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我
徐明旭

  我的爱好诗，始自刚上初中。偶尔得到一本《唐诗一百首》，立即被迷住。然后是《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唐诗三百首》、《宋诗选注》、《唐宋名家词选》，再后就是各大家的选集。当时我正师从朱芾甘先生学画山水，只对写景诗词感兴趣，“诗中有画”的王维自然成为首选。光读还不过瘾，于是钞。当我发现鲁迅年轻时也爱钞诗，曾把当时报刊上他喜欢的诗钞成一集，名为《桐花阁诗钞》时，非常钦慕，很想给自己的钞本也起一个风雅的名字，可惜未成功。除了诗词，我还喜欢写景古文，诸如<岳阳楼记>、<永州八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也钞了一本。
  光钞不过瘾，忍不住学着写。可惜没有格律知识，只能写打油诗。我非常苦恼。
  上高中后，在亲戚家发现《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不禁欢喜若狂。原来诗可以这样写，这样平易、这样亲切—-那时我刚开始感到“青春的苦闷”，看到情诗格外动心。于是又钞，把那本诗集全部钞下来—-而且仿照原书直行—-又把当时能借到的二、三十年代新诗人的情诗与写景诗全部钞下来。其中最完整的数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与郑振铎，因为他们都有全集与文集—-郑振铎的诗实在太差劲，但我也如获至宝地钞下来了，可见那时何等入迷—-艾青编选的《戴望舒诗选》与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也全部钞下来。另外还钞了一本朱自清的写景美文。
  从崇拜新诗人很容易发展到崇拜外国诗人，因为后者是前者的老师。于是又把当时能借到的外国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仑、雪莱、济慈、歌德、海涅，以及钱春绮译的《德国诗选》所选各家—-的情诗与写景诗都钞下来。因为崇拜闻一多，而闻又崇拜济慈，我对济慈情有独钟，把他的几首长诗也钞下来了。
  考上工科大学后，我仍孜孜不倦地读诗钞诗，把《花间词》全部钞下来，还读了多种文学史。钞了中文还要钞俄文，我用俄文钞了几百首普希金的短诗，若干长诗与全本《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几十首短诗，若干长诗；高尔基的<海燕之歌>与<鹰之歌>；甚至还有龙沙尔与海涅的诗的俄译。
  钞了自然要学，从高中到大学一、二年级 ( 文革爆发前 )，我偷偷写了上百首新诗，十来篇散文，自编了一本诗文集。文革开始抄家“破四旧”时，我手头的中文钞本与诗文集全部被我偷偷销毁，放在家里的全部被母亲销毁，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有手头的俄文钞本我舍不得销毁，也不怕左派们发现，谅他们也看不懂，无法给我横加罪名—-1970 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左派同学们抄了我的东西，果然因看不懂而放过了俄文钞本。
  这些劫后余生的钞本成为我在贵州打工之余最珍贵的精神美食，1978 年成为我考研的敲门砖。当时许多老大学生不敢考研或考研落第就因为外语忘光了。这也难怪，文革前的大学生大都学俄语，中苏关系在文革中恶化到那样地步，谁还会对俄语感兴趣？我敢说文革十年中，除了俄语专业人士外，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会象我这样津津有味地读俄语背普希金诗。我对古诗古文与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的爱好也帮助我考上了现代文学研究生—-考题中有背诵并诠释鲁迅诗<题呐喊>与点断并翻译鲁迅<魔罗诗力说>一段，各占百分中的二十分。许多考生没有想到会考古诗古文，束手无策。我也没有想到，却胸有成竹—-从而弥补了大学期间因文革而没有学到专业的缺陷。真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
  说也奇怪，考上研究生后，我就对诗歌失去了兴趣。这跟我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及思想解放运动有关，那时认为只有小说才能深刻地描写社会、表现深刻的思想，而诗歌不过是轻飘飘的游戏，情诗更是甜腻腻的梦呓，只能作为繁重工作之余的消遣—-我这里指的是风靡当时的舒婷、顾城、北岛的朦胧诗，他们继承了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的技巧与风格。
  光阴似水，老年不知不觉来临，我对情诗几乎到了厌烦的程度，连我最崇拜的普希金与海涅都不例外，更不必说中国现当代诗人了。我只对抒发人生感慨、蕴涵人生哲理、表现生活情趣、生动描绘自然的，语言流畅、清新隽永的诗感兴趣。例如我年轻时最喜欢普希金的<致克恩>( 能用俄语背诵，每诵则感动莫名 )，如今最喜欢<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古今中外第一好诗，不仅哲理深刻，而且音韵优美 ) 与<冬天的早晨>；我年轻时最喜欢戴望舒的<雨巷>( 每逢雨天必低吟 )，如今最喜欢<我的记忆>与<寂寞>；我年轻时喜欢郭沫若的<日暮的婚礼>与<天上的街市>，如今则喜欢<夜步十里松原>；我年轻时喜欢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与<沙扬娜拉>，如今则喜欢<月下雷峰影片>与<再别康桥>；我年轻时喜欢闻一多的<红烛>与<青春>，如今则喜欢<死水>与<末日>；我年轻时喜欢李金发的<弃妇>，如今只喜欢<律>；何其芳与卞之琳的诗我文革后才看到，前者我只喜欢<花环>与<秋天>( 诗味浓郁 )；后者我只喜欢<断章>与<轶句>*( 哲理隽永 )……40年前令我迷恋不已的新月派、象征派与现代派的绝大多数诗作如今味同嚼蜡，连我对之五体投地的徐志摩与闻一多也只有少数可读，其他新月派的浅薄寡淡较之自由派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后两派除戴望舒与何其芳外更令人失望，那半文不白的语言与故弄玄虚的哑谜简直是对汉语的糟蹋—-李金发始作其俑，许多人蜂拥而上，连卞之琳也难辞其咎—-就象抽象派绘画是对色彩的糟蹋一样。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谜底是什么，更不必说谜不等于诗—-平铺直叙固然不象诗，故弄玄虚也不是诗，关键在于有无诗意诗味—-可惜的是舒婷顾城北岛之后“崛起的诗群”也陷入了同样的泥沼，无怪乎今天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
  与此同时，我对古典诗词萌生了新的兴趣，特别是其中沉郁苍凉地感慨人生的佳作—-例如张籍的“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正与我的老境寂寞相共鸣。情诗毕竟是青年的玩具，老人也玩岂非笑话？
                2003，3，5
  * 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
    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
    不知两岸桃花已远。
      —-卞之琳《十年诗草》附录

成为过去的，就会变得美好
徐明旭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难过，不要悲伤，
  痛苦的时候要善于忍耐，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总使我们感到烦恼。
  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逝去，
  成为过去的，就会变得美好。
 
  这是我中学时就读过的普希金的名诗，当时虽也十分喜欢，但并不觉得特别出色。那时我最迷恋的是“致克恩”那样的情诗。如今我垂垂老矣，对情诗不再感兴趣，却深感“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是天地间第一好诗。
  这也难怪，年青时只憧憬未来，不会怀旧也没有多少过去可怀念、回味，自然不会产生“成为过去的，就会变得美好”的感想。现在我没有未来可憧憬了，却有许多过去可怀念、回味，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感想。
  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用的是全称指代：过去的时光即使完全是痛苦，一旦成为过去，都会变得美好。这在年青人看来很是费解，甚至不可思议。比如说你曾含冤坐过牢、挨过斗、下过乡、流过边，吃过许多苦，受过许多辱，至今铭心刻骨，伤痕累累，你回忆时怎么会觉得美好呢？
  这就是时光的魔术。我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究其大者有：一、1970年上半年在华中工学院挨批斗被隔离，受尽侮辱；二、发配边远山区后坐了一年冤狱，除丧失自由外，还吃尽饥饿、寒冷、潮湿、肮脏、跳蚤、虱子，以及不得不整天与愚人打交道的苦头，差一点瘐死；三、从1970年夏天起在边远山区蹲了八年多，除坐牢外，还打过铁，做过其它令我感到屈辱无聊的工作；四、1982年流放西藏四年，受尽缺氧、缺电、严寒、高山病的折磨，差一点病死。五、1990年秋到美国后挣扎着以“半条命”打工，终于重病缠身。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堪忍受的痛苦，现在回想却很有意思，甚至富于诗意，因为那些痛苦锻炼了我，充实了我，丰富了我的阅历，增长了我的智慧，日后终于开花结果。边远山区八年的痛苦使我写出小说《调动》，轰动全国，流传世界（被译成法文、日文在巴黎、东京出版），终于在20年后得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正面高度评价。西藏四年的痛苦使我写出专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由于它在十年前就预言了2008年314事件，该事件爆发后此书轰动国际与国内中文网、中国暨台湾藏学界与藏政界，这不是很美好吗？
  其实即使在痛苦年代，也有快乐时光。在边远山区我品尝过初恋的甜蜜，在西藏我体验过友情的珍贵，这些在当时就十分美好，无须成为过去才变得美好，何况逆境中的美好比顺境中的美好更加美好。但普希金说得好：“现在总使我们感到烦恼”，因为当我身处“现在”时，并不知道“将来”如何。如果我挨斗坐牢打铁时确切知道我将在几年后获得平反，挨斗坐牢打铁将变成我的精神财富，使我跳出穷乡僻壤，成为文坛黑马，那么我在挨斗坐牢打铁时就会心安理得、心平气和、轻松自如、甘之如饴，就象某些为了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而自愿去流浪、行乞、坐牢、历险或做苦工的作家一样。不幸的是，当时没有任何绝对权威人士或上帝给我打过这样的包票，我那时一直生活在“我还能保住学籍吗”、“我还能活着出狱吗”、“难道我就在大山沟里屈辱一辈子”的恐惧中。这种对未来的绝望压倒了局部的快乐，所以“现在总使我们感到烦恼”。
  这在西藏尤其明显。我进藏时已经人到中年，患有严重的呼吸疾病，身体十分虚弱，一进藏就被缺氧与严寒折磨得奄奄一息，曾因心力衰竭送医院急救。在藏期间，有两个问题始终象恶梦一样压在心头：“我能活着离藏吗”，“就算我能活着离藏，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肯要我”。对未来的恐惧使我不能从容品味“现在”的美好。相比之下，那些“援藏干部”就非常平和、快乐。他们在内地大城市有现成的单位、户口、工作、家庭与住房，进藏两年就可衣锦还乡。他们是带着旅游的好心情来的，遇到缺氧、严寒等也会以“这是暂时的，熬一熬就过去了”排解。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西藏的美好——浓郁的民族风情、奇丽的高原风光、淳朴的人际关系 ( 因为是匆匆过客，没有多少厉害关系，大家客客气气、亲亲热热 )，以及暂时摆脱家庭束缚的自由，等等。如果当时有绝对权威人士或上帝给我打包票说：你进藏四年就可回上海进一流大学，将来还能成为世界闻名的西藏问题专家，那我也会象“援藏干部”一样平和、快乐。
  在美国打工时的心情也一样。正如马克思说的：“焦虑不堪的穷人对于最美丽的景色都是无动于衷的”。
  如今这些恐惧与绝望都成为过去，于是当时在恐惧与绝望的阴影笼罩下的美好片断脱颖而出，使我倍感美好、回味无穷。当时的痛苦与屈辱也因日后变成精神财富与人生成就而使我感到自豪，变得美好。
  即便是十足的丑恶，例如在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同学好友一夜间变成凶神恶煞的狱卒与刑吏、卑鄙无耻的叛徒与陷害者，令我对人性彻底绝望——任何人只要在那样的运动中被陷害过一次，就永远不会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废话——然而正如莎士比亚说的，甚至好友的出卖也能带来快感，因为它使你在震惊之余看清了真相，洞悉了人性，增长了智慧，今后不再轻信任何人，这种成长过程回想起来也是美好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没有你那样的才华，我的痛苦并未变成精神财富，从而改变我的命运，我终生碌碌无为，穷途潦倒，毫无成就，回忆时又有什么美好可言呢？”其实回忆本身也是美好的。无论你在童年、少年、青年与中年经历过多少痛苦、磨难与屈辱，都有生命的热情与蓬勃的活力在激励与推动你，帮助你忍受与反抗。当你进入老境，变得虚弱不堪、毫无热力时，当年的激情就显得格外美好——虽然同时也感到苦涩的无奈。
  这首诗说出了人生最深刻的哲理，不愧为古今中外第一杰作。
               2003，10，31初稿
               2009，3，9修改
 

法国公墓
徐明旭

  上海淮海公园原是法租界公墓，人称法国公墓，俗称外国坟山，与我家只有一街之隔。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要从它门前经过。由于围墙阻挡，看不见里面。1958年春，由我所在小学出面联系，让我所属的少先队小队进去“捉麻雀”，才使我得窥其庐山真面。
  我一进去，就被无数精美的大理石雕像、墓碑、十字架与祭亭震撼了。那墓碑与十字架上庄严堂皇的洋文与简洁有力的浮雕，那相貌奇特、神情肃穆、赤身裸体、栩栩如生的安琪儿与悲哀女神，无不给我以强烈冲击。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小学生，对西方艺术几乎一无所知。但法兰西文明的魅力仍使我的幼小心灵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同时又有点害怕死人作祟，幸亏我们人多，又在白天，还有胆子玩。
  公墓保存得很好，到处草木茂盛。我们没有捉麻雀，而是热心采食已经发红的桑椹。幸亏我们离开时，管墓人没有查问我们有否捉到麻雀。仅仅过了一两个月，政府决定把它改造成淮海公园，所有墓碑、石棺、雕像、十字架与祭亭都被砸得粉碎。所有遗骸都被装进大瓮运走。周围盛传有的石棺中死人栩栩如生，还有数不尽的闹鬼故事。这年秋天，大功告成，那时我已进初中。我与姐姐、弟弟去游玩时，看不到任何公墓痕迹。只有中央的哥特式袖珍教堂房子还在，里面面目全非，变成公园管理处。由于面积太小，公园没有水池与假山 (文革中用挖防空洞的泥造了一座小土堆)，更没有参天古树与百年紫藤。但它仍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春天我去那里寻找第一丝柳叶与第一朵迎春花、桃花、杏花、蝴蝶花、碧桃与垂丝海棠。夏天我去那里听蝉乘凉。高中时我狂热爱上文学，特别是诗歌。读了雪莱的<夏日黄昏的墓园>后，我久久注视着淮海公园里哥特式教堂遗留的尖顶 (顶上的十字架早已被砸)，用力回忆法国公墓的最后情景，为它的毁灭无限感伤。文革开始后，连这个哥特式尖顶都被削平了。同时一夜间冒出无数退休工人，把淮海公园变成老人院。他们坐满了凉亭、茶室、长凳与花坛的水泥围栏，以至许多老人游园时必须自带小凳。改革开放后，这里开起了咖啡厅、饭馆、花店与儿童游乐场，把老人们挤到角落里去了。至于花坛草坪，反而变成公园配角。法国公墓或外国坟山的名字，恐怕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在我读雪莱<夏日黄昏的墓园>近30年后，我去了美国。我失望地发现，美国的公墓非常简陋，没有大理石雕像与祭亭，只有小块石碑，毫无艺术性可言。我认识到只有法兰西民族才有那样的艺术基因，我于是更加怀念法国公墓。
  在我读雪莱<夏日黄昏的墓园>40年后，我终于造访了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当我看到久违了的大理石墓碑、十字架、祭亭、安琪儿与悲哀女神时，仿佛遇到了童年时代见过的、早已逝世的友人，同时产生“莫非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幻觉。
  这个世界闻名的公墓里有五千多颗树，葬着一百多万人，每年有二百多万游客。这里长眠着巴尔扎克、莫里哀、萧邦、罗西尼、王尔德、普鲁斯特与其他许多名人，还有普法战争阵亡战士纪念碑与巴黎公社墙。由于时间紧迫，我只瞻仰了巴墓，途中路过普法战争纪念碑。我年轻时读过巴翁许多小说，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如今虽不再崇拜 (他的文笔实在太繁琐)，仍然非常敬佩他。在灿若群星的法国作家中，能把各个阶级、阶层、种类、职业、身份、年龄的人物都描写得栩栩如生，作品数量又如此惊人的，恐怕只有他一人，就凭这点也不朽了。不知为什么法国人只承认雨果、左拉与大仲马为伟大作家，把他们葬入伟人祠 ( 万神庙)*，却冷置了巴尔扎克。
  坟墓的大小与装璜也象房子一样反映建墓者的财力。这个公墓里大多数墓都没有墓主雕像，只有少数有雕像，极少数有全身雕像。巴墓介乎中间，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头像，从两米多高的墓顶冷静从容地、洞察心灵地俯视来者，令我想起罗丹博物馆里的巴翁塑像。在那两尊著名的塑像中 (一尊裸体，一尊睡衣)，我更喜欢裸体，因其更生动地表现了号称“文坛拿破仑”的巴翁得意洋洋、踌躇满志的神情。巴翁终生贫穷，债台高筑，英年早逝，未能尽才。法国人虽然喜欢他的小说，却不肯资助他。倒是俄国贵妇人爱娃崇拜他、爱他、资助他，同他结婚。这座墓就是她修的，她也葬在这里，墓碑上还刻有她的名字（她与前夫的女儿也葬在这里）。她的爱和情义使她和巴尔扎克一起不朽了。
  巴墓前有一枝花，说明除我外还有人崇敬他。墓前两个石雕花盆里长着两小丛青苍可爱的菖蒲，好象今年刚种的一样，象征着巴翁作品的生命力。我在墓前留影时，几个象是美国来的白人游客驻足冷眼旁观，想必是探究墓主的姓名身份。如果他们没有看见我在那里留影，恐怕不会在巴墓前停留，这又说明了文学的衰落、时间的无情，伟大如巴尔扎克也无可奈何。其他比巴墓更豪华的有钱墓主，如今还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是谁？
  人生原不过是个梦，何须留什么痕迹？      
             2002，8，24，第二次游巴黎归来后写定
  *巴黎万神庙里共埋葬了 70 个名人，其中作家 6 人。除了雨果、左拉与大仲马外，还有伏尔泰、卢骚与马尔罗。伏与卢的名声主要来自思想家，马曾任文化部长。他们三人葬入万神庙主要因为文学之外的因素。
 

徐明旭

在风光明媚的日内瓦湖畔，“汉藏会议”开幕闭幕了。有些“民运大佬”引人注目地缺席，可见尚爱惜自己的羽毛。有的精英在流亡之初曾不屑与达赖为伍，此时却向达赖献媚。大江东去、大浪淘沙，20年时光的魔术令人感慨。

 达赖本是反民主、反人权、极端黑暗腐朽的农奴制的末代君主（达赖自己也承认旧西藏是农奴制，参见拙文《西藏农奴制自达赖而来》），中世纪残渣余孽，浑身长满绿毛的政治僵尸。西方人权卫士为了分裂中国，把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挖出来，涂脂抹粉、梳妆打扮、打气输血、万般吹捧，使之复活成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最时髦的僵尸明星，可谓独一无二的奇观。特别是他的部下在去年314事件中残酷杀害了包括婴儿与少女在内的18名汉藏平民后，西方人权卫士更加起劲地吹捧他为“人权斗士”，可见他们喊得震天响的“人权”就是残酷杀害包括婴儿与少女在内的平民，他们为何不吹捧本拉登为“人权斗士”？

达赖的魔鬼嘴脸既已暴露无遗，某些民运精英还要阿谀奉迎他，可见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不得不借助达赖的魔光反衬自己，也顾不得那光是什么底色了。

会议达成了一项“共识”，然而何频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可见“共识”不共。这项不共的“共识”再次重复了被达赖重复过无数次的谎言，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对此我在拙文《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驳斥过了，不再赘言；“西藏的文化，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面临被灭绝的危机”，我在拙文《满纸谎言，居心险恶——评达赖喇嘛在310五十周年集会上的讲话》中业已用大量事实证明，达赖才是毁灭西藏文化、宗教、语言与生活方式的罪魁祸首，他完全是贼喊捉贼；最后说“与会者高度尊重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什么是达赖的“中间道路”？他在会上的讲话作了解释，那就是“西藏三区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我在拙文《鼓吹大西藏自治就是煽动种族战争》指出，那是一个包含极大祸心的阴谋，目的是把中国拖入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中去，达赖是个超级战争狂人。

达赖还说：“西藏境内的局势一直处於紧张状态，由於对治藏政策的不满，去年三月，遍佈西藏三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中共却歪曲地宣传为藏人对汉人的仇视，试图在藏、汉民族之间挑起事端，致使两个民族中出现了不必要的猜疑。庆倖的是众多的华人知识份子，没有被中共的宣传所误导，他们凭藉自己的智慧和学识，通过独立的思索、分析和判断，看清了事物的本质，并利用各种媒介，表达了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理解，声援藏人，这是值得欣慰的，也可以说是正义的胜利。”

 这真是恬不知耻的弥天大谎！请问达赖，314事件既然是“和平抗议”，那么在拉萨残酷杀害18名汉藏平民的凶手又是谁？如果真如达赖所说，他们是被中国武警化妆的藏独暴徒杀害的，那么今年4月拉萨法院判决314暴徒落牙、刚组、达瓦桑布、洛桑坚才与旦增平措后，达赖为何至今不敢否认他们是藏人与凶手的事实？

达赖驻台湾代表达瓦才仁今年4月9日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一些藏民在拉萨采取放火等一些过激行动的目的是对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当地少数汉人的特权表达强烈不满，但是不能认定他们有行凶杀人的动机。就像中国政府的判决书认定的一样，他们(被判刑者)所有那些行为(或者是放火)，都是由于西藏人被边缘化以后的一种泄愤。而他们造成一些人死亡的这种后果都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要杀人的那种意念。”他的话明确无误地承认被判决藏人是杀人凶手，无异扇了达赖一记响亮的耳光。

达赖作为一具僵尸，早已丧失了羞耻的感觉，所以才能挨了这记耳光而若无其事，继续在世界各地高谈“慈悲”、“和平”与“非暴力”，这就是他比本拉登伟大的地方。本拉登从不否认他是杀人凶手，也从不高谈慈悲、和平与非暴力。

遗憾的是，某些民运人士去年曾义愤填膺地谴责过314事件中的藏独暴徒，如今却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与达赖达成了上述颠倒黑白的“共识”，不知他们有什么样不便明言的的苦衷？他们的“智慧和学识，独立的思索、分析和判断”就是认同达赖颠倒黑白的弥天大谎吗？

我在拙文《民阵向达赖磕头称臣》中说过：“达赖将民运视作一堆臭泥，本不屑与之为伍，他与民运人士虚与委蛇，不是因为后者有什么力量，而是为了造成’汉族人民也支持藏独’的假象，欺骗自己的洋主子，乞讨更多施舍。民运一方面被达赖蔑视，一方面又被达赖利用，真是又可怜又可悲。”某些“民运大佬”缺席此会想必因为不甘心既被达赖蔑视又被达赖利用。

 但愿那些与达赖达成共识的民运人士不被这具僵尸拖入地狱里去。

——兼评“范跑跑”的“先跑有理论”

徐明旭

去年物价飞涨时有位央视主播针对某地教师要求加薪说（大意）：教师是天下最高尚的职业，怎么能谈钱呢？

这位主播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里这样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文化、科学、政治、宗教等活动。这话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教师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住房养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东西都要用钱购买。从未听说过哪个公司、超市、店家或小贩听说顾客是天下最高尚的教师，就白送商品给教师。按照这位央视主播的逻辑，教师应该饿着肚子光着屁股进教室才算高尚。果真如此，央视会去教室现场采访饿肚子光屁股教师并向全国播放，将其尊为“天下最高尚教师”吗？

由此想起了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毫无疑问，在大地震中有许多教师让学生先跑，自己被砸死。他们都是平凡的伟人，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同样毫无疑问，在大地震中抢先逃跑的教师不止“范跑跑”一人，只是唯有“范跑跑”在博客上发表了“先跑有理”的言论，引起全国网民的愤怒声讨。

用圣人或英雄的道德标准——舍己救人——衡量“范跑跑”的言行，当然是卑鄙的。然而无论是中国教育部制定的师德规范，还是他与学校订立的雇佣合同，都未要求老师在灾难来临时牺牲自己保全学生，所以“范跑跑”的言行并不违反师德。

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家长们要求老师在灾难来临时牺牲自己保全学生，等于给自己的子女买了一份保命保险，然而他们却不给老师一分钱的保险费。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这样的保险是无效的。

有些在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家长平时并不尊敬薪水菲薄的老师，把老师视为自己的免费的仆人，甚至暗中嘲笑老师是“穷酸秀才”，对慈善事业与公益事业一毛不拔，却要求“穷酸秀才”在灾难来临时牺牲自己保全他们的子女，这符合他们自己遵奉的市场经济法则吗？高尚吗？ 200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