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虽说偏远，却因海拔高，夏天避暑，冬天滑雪，高山湖泊星罗棋布，峭岩和岛屿上的城堡比比皆是，被德国当局列为“第一旅游胜地”，从欧洲各国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小镇及周围三四公里方圆内，有一百多家旅店、家庭客栈和很有规模的度假村，四星、五星级的饭店就有二十多家，夏天和冬天都人满为患。这里离慕尼黑两个小时火车，每小时一班；离奥地利边境开车不到10分钟；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共有的欧洲第三大湖——博登湖，在西边不到40分钟车程；往东北方向到德国人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峭岩上的天鹅堡，开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瑞士和意大利的山影也在南边历历可见……
　　阿尔卑斯山实在是地球上的旅游“富矿”，不过在中国人中似乎还不太知名。其实我们早就见识过它了：从影片《音乐之声》，从“007”系列电影，从理查·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

按照时间从新到旧排列：

花花世界：阿尔卑斯山居即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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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此：阿尔卑斯山居即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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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犹存：阿尔卑斯山居即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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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阿尔卑斯山居即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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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有山：阿尔卑斯山居即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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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见山：阿尔卑斯山居即景（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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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若干照片，关于啤酒节，关于牛，关于儿童……也将每天一组连续贴上。照片拍得并不高明，只是感慨于另一种生活方式。敬请批评！

我与啸风司长并没有共过事，在1977年4月至1979年4月期间，我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时，他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任第三编辑室主任。我于 1979年4月正式向教育部提出辞职，获准于5月初回武汉大学工作。年初，刘西尧调离教育部，蒋南翔重新回教育部任部长。我离开以后，高教司一分为三，变成了高教一司、二司和三司。我估计就是在这时，南翔同志让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部分干部归队，以克服当时掺沙子进来的大部分干部不懂教育的状况。后来得知，中央任命黄天祥同志为高教一司司长、季啸风同志为副司长。

我回武大后，先后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和校长。此后，啸风司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我们接触也多了起来。从频繁的接触中，我们彼此信任，都热爱教育，主张说真话，励志教育改革，痛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于是我们成了知心的朋友。下面，我仅回忆几件往事，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笃信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因为我相信唯有改革才能振兴武汉大学。于是，我们选择教学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的教学制度，从而营造了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但是，一些思想守旧的人，说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搞乱了教学秩序，学风变坏了，等等。群众中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足为奇，问题是作为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也对学分制进行诘难。为了澄清是非，支持教育改革，黄天祥和季啸风同志决定，于1984年5月派出五人调查组，在武汉大学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查。他们写出了翔实、有说服力的报告，从而堵住了何东昌之口，也刹住了一股诋毁改革的歪风，这是对武大改革极大的支持。

同年，我到北京出差，啸风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一次，他在教育部医务室看病，这时何东昌走了进来。他问季啸风：“你是哪个单位的？”季说：“我是江苏盐城地区教育局的。”何说：“啊，你们盐城地区的职业教育不错哇！”啸风感到哭笑不得，没有再搭理他。到了1985年整风的时候，啸风在会上讲出了他与何东昌在医务室的一段对话，并尖锐地批评说：“作为部长，首先要认识司局长，他们是部长直接联系的对象，如果连司局长都不认识，那怎么联系群众，又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在教育部啸风同志身兼二职，除了高教一司副司长的工作外，他还兼任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他事业心强、魄力大，决定在全国建立三大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对于文科教材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大学出版社承担了全国经济、财经、法律类成人教育教材的出版，不仅满足了当时成人自考的需要，而且使武大出版社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武汉大学出版社成为全国先进出版社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因励志改革而冒犯了何东昌，他以不正当的手段于1988年2月10日免去了我的职务。啸风得知以后，极力为我打抱不平，亲自上书多位中央领导，请求查处。我于2月28日收到他的来信说：“今日从刘益清（注：蒋南翔秘书）处获悉，中组部已接到批件，要对撤你职一事进行调查。是谁在什么文件上批的？不知道，估计不是叶选平的，就是你通过邓垦送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对两个报告，甚至是小人物我的报告。不管怎么说，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小婿告，你有70％人的拥护，上门慰问者达八百。寒假快结束，大学生回校，感想敢说，会出现什么情况，难料。”

啸风同志给我来信，称我为“刘道或刘公”，而落款是“知名不具”。啸风同志年长于我，学高于我，所以我总是称他为“学长”或“季公”。由此可见，我们彼此肝胆相照，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 六·四”以后，我因支持学潮而受到清查。他无所畏惧，为我所遭受到的不平敢于仗义执言。1985年，啸风同志主持编纂《教育大辞典》，他邀请我作顾问，可是“六·四”以后，一些人反对我作顾问，为此事他去找常务副部长张承先同志力争，但承先同志很为难地说：“此事我实在无能为力，请道玉同志谅解。”他编写了《教育群言》一书，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部分领导对此都表示反对，而啸风却坚持说：“宁肯不出书，刘道玉的文章不能抽掉！”

啸风同志因病在邮电医院住院，1991年1月19日下午我去看望，我们谈论了中国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他主编的《中国大学变迁》一书，其中涉及到我的有一段话：“中国著名的化学家，曾获得法国总统最高荣誉勋章”。他把清样寄给武汉大学征求意见，学校在退回的信件上，删去了“著名”和“获法国总统最高勋章”几处。于是，他又写信给武汉大学副校长陶德麟，问他：“那是不是事实，为什么不尊重事实？”但一个多月了，他们根本不回复。最后，啸风自行决定：“反正文责自负，我也不管他们了。”

何东昌思想保守，不仅自己不改革，而且还压制和打击别人改革，在教育界的口碑实在差得很。他在“六·四”前后的表演很充分，落得了一个“老白猫”的诨名，人们都盼望他早一点下台。1992年5月21日，啸风写信给我，开头他就说：“今有喜讯相告，‘白猫’左王 5月下台。此事有人已见诸文字，有人得知上级已跟他谈过话，有人从组织部得到了证实。”

在朋友和校友的支持下，经过武汉市人民银行和市教委的批准，1994年3月8日，正式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1994年3月23日，我在给啸风的信中写道：“我成立这个基金会，是我对教育改革的钟情，是我参与意识的反映，也是我十多年教育改革生涯的继续。我曾说过：‘有人把我从改革的舞台上推下去了，而我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屹立在教育改革的舞台上。今天，我的愿望实现了！’改革的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我有思想准备，也会知难而进。我愿作为教育改革的铺路石。在今后的活动中，您及其他朋友们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道治受我之托，欲请您担任本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职责谅卫已告）。如蒙应允，请赐复，随后寄上聘书。请向一良、明义先生一并问候！”

周一良是教育部办公厅的主任，孟明义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室主任，他们与啸风都是基金会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都是知心的朋友。只要我出差到北京，我们四人肯定是要聚会的，谈得最多的是何东昌和教育改革问题。1994年5月4日，借庆祝五·四运动75周年之际，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师大顾明远先生也是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基金会开展活动的计划，重点是研究、宣传和实践教育改革，奖励教育改革者和有重大创新的教改研究成果。

2000年1月20日，我收到啸风的信，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我国教育的关切和忧虑。他写道：“中国在腾飞，社会在进步，这是铁的事实。但许多落后、腐败现象，乃源于人的素质问题。而要从战略的高度，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我认为最重要的措施在于教育。张謇在他所办的南通师范学校中，留下一份题词：‘何以救贫？何以救弱？何以救愚？教育，教育！’抗战前一年，我进入该校，对此名言，深为崇敬，将终生不忘！”他继续写道：“目前，中国教育尚没有提高到‘兴国之本’的战略高度。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年代，许多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现在，人才外流，学术梯队青黄不接，都不是小事，光靠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的这些看法都是很深刻的，但是国家教育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仅教育界的意见不听，即便是他们身边的离退的领导干部的意见也从不征求。

在我与啸风交往的二十多年中，我深为他忠诚教育的赤忱之心所感染，今天我之所以仍然在追求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鼓舞与支持分不开的。可是，在啸风病重和逝世时，我竟然毫不知情，一个长期受教育部当权者打压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收到他们的讣告，以至于我未能对诤友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借写这篇短文之机，以表达对这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和铮铮铁骨的挚友表示深切的怀念！

　　墨西加利（Mexicali）与美国的加利西哥（Calixico）本是一个城市，被国境线一分为二，两个城市的名称，就将“墨西哥”截成两截，和加州的简称“加利”加以组合，墨西哥那边是城市的大半，将“墨西”放在前面，称为墨西加利；美国这边是城市的小半，将“加利”放在前面，称为加利西哥。

　　高：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夫人，最令外界憎恶的，就是江青，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恶感，来源于讨厌江青；而最令国人称道的，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不少人对周恩来的好感，来源于尊重邓颖超。江青给毛泽东减了分，而邓颖超却给周恩来加了分。
　　程：这种心理，恐怕与中国人对为妻之道的理解是有关系的：不喜欢当老婆的那么招摇，那么嚣张，那么政治化、那么比丈夫还热衷于抛头露面。民众从感情上不喜欢江青这种老婆，更乐于看到邓颖超这样的妻子，不声不响“为总理补睡衣”，默默扮演一个贤内助的角色。
　　中国的“第一夫人”绝不能张扬。就像乾坤互补，阴阳调和，人们希望元首是太阳，“第一夫人”应该是月亮，而不是第二个、小一号的太阳，更不能是同一号甚至大一号的太阳。
　　时人爱说“中西方文化差异”，关于“第一夫人”的要求，正是这种差异的表现之一。你能想像吗，中国的领导人像法国总统萨科齐那样，在任期之内办理离婚，然后闪电般认识一位名模、一位在歌里唱道“有过30个情人”的歌星，三个月后宣布结婚？你能想像吗，中国的领导人像阿根廷总统贝隆那样，结识一位出身贫贱、人尽可夫的妓女，毅然决然认定她就是自己的幸运之星，非她不娶？
　　高：比起来，毛泽东还有那么点不把名节当回事的反潮流气慨，那么多人进谏说江青名声不好，他也我行我素。
　　程：即使如此，江青从上海滩不时闹出花边新闻的影星，到“人民大救星”的革命伴侣，也并非摇身一变、一次到位，而是经过了若干进化环节，才从泛黄，到洗白，再到染红。而后来的中国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位敢娶与娱乐界有牵涉的女性，唯一的异数，是当今王储习近平。不过，他的夫人彭丽媛，也决没有蓝苹那样有声有色、敢想敢为。
　　高：她属于“主旋律”，而不属于“流行曲”。

　　高：美国和西方，如何看待“第一夫人”呢？
　　程：美国总统是亿万选民选的，“第一夫人”是总统还没进白宫时自个儿选的。不过民众从来没有将第一夫人的言行只看成总统家庭的隐私。
　　美国“第一夫人”也是“众口难调”，要找一个“第一夫人”典范也很难。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太奢侈；里根的夫人南希？太干政；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太护短；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太强悍；布什的夫人劳拉？太懦软……
　　有一个笑话：
　　克林顿与夫人有天开著车去加油，正巧在加油站干活的，竟是希拉里的旧时男友。
　　克林顿便对希拉里打趣说：“你要是嫁了他，你现在就是加油工太太，而不是‘第一夫人’了！”
　　希拉里怎么答？她笑了一声：“我要是嫁了他，你现在就是个加油工，他就是总统了！”
　　将克林顿能进白宫，全归功于希拉里，当然只是个笑话，但也说明，“希拉里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并不认为她这种性格适合当“第一夫人”，“买一送一”（Buy one get one free）的牢骚话就表明不满。
　　美国人对“第一夫人”的基本要求是：要辅佐丈夫，并从事某一经过精心挑选的、最好是非政治性的慈善事业。当然，这难不倒她们，她们都找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舞台。
　　我们可以将那句有名的俗话换个花样说，每个美国总统的后面都站著一位能干的“第一夫人”——除了林肯总统那位暴戾的夫人玛丽、皮尔斯总统的那位忧郁的夫人简等少数例外。

　　程：人们很少设身处地去体会官夫人的无奈，人们只看到官夫人受到众人捧场的风光，她们叹叹苦经，往往得不到人们同情，认为她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至少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吧！
　　高：你们在书中写到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对他被选中接班心中战战兢兢。
　　程：丈夫时刻处在政治风险之中，妻子怎么可能有安全感？王光美、叶群甚至江青的前车之覆都还在眼前。再说，高官夫人等于丧失了自由：身处这样的位置，对丈夫的身体、孩子的学业，都肯定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表态，都得三思而行，弄不好，不是政治漩涡就是外交风波；行动上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了，别说上街买菜、逛公园串门，就算自己能练得对保镖视而不见吧，前呼后拥的也让别人吃不消；更不用说，与丈夫的感情交流不可能不受到严重干扰，交心谈心？丈夫哪里有余暇，哪里又有闲心？
　　美国有很多像《第一夫人的保镖》（Guarding Tess）这样的电影、电视剧，描写“第一夫人”的内心苦闷，性格变态。这不能看成好莱坞的渲染噱头，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例证：斯大林夫人娜杰日塔·阿莉鲁耶娃就痛苦不堪，年仅30岁在卧室里饮弹自尽。
　　中共曾经想了一招，将许多领导人的夫人，都任命为丈夫的办公室主任，“文革”中这蔚为大观：林彪的夫人就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吴法宪的夫人就是吴法宪的办公室主任，其出发点，不外乎想让丈夫能有自己最信得过的贴心人来处理自己的机密事务。但是客观上，也使得夫妇之间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或许能加固婚姻。不过，这同样是私权侵犯公权。
　　高：对，这样夫妇也更容易联手搞鬼。难怪毛泽东后来很不高兴地说：“我历来不主张老婆当办公室主任”。

　　程：你知道中国有个舒婷吧？对于人们加给她的“女诗人”这个头衔，她进行分解，排了个顺序：我首先是“人”，其次是“女人”，第三是“女诗人”——首先，要有人格；其次，有女人的欲望；第三，有自己专注的领域和成果。
　　依此类推，撇开每位官夫人各自的职业、事业不论，只谈官夫人这个身份，也不妨分解成“人”，“夫人”，“官夫人”，不同的人，按照重要程度，会有不同的排列顺序：
　　夫人，官夫人，人；
　　官夫人，夫人，人；
　　人，夫人，官夫人……
　　每位官夫人乃至“第一夫人”，心目中大概都有自己的排列顺序。能否当好官夫人，就看她是否猜准了正确的排列顺序！