自由化的問題，前後三次托人給胡耀邦帶話，最後一次是由我轉達，連打了三次招呼，希望他（胡）做為總書記，對這個問題要有所重
視。按照黨內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應當主動去見鄧小平。但是胡耀邦沒有理睬。當時連李瑞環都打電話給萬里，說自由化搞得太嚴重，應當加強手腕。最
後，是‘七人小組’（這一小組以鄧小平為首，其中鄧有拍板權，陳雲有否決權，並听取李先念意見）做出決定要胡耀邦下台”。

《趙紫陽的秘密》

　　“我認為能夠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

　　趙紫陽還回憶︰胡下台前後，我注意到鄧力群起勁地批胡，為了不讓左派上台，才沒有推辭地接過總書記職務。“我認為能夠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

　　趙紫陽當了總書記之後，就做了胡耀邦未做的事。上任不久，他對鄧小平匯報說“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鄧小平听後默默不語，趙心里就有了底，隨即發動反左運動，把鄧力群壓了下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1987年壽終正寢。

　　趙紫陽在訪談中說︰“當了總書記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政治也不太懂，不是一個戰略家，干國務院總理還是合適的。”

　　我寫過信﹐但沒有講耀邦的事

　
　對於楊繼繩問到的另一件事﹐是否對胡耀邦落井下石﹐趙紫陽回答﹕這種看法集中起來有四件事﹕一是說他下臺前我告過他的狀﹔二是說小平要退下來徵求意見
﹐胡耀邦舉雙手贊成﹐我說離不開小平﹔三是說胡下臺前我批評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說1983年我和陳雲聯合起來搞胡耀邦。

　　人們說我寫信告胡的狀。我是寫過一封信（只有一封信）﹐這封信只是一般意義上講黨的領導制度問題﹐沒有講耀邦的事。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各方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
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
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
﹐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趙紫陽說﹕這中間有個誤會。確定耀邦下臺以後﹐1987年1月﹐在批評耀邦的“
生活會”上﹐我也講了這方面的問題。我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
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
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講到這裡﹐我說﹐早在1984年我給鄧寫過一封這樣的信﹐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
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吳江的書中說﹐薄一波在“生活會”上念了這封信。實際上沒有念。當時要念了就不會產生誤會了。
胡耀邦與趙紫陽。
　
　趙紫陽還澄清說﹕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對我說﹐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
屆不當總書記。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耀邦當時是接受的態度。耀邦還說﹐這樣安排以後﹐你當總書記。我說﹕“我雖比你小
幾歲﹐但我們倆是一個年齡杠杠的人（在60－70之間）﹐沒有你下臺我接的道理﹐可以讓啟立來接吧。”他說﹕“讓啟立馬上接還不行。”我說﹕“能否十三大
不設總書記﹐由常委來輪流主持﹐輪流值班。”他說﹕“這個意見好。”小平沒有同我談他退不退的問題。

　　趙紫陽繼續說﹕我不贊成鄧退
出常委﹐那是胡下臺以後的事。1987年夏天﹐成立七人小組﹐負責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負責。這次小平講﹐十三大他不做常委（軍委主席還做）。當時
我不贊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還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說過）﹐與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內管事。何況在很多老同志還在的情況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分
量太輕。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內面管事。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六四 ”就有人說“垂廉聽政”。

　　兩個老人不一致﹐總書記難當

　
　趙紫陽還說﹕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
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重復我的話說﹕“大秘
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只聽鄧的﹐ 不聽他們的”。兩個人難辦了﹐三個人更難辦了。

　　1986年還有這麼一個情況。胡訪問歐洲時﹐多次向記者講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我外出訪問時一概不回答這樣的問題。他是總書記，避不了。是否有人從這裡覺察出我們對鄧下臺態度不一致﹖

　　趙紫陽認为﹐胡下臺不是講鄧退下來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麼狹窄﹐他還是偉大的嘛。他對胡很了解﹐只是認為胡不夠持重。

　　改革中哪些事與胡耀邦不一致
胡耀邦與鄧小平。
　
　趙紫陽還說到1983年的往事﹕說1983年陳雲倒胡沒成功﹐說有三次常委擴大會在經濟問題我批評耀邦。事實是﹐有一次常委聽財經小組匯報﹐匯報的中心
內容是“經濟指標不搞那麼高﹐
定低一點﹐讓下面超額完成﹐比高指標好處多”。這是我安排匯報給小平聽的。小平說指標定得太低。這次匯報是對小平這個問題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計委的姚依林和宋平匯報。小平主持。……陳雲拿出講稿﹐針對胡耀邦一段時間內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10條（也可能是7條）批評意見。如耀
邦曾說過﹐財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陳雲就說﹕“財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還有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劃談過看法﹐陳雲對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評。陳
雲批評時﹐耀邦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承認。看來陳雲是憋了一肚子氣﹐一吐為快。小平不願意在這個場合下批評耀邦﹐也不願意爭論。他沒思想准備﹐不太高興。
說﹕“今天主要是聽匯報。”

　　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他作了
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裡來。結果商店搞承包﹐賣家用電器的獎金很多﹐賣針頭線腦的拿不到獎金。我制止了。我認為城市經濟比農
村復雜﹐要慎重。當時的“包”字進城和後來的承包制是兩回事。

　　我和耀邦在經濟發展中的分歧在陳雲批評他前﹐在鄧那裡談了一次話﹐
說清楚了。我主張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張提前翻番。這是我們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去談了一次話。我說耀邦這些講話行不通。耀邦接受
了。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胡喬木認為耀邦在1983年那個全面改革的講話全文
沒有提“四個堅持”。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
胡耀邦必須在鄧﹑陳﹑李三個巨頭之間周旋。
　
　陳雲批評耀邦之後﹐胡喬木說﹕“經濟工作的不同意見對地方影響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來打個招呼。”小平說﹕“你們商量一下吧。”我們定下來開一次會商
量一下。事後我在書記處說﹕“書記處可以准備准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過了兩天﹐胡啟立到我那裡去說﹕“鄧力群在新華社的一個會
上把陳雲批耀邦的話捅出去了。”我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會還沒有開怎麼就捅出去了﹖立
即打電話﹐不要擴散﹗”之後我去天津。家裡來電話說﹕“各省打招呼會不開了。這是小平定的。”

　　趙紫陽還說﹕我從天津回來後﹐耀邦
到我家告訴我﹕“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我並不認為問題很嚴重。我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
要想得太復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也不懂。我也不認為喬木和鄧力群有非分之想。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的講話憋了
一肚子氣。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的﹐同舟共濟。”事後﹐胡啟立對我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

　　就在陳雲批耀邦前後﹐姚依
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反應。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
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
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

　　鄧為什麼不信任胡耀邦了﹖

　　小平為什麼不信任耀邦﹖
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國外也是亂猜測。小平對耀邦態度改變﹐有人說是受陳雲的壓力﹐有人說是受到挑撥。挑撥是有的﹐關於四項基本原則問題﹐鄧力群不斷打報
告。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對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經濟工作中的亂講話﹐鄧並不看重。鄧了解他﹐他們的關系很深。

　　根本原因是
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鄧認為如果將來老人不在﹐由胡來搞﹐中國自由化肯定要泛濫。鄧在反自由化問題上對胡越來越失望。1981年批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第
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領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滿。中間鄧讓啟立和喬石兩次傳話給胡﹐批評他對自由化太軟弱﹐對有些
人不處理。

　　第一次是讓啟立傳的話﹕“對自由化採取這樣放任軟弱的態度﹐是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尤其是反精神污染。這使鄧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鄧提出來的。反精神污染有擴大化現象。搞了28天不了了之。

　　本來就完了﹐鄧也覺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這以後胡多次對這一段評來評去﹕“提法不科學”、“搞了擴大化”。外國記者也從中挑撥。

　　1984年12月﹐作協四大﹐在耀邦講話的空氣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氣很大。作協選舉﹐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較積極的人全部落選。這樣一來﹐很多老同志有意見。認為作協四大是對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協四大是耀邦和啟立主持的。老同志對他們當然有意見。

　
　1985年﹐小平讓喬石給耀邦傳話說﹕“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著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1985年在
北戴河﹐在啟立﹑喬石給耀邦傳話之後﹐我對耀邦說﹕“要研究一下﹐給小平要有個交待。”當時他同意了。但他卻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後來我問他﹕“老爺子打
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鄧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陸鏗的談話。鄧對這件事看得很重。……
1986年﹐從北戴河回來的一位老同志問我﹕“耀邦同陸鏗的談話你看過沒有﹖”小平對這位老同志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小平還對這位
老人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我觀察到﹐從這時起﹐老人們對耀邦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兩個老人不一致﹐總書記難當

　　趙紫陽表白說﹐那個時期我雖然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我想﹐讓別人搞就沒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那時不可能為胡講話﹐講也沒有用﹐早就定下來了。能把啟立保下來很不錯了。

　　耀邦下去了﹐常委會不能開﹐搞了個五人小組﹐啟立是一個﹐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贊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來後﹐啟立受到很大牽連﹐他參加五人小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根据我从中央委员会获得的情报，1932年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初期，苏区及其居民和武装力量的状况如下：

中
央苏区，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设在那里。它位於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土地联成一片，比较稳定，有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四、五
百万人。中央苏区的正规武装力量中央红军，是由第一、第三和第五军团以及五个师（以后是六个师）组成，约25,000人，15,000至20,000支
枪。除此而外，在这里还有一些独立的地方师、团，合计约三、四万人（同样有15,000至20,000支枪），其战斗力差别甚大，比起正规的军团当然要差
得很多。还有农民的自卫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等等。然而，这些组织如果说有什麽武器的话，那也是非常少的。他们的战斗行动只限於防御民团（由地主豢养的
土匪）偶而的袭击，此外就是在军需、给养方面帮助正规部队。
李
德曾是中国红军的军事统帅，是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外国人。但李德被中共妖魔化，指责他造成了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他
也被描述为一个要求和女红军上床的色情狂。然而，我们从这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哈耶出的《李德回忆录》，却看到另外版本的历史真相：毛泽东是怎样打
败博古、周恩来、李德、张国焘、王明、张闻天，最后打败蒋介石的?

在中央苏区的北部和西部，还有三个独立部队的根据地，但中央苏区同
他们没有固定的联系。在江西、浙江、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有一片交战甚为激烈的游击区，它拥有15,000平方公里，将近100万人口。在方志敏的指
挥下，红十军在这里活动，有五、六千人，三、四千支枪。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南端，即已经由国民党政府划线测定，但尚未建成的武汉至广州的一段铁路地
区，有两个独立师，即第17师和第18师在这里作战，这两个师以后在萧克的指挥下合并成第六军团，其根据地同样有15,000至20,000平方公里，
100万至150万人，武装总数一万人，七、八千支枪。方志敏和萧克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袖，他们保证了这两个地区的严格的政治领导。

然
而，独立16师所在的湖南、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游击区，情况则不同了。这个游击区也曾一度拥有12,000平方公里土地，50万人口，三、四千战士，但
在这里既没有建立坚实的政治领导，也没有在人民中贯彻正确的政策，也没有创建有效的苏维埃机关。实际上是听其自然，以后这个师就逐渐瓦解，它的根据地也丧
失殆尽。

拥有四万平方公里，300万人口的第二大苏区，位於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在长江以北，京汉铁路以东。这个地
区的正规武装部队组成了第四军团（也常常称为第四军、第四方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12,000至15,000人，一万支枪。此外，在这里还有一些拥有
五、六千战士的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在后来主力部队撤出以后，合并到第15军团（实际是合并到第25军团，这一点直到1935年秋我在陕西时才知
道，但是为了叙述上的真实，在此以前，我仍称第15军团）。张国焘受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委托，在这里实现了政治上的领导，并且日益加强了军事上的领导，这里
是否设立了中央委员会办事处，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是很可能的。

最后，在长江中游，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地带，还有第二军团所在的苏区，该区拥有二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二百万人口，一万多名战士。

粗
略地计算一下，一共有六个较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具有战斗能力的、或多或少是正规的武装力量65,000至72,000人，
45,000至50,000支枪。这样，在1932年春，也就是说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开始时，苏区所占的面积，即使不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一些
较小的孤立的、尚未巩固的游击区计算在内，也达到了最高点，至於武装力量和正规部队，在这时尚未达到最高程度。

与中国内地18个省份的总面积相比，苏区占3.5－4％，人口占2.5－3％。土地和人口之间之所以有这个差别，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苏区主要是在人烟稀少的各省交界的山区，此外多年的内战和敌人的围剿，也使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我在上海为着指导战争而作出政治和军事决定时所掌握的最初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只能作为一般参考，因为除了统计本身受到限制外，无论是「红」区还是「白」区的迅速发展也不断改变着这种情况，特别是1932年，这一年带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军事的变动。

蒋
介石终於巩固了他的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了一些省份的将领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使这些人的部队至少在形式上隶属於他的指挥之下。但是在下面，在国民党中国
的许多地方，却酝酿着争夺和阴谋，而且越来越公开爆发出来。这时，不仅是毛泽东，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日益立足於这一点，「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几
乎成了一张符咒，企望用它克服自己的一切困难，解决当时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在内战中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更由於日益高涨的反对日本
侵略的人民斗争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新旧冲突也因此而暴露出来，不过关於这一点，我想以后再谈。

内部的困难，首先在苏
区表现了出来。随着中央政治局的建立，以及唯毛命是从的前敌委员会的解散，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严重分歧开始了，其实这已经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小资
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派形成的最初迹象。但我必须承认，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932年8月在宁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由於过去的、特别是对
富农和中农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由於土地政策和恐怖统治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在军事上的片面主张，即所谓枪杆子政策，以及由於他一味退却、毫不抵抗的战
略而造成的苏区的丢失，还有向山区溃逃等等都在会上受到批判，被谴责为「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抵抗」。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
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象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
「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

直
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我们在上海中央委员会见面时，还多次谈到过这个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亚瑟·尤尔特同志以及以博古、洛甫为代表的党
的领导，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在给瑞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指示中，他们都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并且强调指出，一定要使他
能够通力合作。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还是上海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报告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主要是这样考虑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很大，而且有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对他应该迁就一些，以防止分裂
的危险，因为果真分裂，那对於中央红军和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将起到不幸的作用。不过，我们也是在隔岸观火，对中央苏区的真正情况很难一目了然。这种情况，
尽管不是主要的动因，也促使党的领导在1933年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巩固，并没有受到内部分歧的影响。1932
年，准确地说，1931年至1933年，它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遍及各个方面。经济政策的制定，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加强，特别是正规武装力量的发展。
上海和瑞金之间的无线电报交往也频繁起来，其中军事性质的，在我到达上海以后，都是经过我手的，因此我对最重要的措施相当了解。

在革
命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了总参谋部，主管部队的补充和供应，训练和后勤，并指导独立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行动。为了这个目的，中央苏区分成四个军区??南
军区设在会昌，东军区或称福建军区设在汀州，西北军区设在宁都，东北军区最先设在南丰，后来设在黎川。各军区分别在军区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总参谋部有电话
和无线电联系。这样关於边区情况的报告就能够迅速地传递，地方部队的战斗行动也能够相应地调整。总参谋长是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刘伯承将军，项英是中央政治
局委员、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掌管整个领导。

在各个部队里，无论是正规部队，还是地方部队，都设置了政委一职，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设立了政治部，由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领导，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政委，同时负责组织前敌指挥部的工作。为了培养司令员和政工干部，开
设了两所步兵学校和一所技术专门学校，主要是培养炮兵和工兵；直到1934年秋，有三、四千干部进了这些学校的短期学习班；还计画建立一所培养高级司令员
和政委的军事科学院，不过一直到1933年底才建成。(《李德回忆录》)

《李德回憶錄》

   在張愛玲出版的《傳奇（增訂本）》裏，在書前寫了一個《有幾句話要同讀者說》：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駡，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

    (張愛玲香港故居)

   
這麼清楚的立場，可見她決不是如有人說的那樣政治白癡。這就不難理解她在1952年能夠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勢，及時離開險地的行動，也成為了後來的馬思聰等人的榜樣。
 

    1949年5月27日，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時，張愛玲的心理與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樣是一種茫然。

   
《張愛玲的閨密》：張愛玲對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學就很看不慣，本能的反感，從內心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那時候左翼的進步作家寫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眾講話，為百姓訴苦訴冤，是人民大眾的文藝，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歡迎。但是張愛玲覺得社會輿論又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左派文學“診脈不開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眾不幸的藥方，如果非要這些作家開方，就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現在的知識份子談意識形態，如同某一時期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

   
在這時，張愛玲已經知道她不得不改變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環境，最擅長的題材，自己還能寫什麼呢？在以前有朋友曾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她想了一會兒，說：“不會。要未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旁人那裏打聽到，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們並不算是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張愛玲的閨密》：張愛玲通過海關檢查時內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證上用著化名。

    在這一時期，他以“梁京”為筆名在上海《亦報》上以連載形式發表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和《小艾》。《十八春》是她一生中第一部長篇小說。
   
《十八春》從男主角沈世鈞的立場回憶往事，以沈世鈞與顧曼楨的悲歡離合為軸心，描寫幾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婚姻在亂世睽隔中陰差陽錯。世鈞的良善和軟弱，曼楨的癡情和不幸，還有曼璐的自私，祝鴻才的無恥，，書中的主要角色，體驗了亂世的甜酸苦辣，最後為擁護新政權、貢獻新國家在東北大團圓。雖然有情人都未成眷屬，令人惋惜，卻各有所配，從此走向新生。全書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關人物也離離合合了十八個春天，正暗合傳統京劇《汾河灣》的舊典。

   
《十八春》表現的固然是兒女私情，卻也明顯糾纏著政權更替國家重建的大歷史敍述，是宗法“蒼涼”、主張“參差的對照”、一直致力於雜陳歷史的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中處理虛構敍述與歷史進代關係的一種新嘗試。以至有論者認為《十八春》聯結著兩個時代，聯結著兩個張愛玲；一個以往的張愛玲和一個可能有的新有張愛玲。

   
意料之中卻又在意料之外，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儘管當時“梁京”還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很多熟知張愛玲的讀者從《十八春》的寫作手法、技巧和作品風格可以猜知，“梁京”即是張愛玲。金宏達曾在《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緣〉）》中這樣說，“讀《十八春》讀出原來的張愛玲”。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報紙上連載的時候，張愛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請她出席上海市一屆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的請帖，她有點不知所措，是誰出面要邀請自己呢？她不知道，邀請她的正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戰勝利後由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文壇出了個張愛玲，他找來張愛玲的許多作品讀了，很欣賞張愛玲的文采，又看到報上連載的《十八春》，以及張愛玲編劇的《不了情》、《太太萬歲》等影劇，覺得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眾議，邀請她來出席會議。

張愛玲在上海的公寓舊居，坐落在靜安寺附近一個熱鬧的十字街頭，常德路195號，常德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樓。這種粉色已經陳舊得有些發黑，像被遺忘了的、因為已經過期而顯得發黑的粉餅。粉色的墻面上鑲嵌著咖啡色的線條，使這幢大樓看上去愈發古舊。

   
張愛玲首次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大會，她穿著緊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網眼的白絨線襯衫，這對她自己來說是極平淡樸素的裝扮，與她自己從前的絢爛的衣著相比，真可以說是脫盡鉛華了。但是在這會場上黑壓壓一片灰藍的中山裝中，她的這身裝扮還是顯得很突出。張愛玲坐在最後一排，她只是聽聽而已，並沒有發言。但是她不難感受到大會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歷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
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困惑不已。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到1951
年底時，政治的氣氛似乎更濃了，這年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普遍開展學習運動，號召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後，這個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迅速從教育界擴大到整個知識界和文藝界。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毫不例外要進行思想改造，像張愛玲這樣從淪陷區、國統區過來的舊知識份子當然更得“改造”了。這時的張愛玲，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政治白癡，她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未來的危險。

   
她預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脅。她說她怕交響樂，因為這交響樂像政治，“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個人的聲音都變成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她心中湧出一個念頭：出走。

   
《張愛玲的閨密》：香港大學複校的消息傳來，張愛玲就寫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學去詢問能否繼續因戰爭而中斷的學業，很快香港大學校方就答應了她。後來夏衍知道時，一片惋惜之情，卻又不置一辭。這樣一個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損失，但留下來，以後能否繼續寫她的小說都很難說。

   
她擔心夜長夢多，因此，她對誰也不說，只有和她朝夕相處的姑姑知道。臨走前，她與姑姑相約，為避免以後的麻煩連累姑姑，一走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愛玲保存，這樣，相依為命的姑侄二人就從此決別，永遠沒有了相見的一天。她一人由上海到廣州，再由廣州乘車到深圳，通過羅浮橋，對面就是香港了。在香港由哈耶出版的《張愛玲的閨密》(柯楠著)披露了張愛玲逃離中國大陸的詳細經過。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離開中國大陸。通過海關檢查時，她內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證上用著化名，海關檢查人員大概是她的《傳奇》和《流言》的忠實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就問：“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張愛玲一驚，不知該怎麼回答，只是戰戰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她緊張到了極點，生怕被扣下來。誰知那人竟非常和藹地笑了笑，不再檢查就放她過去了。

    (張愛玲用過的房間) 《張愛玲的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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