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1989年是让中共恐惧的一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并不能熄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反而让 人看清共产政权的残暴，而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社会主义一个接一个垮台，更使中南海内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坐卧不安。为了避免同样的下 场，在六四和柏林墙事件之后，中共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权力与资本狼狈为奸，在中国重新竖起了柏林墙。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 在他们冲破象征着共产极权铁幕的柏林墙时，世界见证和关注了他们的痛苦。然而同样是共产专制铁墙下的中国人的苦难，今天的世界却是静默的。这堵依然矗立的 柏林墙，残酷无情的将中国民众的抗议消灭在萌芽中，疯狂的钳制任何不和谐的思想和言论，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隔阻在民主自由的世界外。

所 幸的是，大墙内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风起云涌的民众抗暴，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统治者焦虑。更有幸的是，因为大纪元《九评》的发表，因其对中共本 质全面深刻的揭露、对邪恶的震慑清除促发的民族精神觉醒，形成的一场摆脱中共思想钳制、敢于唾弃中共的浩浩荡荡的退党运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力 量。

二十年前，共产极权在东德所制造的恐惧，奇迹般地一夜间被冲破了，渴望自由的勇气，瓦解了令东德人民恐惧的精神之墙。今天，无论中共 表面如何不可一世，相信这个奇迹一定会在中国再次出现，因为已超过六千万的三退人数，正是这种精神勇气的体现。勇气和良知在中国复苏之日，就是中共大限到 来之时。

柏林墙被推倒前夕，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宣读了一份新闻稿，宣布东德边境检查站全部开放，每个公民都有权拥有护照，沙博 夫斯基被人们称为“开墙者”。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历史关头，每一位退出中共的勇士，都是摧毁中国柏林墙的“开墙者”，他们将创造新的纪元，他们的选择将 结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最后对抗，将使共产政权在这个星球彻底覆灭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任何铜墙铁壁无法禁锢的。每一颗仁爱之心，每一个爱好和平自由的人，请声援中国人民抛弃中共的义举，请为摧毁中国柏林墙的开墙者们喝采。

博 主评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也算全世界的唯一一道奇怪的风景了吧？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全世界都在举行各种活动以纪念这个日子。可是惟独在 中国，在几乎任何公开的信息工具-报纸、电视、网络，你看不到任何提及这个事件的。仿佛在中国不存在这个日子，难道我们还在过阴历吗？我们还在隔绝世界 吗？我们还在封闭国门吗？否则为什么惟独在我们国家，我们对这个日子提都没有勇气提呢？

很简单，这是一个象征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义幻灭的日子，这是一个象征人类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地标性胜利的纪念日，一个象征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妖孽被斩首的日子。对于中国 共产党这个世纪余孽来说，是一个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日子，他们必然感到害怕的。

尽管如同许多在网络上用嘴皮子为他们壮阳五毛同志说的那样，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武库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财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独裁维持力量-最多人数的军队、警察、武警等等。他们的心情似乎应该是很笃定的，无所畏惧的，试问全世界哪里还有一个政党有如许资源？

那 为什么他们却如此害怕这个日子？为什么如此害怕网络？为什么如此害怕言论？因为他们害怕对他们来说是这世界最可怕的东西，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民意。所以他 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柏林墙-The great firewall，或者说是北京墙。所以他们也很明白，光靠穷兵黩武是不够的，还要掌握人心，用封锁、用政治欺骗来掌握人心。

他们明白， 一旦失去人心，即便世界上最大的武库也不能给予他们以安全，独裁专制的安全。如同清朝末年，清廷拥有独一无二的军队，他们能够镇压长毛、捻匪和拳民，却在 最后输给了手上只有一只听诊器的孙文。一个看起来强大无匹的政权，一旦气数已尽，倒起来便如汤泼雪，势不可挡。当年的苏联不也曾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武库吗？

如今，却只见：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1979年以来，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通过的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但在近些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涉案金额远超起刑点。基于此，不少法学界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界官员呼吁调整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

“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张军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法原有的一些规定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能跟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一些具体裁判缺乏合理性、公正性。
“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张军指出，按照刑法规定，从10万元到上亿元，量刑区间是一样的，老百姓会问，为什么几百万元的判了死缓，几亿元的不判处死刑？个案的公正与司法的随意之间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

博主评论：这就是大法官的水平？这就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水平？副院长建议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要宽容一点，几万元就立案审查太严厉了？在西方很多国家，对贪污受贿是零容忍的，只要证明你收了钱，并提供了方便，就可以审判了。为什么要对官员宽容？朱元璋当年杀贪官更加严厉，贪污三百两以上就杀头了。在对付贪官方面，共产党还不如封建的皇帝？

一方面拼命给自己加薪水，另一方面给自己收钱增加合理性，难道这样的政党能被称为人民的党？这样的政府能说是人民的政府？这样的官员还能说人民公仆？难怪这几年不太宣传这样的观点了，因为实在太勉强了，根本就无法欺骗任何人。

据官方媒体报道，民生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近期发布的《中国地产金融蓝皮书》报告称，截止到今年9月底，北京楼市的库存房已跌破10万套的警戒线，只够5个月销量，而就在今年年初，北京的存量房还够卖两年的。

中国土地资源有限，用一块少一块，尤其是北京市中心更是寸土寸金。没地建房子，房价就会越来越高，因此北京的房价总是跌不下来。可最近发现，就在北京城区最黄金地段，仍有些本该建住宅楼的地块，一空就是好几年，现在还闲着。

1/3开发商 只倒土地从不盖房

据 报道，北京市东三环的长虹桥有一块地原本是打算建住宅的，却一直闲置多年没有开发。这块地就是被称为2006年新年第一拍的工体四号地。北京地产界资深评 论人杨少峰说：“这块地是被香港的盈科，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他旗下的房地产公司拿走，当时这块地整个拍卖价达到5.1亿，规划面积才 4.6万平方米，折算完之后当时成家的楼面地价就达到1.2655万块钱每平方米，而这个周边最好的楼盘、最贵的楼盘才卖到1.6万左右。”

然而这块工体四号地却闲置了长达三年半时间，最终不仅没有被政府罚款和没收，而且还高价转让出去，并由此获取巨额利润。在盈大地产发布的公告中表示，此次工体四号地的交易，为其赚取税前利润大约为2.35亿港币。

杨少峰表示：“当时如果他把这块地盖成楼来卖，可能挣的钱只有几千万甚至不到一个亿左右，也就是说盈科地产在这块地运作的过程中，他实际上是一种炒地皮的行为。”这也是典型的囤地行为。”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说：“中国有一批房地产开发商公司是从来不盖房子的，就是倒土地的，从来不盖房子的。”“我能了解的情况，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囤地开发商 多是国企和上市公司

而 且这些开发商绝大多数都是上市公司和国企。这些国企和上市公司手中已有了那么多地，还在拚命拿地。杨少锋说：“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啊。我注意到前几个 月，有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就称，要增发几十亿元用于买地，实际上他们买了更多的地以后，又可以到资本市场融更多的资金。”

据克尔瑞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和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共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三季度末，十大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规模超过三亿平方米。其中，恒大地产以5100万 平方米的土地储备量位居榜首，碧桂园和雅居乐分别以4360万平方米、2950万平方米分获第二和第三位。

杨少锋说：“它们所拿到的这些地，可以够他们开发，多的够开发几十年，少的够开发五六年，绝大多数是十多年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目前供应到市场的大量土地被这些开发商囤在手中了。”

过 去五年，全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大约两到三倍。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2004年商品住宅的价格是每平方米4747元，今年 9月底为每平方米12482元。上海2004年是每平方米5761元，今年9月底是12016元；深圳2004年是6385元，今年9月底是13893 元。

潘石屹认为，近几年中国房价大幅度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囤地导致供求失衡。

政府增加土地供应 开工面积不升反降

而政府还在大幅增加土地供应。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助理周同伟说：“截至10月20日已经推出114宗地，944公顷，今年出让土地的面积是去年的两倍，普通住宅出让的面积是去年同期的157%。”

然而，政府增加土地供应，似乎并没有调动房地产企业的开发热情，今年北京的住宅开工面积不升反降。据统计，今年一到九月，北京住宅新开工面积为71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29.9%。

杨少峰说：“我们政府供应再多的地都会被开发商囤积在手中，它形不成真正的供应量，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供不应求这种假象就得不到改变，那么只要市场还是供不应求，只要这个需求远远大于供应量，那么房价肯定会上涨，所以说囤地是造成高房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地价最后转到房价 苦了买房的人

由于开发商大量囤地，今年即使加大土地供应量，但房地产市场还是出现地价、房价齐涨的现象。

专家称，而不盖房比盖房更赚钱，因此这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宁愿炒地，也不愿意动一锹土，他们这钱也赚得太轻松了。不过，这样一来，却大大加剧了土地市场的价格泡沫。而这些地价最后都会转化到房价上，苦了买房的人。

杨少峰说：“最终的买单当然是消费者。”

囤积现象屡禁不止：政策如同一纸空文

早 在90年代，中国两部法规明确规定，“对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1年而尚未开发的，征收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 权”。但这些法规白纸黑字地写在那儿，规定也是一次比一次严，开发商还是敢明目张胆的大肆囤地。除了像盈科这种大有来头明目张胆囤地，更多的开发商和土地 监管部门打起太极拳。

位于北京市南五环以外的大兴是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郊区，今年夏天大兴诞生了新地王，随后房价也一路飙升。杨少峰说： “这块地是2007年很著名的大兴的地王，当时在2007年的12月份，华润置地以194轮的竞价才以6291元的楼面地价拍到这个地，当时这个周边房价 大概只卖到6千到7千块钱左右，有部份的项目可能8千多，所以当时这块地我们是面粉贵过面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从2007年拿地到现在，华润置地的这块地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不过昔日的地王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丝毫看不出任何动工的迹象。实际上，像这样正在晒太阳的地王在全国各地大量存在。

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说：“有机构专门对07年的地王项目做过调研，那么除了少数是退地的之外，闲置的、未开发的占了绝大多数，一半以上都还是处在待开发状态。”

华 润置地地产公司是华润集团旗下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记者了解到，像大兴17号地这样被闲置的土地，在华润公司还有很多。据统计，截止到2009 年9月底，华润置地公司的土地储备多达 2530 万平方米，在全国开发商中排名第八位。如果按照今年预计的销售业绩来计算，华润置地的土地储备足够开发10年以上。不过对此华润似乎并不满足，就在土地储 备已经足够多的情况下，华润置地今年仍然在大规模拿地。

全国囤地现象普遍 数量非常可观

像华润置地这样拥有大量闲置土地的开发商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他们囤积土地的数量究竟有多大？

陈 国强说：“的确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城市在全国应该是比较普遍，而且数量是非常可观，去年底，(戴德良行)这是一家国际著名地产机构，他们对于我们国内的存量 土地资源曾经有过一个研究，从1998年到08年实际上是房改以来10年时间，就房地产市场开发出来的土地面积大概是31亿平方米，截止到去年底，实际开 发的数字是19.4亿，也就是19亿的样子，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还有将近12亿平方米的地是闲置的、没开发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杨少锋：“已经在这些上市公司的手中，可以够他们开发的土地，多的够它们开发几十年，少的够它们开发五六年，绝大多数是十多年时间，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些供应到市场上的大量的土地被这些开发商囤在手中了。”

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啊。我注意到前几个月，有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就称，要增发几十亿元用于买地，实际上他们买了更多的地以后，又可以到资本市场融更多的资金。

究竟是什么让开发商游走在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中间，不亦乐乎？这场资本游戏最终将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开发商与官员关系千丝万缕 无法监管

在 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看来，企业之所以敢于大规模拿地和囤地，是基于利益驱动。而地方政府纵容这种囤地的行为，同样也是利益驱动。陈国强说： “实际上，它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有利益考量，有和企业关系的，具体经办人或者相关的官员，可能跟这些地块背后的项目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所以这个事情 没办法操作。”

因此，开发商屯地的目的是人为制造土地资源紧张，使土地显得物以稀为贵，从而抬高房价牟取暴利。而在这场资本游戏中，开发商是站在前台的主角，在后台还站着一个分账的，那就是地方政府。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囤地的受益者，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这场游戏变得公平。

如何打通房地产市场的供需链条，让大家走出被高房价胁迫的困境？专家认为，重建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打破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利益关联，让地产商干它们该干的事去

博 主评论：在电视或者报纸上，你经常能够听到一些“经济学家”们讨论房价几年来一路上扬的原因。他们往往会说“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正常体 现”。你也能听到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们抨击房地产商如何赚取暴利，需要对地产商加强监督，并提高土地供应量，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

不要说建房子，就连买 土地的钱，都能拖就拖啊。拖不下去有银行贷款，还有房奴的预付款，还能做假按揭，办法有的是，反正都赚回来的。一切都是专制、独裁的造孽，共产党在中国是 至高无上的，为所欲为。这是官僚勾结官商和奸商抢劫国民的结果，跟市场供求没有关系，跟经济学更没有关系，经济学家们也躲在家里数钱呢。至于廉耻、良知， 早忘了，再说良知和廉耻能换钱吗？

纪委举报网站是新举措吗？狗屁，这网站早就有了，有了八百年了。这次无非就是换了一个网址，不知道为什么，又拿出来炒炒而已。本身拿出来炒作，这手法就令人不信任，要是真心实意做事，你炒什么？根本就没有这必要嘛。

我就曾经用实名举报过，我将一切
信息都公开了，包括地址、电话、照片、邮编等等一切个人信息都包括在内。不但只纪委，而且还包括北京的数十个党、政部委的网站，数百家新闻媒体，我全部都发了，可是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可见他们的虚伪面目。

不
说别的了，就讲美国的几家大公司，在美国接受美国政府调查的时候，承认他们在华商业活动中，向中国国企有关人员进行贿赂以换取商业利益。这事就曾经闹得沸
沸扬扬的，可是相关的企业一概予以否认。纪委介入了吗？没有。事实是明摆着的，那些美国公司接受的是美国政府的调查，而美国政府的动机是为了防止美国公司
在国外的非法行为伤害了美国利益，根本就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同一事件很多其他美国公司承认了在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的商业贿赂。

可是中国
企业失口否认了，他们当然
否认了，因为承认了就有人要坐牢了。那么假如纪委或者说小共是真心实意反腐的话，面对如此真确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不介入？为什么不开展调查？唯一能解释的
合理原因，是对他们来说，反腐败更加是一种整人的手段而非维护国法党纪的手段。假如违纪犯法的人不是他们要整的人或者更高层要整的人，贪污贿赂都是被默许
的。

只要他们觉得是自家人的，要犯法违纪是受到庇护的，站错了位才是真正的危机。只要政治山头不倒，贪点钱算什么？要是真心反腐败，岂不是要把大半个政府和政
党关进监狱？更何况抓人的人，查人的人，整人的人，本身就没有几个身上是没有点污秽的，没有几个是真正干净的，要他们怎么反腐？如何肃贪？更何谈倡廉？

白天在会堂上大说反腐的人，晚上都躺在二奶、三奶乃至八奶身上收钱，这才是小共数千万成员的真实面目。搞个举报网站？你去报吧，只不过他们不理会你罢了，
本来就是一场戏，谁要你真相信了？谁要你真的相信当今中国还有天理人伦了？婊子立块牌坊就成了贞妇了？谁真心相信的？你二呀。

6，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搜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
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
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
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
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
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
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
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
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
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
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
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
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
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
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
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
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
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
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
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
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
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
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
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
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
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
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
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
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
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
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在门边，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每一个车窗，都被人体堵塞。
美君心乱如麻，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老人家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看看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
美君松开了手。
她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转身拉起奶奶的手，说，“我们——很快就回来。”
佛生把她，像货物一样，从车窗塞进去。
龙家院的族人一会儿重新挑起扁担干活去了，我和应扬走在田埂上，边吃橘子边谈天，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应扬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
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
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
眼睛，在洪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认得。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讲，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
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你一
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
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可
是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桠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
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
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洣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
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
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筊。顺筊开释，阴筊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筊。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滩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来到湘江畔一个寂寥的渡口。
刚好是黄昏，江面上开始起雾，薄薄的阳光融进雾气，一种朦胧的温柔色调使对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灵。
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也
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着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
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去锻炼自己。想想，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吗？两人又哄骗又耍赖地让船夫渡他们过
江。
徒步到了益阳，家乡的农民情状，萧瑜记录下来：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毛泽东对农民的苦难，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后，两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烂不堪了，分手时，毛泽东急着回家，因为父母“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三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对着湘江的烟波浩渺，一挥而写“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
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
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槐
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
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
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把扇子，说，“来，陈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学”。我说，应扬，那陪我去看看。
百叶小学，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陈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年轻的老师把“陈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一模一样。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怕、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
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
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
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
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
国，年仅四十六岁。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据博讯网自己的报道，他们是长期受到网络攻击的，基本上都是通过DDOS这个手段，实际上就是造出大量的虚假登陆信息，超出服务器能够承受的极限，于是就造成了服务器的瘫痪。于是普通网友就无法登陆页面阅读了。

技术并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东西，不过往往能够奏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黑客手段，也就是说这是网络犯罪。其实常上去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网站长期遭受同样的攻击，服务器经常受到瘫痪。多维以前也时时受到同样的攻击，还有牛博也曾经是这样。

是
谁有动机有技术有资源对这一类的网站进行常态性的攻击呢？大家都很清楚，只有中共及其政府符合，也只有他们符合这样的要求，就是他们做的。这是犯罪行为，
尽管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犯罪的是中共，但除了中共，没有任何机构有动机的同时，又拥有技术、资金、人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难道他们
不知道这是网络犯罪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国内就处理过很多的类似的案子。这样说是不是显得非常精神分裂的样子？在国内，假如有人从事这样的行为，他
们会调查、抓捕、判决相关人士。而他们自己却在同样的行为，当他们面对他们不希望为国内人士接触的信息、新闻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违法手段处理，也就是说他
们在处罚相似的违法行为的同时，自己却在犯同样的罪行。

相当地吊诡，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在犯罪，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他们在国
内不断地立法、普法的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地从事违法的行为。而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行政行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违法，无时无刻不在滥权。当他们面对“民主人
士”的时候，面对访民的时候，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时时刻刻都在从事违法犯罪行为。这个党、这个政府从来就不惮于从事违法行为。那么他们还反什么黑社会？
还打击什么违法犯罪分子？那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找到我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
   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行道树
   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最好。”你说，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
   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
   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着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于我身世后面那个愈来愈朦胧
不清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
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
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
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
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
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
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
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
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2，躲躲雨
   离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
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
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
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
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
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
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
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
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
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
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
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
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
   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
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
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
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
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
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
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
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
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
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